笔者与周素子女士虽曾同城生活、同校执教（杭州民联夜校），缘悭一面，近年才读到她的《右派情踪》（2008）、《晦侬旧事·老家的回忆》(2010)。前书余英时、胡平序，后著周有光、沙叶新序，张充和题签，可谓“名家荟萃”。不过，我之所以撰写本文，并非凑“名”，实为心动——感觉很有必要将周氏家族赤难推介世人。《晦侬旧事》忆述很多细节，直击毛时代“激情燃烧的岁月〉，真切感受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国人是多么的不幸！大陆沉，五岳悲；诗书弃，礼乐废；天柱折，大道微。
“文化革命”浩劫的十年中，我们全家人的遭遇可以写一部廿四史。 [1]（《晦侬旧事》，页99）
“晦侬”乃周氏老家雁荡山下大荆镇老宅名——晦侬别墅（寓意隐晦低调），名之于集，怀故乡矣。
周素子夫妇
周素子（1935～ ），浙江乐清人，先后毕业于杭州师范学校（音乐专业）、福建师大音乐系，尚未出大学门，也未写一张大字报，惟才高招嫉（当地大型音乐会均独奏钢琴），加上成分不佳（国民党官僚），一九五七年跌落“右”网。闺秀成贱民，嫦娥成“毒蛇”，逐出教室，打扫厕所，帮厨弄煤、放鸭养猪，接着下放林场劳动改造，生活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中，羡慕不识字而“无忧无虑”的山农。
一九五八年底，“右派”嫁“右派”——陈朗（《戏剧报》编辑）。
一九六0年十月，周素子随夫发配兰州，母女俩“自愿”迁出北京户口（迁入比登天还难），长期无业，全靠丈夫微薄薪金度日，一生风雪坎坷，故事很悲很长。
一九六六年文革，抄家四次，一度封门逐出，逃至卫戍司令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睡在会客室板凳上，以收破烂、糊鞋帮为生。一九六八年再被赶出兰州（“地富反坏右”等九种人不得居城），下放陕西富平农村。一九六九～七0年，从富平农村户口转迁杭郊转塘镇，过程足够写一篇小说。好不容易拿到杭郊转塘派出所的“准入证”，再赴西北富平，在公社办公室坐台阶二十多天，感动办事员，同意将户口转回兰州；接着上兰州公安局“折腾”九天，死磨硬缠，总算搞到兰州迁杭郊的“准签证”（赢得办公室外“跑户口”者集体羡慕）；然后，千辛万苦春节前“蹭车”回杭（各地车站均挂出“一周内通往全国各地无票”），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八月之艰，居然将母女四人户口成功转回杭郊。此后，八年小镇杂货店售货员（月薪27元），沦“右”后最稳定的饭碗了。
十多年里，她的感觉是：丈夫虽戴罪服刑，毕竟还有一片狱瓦可栖身，还有一碗牢饭可吃，母女四人却流离失所，温饱难求，“他的境遇虽恶劣，但对我还算安慰。”她与三个女儿长年生活在毫无希望的困苦中。
“不容然后见君子！”（《史记•孔子世家》）苦难中的素子仍存远志，聪慧好学，除音乐专业，学过针灸、裁缝，像母鸡一样护着三女，颠沛流离中，千方百计让她们接受初级教育，为三个女儿的日后发展提供了最最重要的第一台阶。但母女们的“右难”仍在继续。年终，公社召开“对敌斗争大会”，素子照例要被揪上台示众，孩子们也跟着遭殃。大幼的尿盆成了全宿舍公器，每晨还得去倒，稍露抱怨，即遭耳光，饭菜票也被“革命的小朋友”公然拿用，饭盒扔入山沟。一九七八年，文革结束两年了，仍不让大幼上高中，因为高中“只为贫下中农服务，不培养右派子女。”是年，二幼考取杭州艺校，因成分被涮。[2]
一九七八年底，素子“右派”改正，返城任教杭州机械工业学校，丈夫也改正返京复职，夫妇终得团聚。青年“右派”夫妇多被拆散，终得团聚者极少，因此他俩的故事在中国剧协传为佳话，公认周素子比苦守寒窑的王宝钏还伟大。一九八六年，周素子任《风景名胜》（杭州日报主办）杂志编辑。一九九五年，退休的周素子投奔女儿移民新西兰，总算脱离恐怖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
丈夫陈朗（1924～2017），浙南温岭人，出生杭州，父亲秀才，伯父民初军官（管辖半个浙省），土改时，划成分“破落地主”。陈朗六岁能诗，七岁能赋，一九四五年考入内迁的国立杭州艺专，一九五一年供职中苏友协，一九五六年调中国剧协，《戏剧报》编辑。一九五七年因言划“右”，下放保定安国县农村、京郊怀来桑干河畔，监督劳动。一九六○年十月再逐甘肃，文化局下属戏曲艺术研究会刊物编辑、剧团编剧。文革初期，押上万人大会高台的“牛鬼蛇神”，监押囚禁。一九七一年，罪名从“右派”升级“反革命”，送往青陇交界的红古农场劳改十三年，妻女前往探望，竟不准交谈。一九七九年“右派”改正，返京复职。三个女儿因十三年未见父亲，连一声“爸爸”都叫不出，用老家方言称他“老倌精”——对老人贬中有褒之称，以掩盖情感生疏造成的尴尬。[3]
乐清大荆镇周家，当地望族，诵读诗礼，藏书几十箱，每年梅季后要晾晒发黄线装书的。高门大户的周氏家族，人丁兴旺，佣仆成群，从不娶大脚媳妇，每年给孙子的压岁钱是银圆，且照例重男轻女，媳妇生男，地位连升三级。
祖父周莲波，大荆镇商会会长。大伯父周李光（1882～1916）出身上海政法学校，秀才、武举，全县三位同盟会员之一，在杭州策划革命；一九一一年，杭州新军起义，周李光率领敢死队攻战，杭州光复后，又参加浙军攻克金陵战役。一九一二年，浙军凯旋，周李光得任临海县知事，次年升任杭县知事，三年任满，提升苏州府尹，未及上任，突患痢疾辞世，墓道立有翁仲石马。据说杭州湖滨六公园为纪念这位“六介公”而命名。
父亲周光裕（1899～1962），出身浙江第一中学、乡里小学校长，抗战前后供职皖南国民党部，另娶别室；抗战后回乡，雁荡中学教员、乐清县参议员、大荆镇长、雁荡山管理处主任。一九四九年后，家族遭覆巢之难，老宅抄没，扫地出门，人员星散。周光裕失业、下放，戴帽“历史反革命”，一九五八年与老妻以极低价购居杭郊钱塘江边一羊圈，两老、一女、两孙，全赖二子（浙美教师）每月三十元接济。一九六二年，这位“民国遗老”殁于这间无电灯的土屋。（页45～47、160）
周家苦难
长兄周昌澍（1927～1998），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南京中央警官学校，当了几个月的警察。一九四九年五月因对中共抱存幻想，也因爱妻怀孕，不忍抛离赴台。不料，妻子死于产褥热，悲痛欲绝，打动小姨施秉贞（中学生），与姐夫林中盟誓，共抚姐姐遗孤。此时周昌澍失业，一九五0年秋考入中共上海江湾军事交通学校。一九五一年冬因“忠诚老实”，天真交待个人历史，包括岳兄在家乡秘密给他的一张国府委任状，获刑七年，押安徽铜仁山区劳改（修铁路等），劳动场地架著机枪，席地而睡，拥挤不堪，一人翻身须全体配合，早晨起来，身下成片压死臭虫。刑满留场继续“二劳改”，接着莫名其妙再加刑五年。一九六二年释放，一米七八的汉子饿得皮包骨仅四十多公斤，且不给任何“出路”——不安排任何工作。一九八0年平反，见到分别三十多年的小姨。小姨守身坚持十多年，实在没办法生存，为衣食而嫁，梦中常呼姐夫名字，婚姻失谐。一九八四年，周昌澍再婚，一九九五年随后妻回永康，一九九八年殁。（页56～59）
大姐周素琳（1921～？），简师毕业生，乡村小学校长，本与丈夫一起任教（全校就两位教师），安详度日。一九四九年后，被免校长，丈夫因未主动交代中学参加三青团（队长），劳教三年，回家后失业，小布店被“公私合营”。公婆、祖母、夫妇、七个孩子，全赖大姐一人微薄薪金。丈夫绝望自弃，潦倒不堪，一九七0年代早逝。七个孩子因农村户口，加上父亲“反革命”，无有任何工作机会，惟长子读到高中，其他六子仅初中、小学文化，均从事简单体力职业。（页83～86）
二姐周素琛（1925～1989），少女时代冰清玉洁，数次抗婚，任教杭州教会小学，一九四九年初嫁杭州中正中学代校长张正。张正乃抗战牌中共党员，曾与乌兰夫一起“闹革命”，后弃政从教，此时已待业。一九五一年“思想改造”运动，进了干校的张正久久不能毕业，从隔离审查到劳改二十余年（煤矿苦力）。二姐被迫交出家中1.6斤黄金，再缴出一部留声机、两辆自行车、一幢杭城石库门房子，不久精神分裂。一九五七年，因出身地主、丈夫反革命（纵然离婚也连着），又查出她中学曾任三青团分队长，不但划“右”，且开除公职、下放杭郊山村，既没了收入，也没了城市户口，迫于生计，下嫁目不识丁农民。文革再遭批斗，精神分裂复发，每晨漫走山野，失足水库而亡。（页86～102）
家族之难
堂兄周显煜（1918～1951），一生不学好，吸毒、赌博、跟戏班子，偷家里钱物，一九五一年被举报与雁荡山土匪联络，枪决于“镇反”，逼迫亲属上镇公所操场“观刑”。（页51）
堂姐小芽（1924～1982），周氏家族同代十一姐妹中最漂亮美人，自然卷发，亭亭玉立，心灵手巧，富于理想、追求自由、感情炽烈，抗婚不嫁，后为乐清师范翁校长续弦。1949年后，翁校长既是当地大地主，又是国府成员，慑于“无产阶级专政”，惊惧上吊。小芽替夫顶帽“地主”，扫地出门，“三四个孩子都尚幼小，所以家庭的重担，阶级斗争的残酷都落到小芽姐一人的肩上。”上山砍柴，艰抚子女，1982年贫病而殁。（页79～80）
人性善恶
赤潮嚣嚣，沧海横流。苦难面前，也是考验灵魂的时刻。抚毛辨色，乱世识人，底色裸呈。
一九七0年代中期，二姐夫张正刑满释放，杭州已无落脚之处，逐回山东肥城老家务农，独身鳏居。辗转赴杭州郊区看前妻与儿子，二姐农民后夫认为张正已老，应得照顾，建议迎张正来龙坞共同生活，不必在乎“舆论”。虽然张正没来龙坞定居，但农民后夫能提此议，已是男版“春桃”（许地山小说名篇）。
当然，也有各种“人间冷暖”。文革中期，杭州南山路第二小学破格收下大幼、二幼，但浙美二嫂却只同意接收一位甥女，大幼只能转回农村小学，无法得到杭州名校的优质教育。二兄周昌谷（1929～1985）、堂兄周昌米（1929～2012），一九四八年联袂考入杭州国立艺专（浙江美院前身），此后又一起执教母校，由于艺术思想与美学风格不一致，加上文革时期周昌谷受批判、抄家关押，周昌米则是“革命群众”，两兄弟竟从不来往不通音问。“谷哥一生胆小，他的早逝一半是由于病，另一半则是因为恐惧。”（页69）周昌米之弟周昌棉（1935～2016），一九五0年弃学从军，职至参谋，一九六0年代转业杭州民政局，对有政治问题的堂哥堂姐，“他一概不接待，所以他与我家，在严峻的年代没有任何交往。”（页71）
福建师大美术专修科人体模特关美英，收容所物色而来的贫女，不到二十岁，美艳丰满，皮肤细腻。她少女时期被一位归侨包养，游历沪杭，见过世面。一九四九年后，归侨临别时给她一笔巨款，竟被中共认为“非法”，巨款没收，再判“劳动教养”。周素子打成右派后，很少有人敢与之来往，惟关美英给予温暖，约她上家，留餐送衣。而素子哥哥“浙美”同学，福建师大美术教师，此前多有交往，素子划“右”后竟拒其上家。（页192～193）
各种冤案
——闽南孤女郑淑琴，福建师大艺术系音乐专业学生，入学前与军人恋爱，一度入住其家，得到资助，承诺婚姻。上学后，与同学黄仲尧相恋，致函军人结束关系。军人母子向校方提出控告，指郑淑琴“欺骗”，指黄仲尧“破坏军婚”，系里开了他俩斗争会，罪名“资产阶级恋爱观”。郑淑琴坚决不愿回到军人身边，愿退回军人资助。黄仲尧则说：“不管如何贬低郑淑琴，那怕是妓女，我也爱她！”毕业后，两人结婚，恩爱育子；但政治运动连连不断，郑淑琴一路遭批斗，深受刺激，精神分裂，全家愁眉难展。（页190～192）
——杭郊凌家桥小学厕所发现一张语文课本扉页毛像，查出乃二年级学生所扔，认为班主任杜婉珍有责任，加上杜老师家庭出身地主，遭批斗，两年劳教、开除公职，刑满释放后，回家务农。这位杭州师范毕业生，成了“盲流”，终身未婚。（页126）
——杭州儿童保健院长，参加抗美援朝，复员时带回一支手枪（舍不得上缴），一次运动中被揭发，判刑十年，漂亮妻子（护士）已有一双儿女，因病辞职，卖尽家中所有，实在无法生活，流落杭郊农村，嫁农民以求茍活。（页143）
——甘肃省人民医院外科主任，留学生，地主出身，一位贫下中妇死于手术台，家属“医闹”，竟被绑缚刑场枪决。一个偷了几十辆自行车的小偷，只因偷到市革委主任家里，也被处死。（页177～178）
周女来函
中共不是老说“历史是由人民写的”么？这一道道中共灾迹、这一笔笔马列赤难不是“历史”么？就算“黑五类”是万恶的“阶级敌人”，他们的亲属总还是百姓还是人民吧？至少还有一份生存权吧？“无产阶级革命”难道可以成为资产阶级活该终身羞辱的理由么？红色株连怎么比封建时代还厉残酷还深广？尤其折腾一大圈，陪葬七千万人，“万恶的私有制”竟由中共亲手复辟，“资产阶级”也由“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迎回，不再称“他们每一根毛孔中都滴淌著劳动人民的血”，而是戴上光荣花的“先富起来”……如此这般，那些受尽赤难的大陆灾胞，那些为上山下乡耽误终身的“知识青年”，当然有权问一句：既然对赤色革命需要二次革命的“改革”，那么，这场要死要活的赤色革命还有什么“正能量”？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历史价值”？马列主义还有什么“合法性”？！
大陆国人虽然无法用手投票，但都积极用脚投票。二0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其女
二幼新西兰来函：
好在我们已不是那方土地的人了。谈不上被迫放弃故土的认同感，更多的是心如死灰。所幸我们的子孙后代已不当中国人了。
大多数国人都以离开那块土地为人生目标，为被迫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着急焦虑——碧海青天夜夜心，既恨和尚也恨袈裟。反倒一个个由移民组成的“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儿的人民却十分坚定地爱国，且不断吸引各国新移民（尤以中国大陆为多）。因为，这是人类的共同选择——“哪儿有自由，哪儿就是祖国！”
2016-5-25～6-3
纽约·法拉盛
注释：
[1] 周素子：《晦侬旧事·老家的回忆》，田园书屋（香港）2010年，页99。
[2] 周素子：《晦侬旧事·老家的回忆》，页163、167、169。
[3] 周素子：《晦侬旧事·老家的回忆》，页172～176。
原载：《传记文学》（台北）2018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