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做一个人

上一周我在课上，给学生们介绍了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尤其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状况，其中，我特别提到了韩寒。

关于韩寒，现在讨论的热潮已经过去。这跟他1992年年底发表的“韩三篇”（《论民主》、《论自由》、《论革命》）引起外界较多批评和质疑有关。自那以后，韩寒现象就逐渐降温，以至于现在提到他都有些突兀。但是我认为，把韩寒放在历史的框架中看待，他的代表性仍旧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他代表了中国年轻的一代（80后）新的思想特点，这样的思想特点当然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发展。

那么，韩寒身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特质，或者说，可以做为中国80后那一代人的思想特质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回归到人。关于这一点，著名诗人北岛有一句诗，用文学的语言揭示出问题的根本：“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这句话虽然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并不容易。我们生活在社会中，社会化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被“规训”为各种身分标签的人。举凡责任、道德要求、职业规范、文明习俗、他人的评价、职称、财富，甚至子女等等，都成了羁绊一个人的标准。我们慢慢地放弃了做为个人的自我，被社会拉扯到无法说清的各种关系中，或者苦恼，或者享受，但是总之，我们很难做自己。

而韩寒当初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做一个人。不为他人的眼光和评价而活，寻找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事情去做，敢于挑战禁忌。同时，韩寒的成功，其实也不外乎就是他“只想做一个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做一个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知名评论家许知远所说：“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社会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美国UCLA历史学和政治学教授安东尼．帕戈登所著《启蒙运动：为何它仍然重要》中说，启蒙内部存在明显的区别，但启蒙运动都认为人是理性，仁慈的，并相信进步和人类的自我提高能力。它坚持认为所有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目标。它被认为是现代自由主义、宽容、世俗政治、普遍主义的来源。 但帕戈登认为启蒙最大的成就是修复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它最突出的特征不是用理性来审查历史、自然、神学和政治权威，而是认识到了共同的人性──我们能够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思考，从而同情他们。帕戈登认为，这是世界主义的根源：启蒙运动的核心信念是共同的人性，以及意识到我们属于更广大的世界而不只是自己的团队。

这段话告诉我们，当我们被各种价值观、道德感、正义性、制度以及政策的辩论搅得头昏脑胀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协调前进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我们应当让我们的思考，更多地回归到一个简单的地方，那就是：做一个人。

来源：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