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滚动的石头不长青苔——王鼎钧《关山夺路：国共内战》

要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人经历的苦难，王鼎钧四卷本的回忆录是必读之书。王鼎钧说：「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历史如霞，我一直思量『落霞孤鹜齐飞』何以成千古名句。」圣经中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是作为边缘人和小人物的好处。边缘人和小人物拿起笔写历史，会写得比身处历史中心的人更精准和敏锐，这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王鼎钧说：“对日抗战时期，我曾经在日本军队的佔领区生活，也在抗战的大后方生活。内战时期，我参加国军，看见国民党的巅峰状态，也看见共产党的全面胜利，我做过俘虏，经过解放区。抗战时期，我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谁有像他那么九曲迴肠的履历，谁有像他那么一字千金的文笔？

王鼎钧不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但他是历史的亲历者。对于四卷本回忆录中的《关山夺路：国共内战》这一本，他自信满满：“四册之中，我相信这一册最精彩，我也相信来日研究国共内战的人都不会忽略我写的这一本，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迟早为他们採用。”他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只是“苟活于乱世”的流亡者。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他以自由知识分子之立场记录与审视那段可称之为灾难和悲剧的历史（共产党叫“胜利”，国民党叫“转进”），从中咀嚼出来的经验，仍可烛照未来——因为海峡两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一方全无共和，一方民主尚且脆弱，两边的人们都需要这本书中的智慧。

以百姓为仇雠的军队必败无疑

王鼎钧的四部曲堪比苏俄作家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系列，是时下崇尚轻快浅薄的作者和读者望而生畏的“大河文学”。阿•托尔斯泰说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淨得不能再纯淨了。”王鼎钧也说过，当他写作《关山夺路》时：“我好像置身内战之中，重新经历大势和细节，但是此时无利害，无恩怨，无是非，无祸福，也就没有苦乐。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写下去，而且跳出俗套。我已撤除一切障蔽，也不树立新的障蔽，不受前人欺，也不欺后人。”

在抗战和内战中，王鼎钧是一个平凡若尘埃的士兵。幸运的是，他没有开过一枪、没有杀过一人。与沉从文一样，军旅生涯开啓了他的文学生涯。当初，他以流亡学生身份入伍当兵，而一旦成为士兵，立即就与老百姓身份迥异。他写到一个一般人不会注意的细节：当他们坐上卡车离开学校时，公路上有个老樵夫被奔驰的卡车吓得跌倒在地，车上大家都哈哈大笑。“这一笑，笑出了军心和民心之间的鸿沟。我们还是一个‘准兵’，这老樵夫的痛痒已无关我们的痛痒，成为我们的开心果。……以后国府调兵遣将，军人和民众始终各有各的喜怒哀乐，彼此很难产生同感。”在这一笑当中，已预示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的结局。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数百万言的《资治通鉴》说的就是这一句话。然而，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和教育偏偏与之背道而驰。训练时，老班长必定大骂新兵为“老百姓”，这一条是每个新兵的原罪。王鼎钧感叹说：“兵士来自民间，带着民间的习性和身段，也许和军事训练的目标相背，但是你不该因此侮辱老百姓，不该藉此丑化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这样的官兵，又岂能得到百姓的爱戴与支持？

在新兵训练的营区，王鼎钧发现，“一种看不见、摸不着、深入骨髓的恐怖气氛”四处瀰漫。当局的目标是“把新兵打造成没有个性、没有正义感的动物，对暴力屈服，承认一切现状合理”。打骂、体罚是每天都必须经历的功课。国军的此种劣习，即便在民主化之后的台湾也未能根除，难怪会有洪仲丘事件发生。当年，王鼎钧对统治者的治军理念即有透彻的认识：“建立军队的特殊性，要从人人挨打的时候甘之如饴开始。他要摧毁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扫盪我们每个人的自尊，要我们再也没有判断力，再也没有自主性，放弃人生一切理想，得过且过，自暴自弃。”与穷凶极恶的国军相比，当时的共军还在上演“军民鱼水情”的剧目。而一旦夺取政权，共军的暴虐立即变本加厉地展示出来。六四天安门屠杀之后，北大有连续四届新生被强制送到陆军学校接受“军政训练”，我也有过与王鼎钧当年的新兵训练相似的痛苦经历。热爱自由的人最不能适应的，就是生活在军队的等级秩序和集体主义之下。

国民党的双重失败：军事失败和政治失败

王鼎钧所在的宪兵团，从陝西到南京、上海，再奉命到渖阳执行任务。王鼎钧因而对东北的败局有亲身体会。军事家和政治家大都承认，国共内战的三大战役，虽然淮海（徐蚌）会战规模最大，但辽渖会战已然决定了全局之胜负。换言之，得东北，即得天下。从满清到日本，都是先经营辽阔富饶的东北，再挥师南下，取中原如探囊中之物。共产党亦是如此。

那么，国民党是如何失去东北的？王鼎钧说，历史只有“曾经”，没有“如果”，他对诸多“事后诸葛亮”的“后见之明”不以为然。比如，美国的魏德迈将军评论说，如果蒋介石不急于孤军深入东北，而是集中兵力和资源，好好整顿华北和华中，或许有胜算。但王鼎钧认为，国民政府官吏怠惰，军事系统又全为共谍渗透，即便集中兵力在华北和华中，也不会成功。又比如，梁肃戎和齐邦媛等东北人都在回忆录中说，如果中央派张学良去接收东北就好了。但王鼎钧认为，“先人遗泽和同袍道义很难遏阻中共发展”，经过十年幽居、早已“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张少帅，即便得到蒋介石完全的信任，出马主持东北大局，不过就是另一个傅作义罢了。再比如，白先勇在为父亲白崇禧所写的传记中说，白崇禧一路势如破竹却被蒋下令停战，若是一直挥师北上，共军早无容身之地。但王鼎钧引用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余纪忠的说法，杜聿明在停战令下达之后仍然抗命拿下长春，战役上获胜却无助于挽救战略上的失败——后来，长春被围，惨状甚于南京大屠杀。所以，如果国军深入北满，佔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后来未必能守得住，“会不会再增加两个长春？”

国民党在东北失败，是军事的失败，更是政治的失败。王鼎钧引用哈金写韩战的小说《战废品》之书名，用一句话概括国共内战的实质：“中国对日抗战製造大量废品，但中共养精蓄锐，国共内战可以说是废品对新品的战争。”抗战八年，国民政府没有崩盘已是奇迹，但毫不体卹民情，种下毁灭的种子。王鼎钧在流亡途中，亲眼目睹国民党干部在押送壮丁时，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连成一串，路上缺食少穿，“生了病也没有医药，一旦轻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王鼎钧在秦皇岛担任转运物资到东北战场的联勤军官，看到了从长官到经办人员层层剥皮的贪污手段。国民党认为，自己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占据这个道德制高点后，便一味要求人民绝对服从，要求大家无条件为国家牺牲，自己则难以约束官吏的腐败和渎职，遂将人民的生命任意挥霍。久而久之，每一个相信国家许诺的人都受了伤。但国民政府仍然陶醉于战后跻身“世界四强”的光环之中，全然不知灭顶之灾就在眼前。

王鼎钧在书中臧否了从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高官显贵，大抵算是公论。但他在论及孙立人时并不公允。当时，有宪兵派驻东北行辕站岗，向孙行礼，孙从不回礼。孙出入行辕之时，常常面带怒容。王鼎钧认为，孙立人过于骄傲，“得民而不能得君，将兵而不知将将”，“他是英雄，看历史另有见地，终于捲入‘兵变’冤桉，幽居终身。”他更评论说：“《荀子》一书畅论君道与臣道，现在档桉资料逐渐公开，孙将军臣道有失，蒋先生君道有亏，都付出惨痛代价。”对于此种各打三十大板的看法，我不认同。首先，既是冤桉，孙将军何错之有？孙的错误大概在于他太优秀了，让蒋及黄埔系草包们黯然失色。且不说孙本身并无取代蒋的想法，退一万步说，孙真的取代蒋，台湾的民主或许会提前二、三十年来临。其次，既号称民国，就得按照民主宪政的价值衡量是非，不能祭出《荀子》所说的君道和臣道来。这种思维方式表明，王鼎钧名义上是基督徒，骨子里还是受儒家伦理支配。但是，即便蒋介石把自己视为没有加冕的现代皇帝，接受美国民主教育的孙立人也不肯将其当作皇帝来愚忠。

操纵学潮者，会料到自己变成学潮之敌吗？

国共内战有两个战线：一是枪杆子之战，即荷枪实弹的军事对决；二是笔杆子之战，是没有硝烟的宣传和舆论之战——后者成败的关键在于，如何夺取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心。在这方面，共产党完胜，国民党惨败。

四十年代中后期的王鼎钧兼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宪兵，一种是流亡学生。前一种身份让他有机会深入观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后一种身份让他有机会分析国民党何以无法获得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支持。一九四七年，全国学潮澎湃，王鼎钧的高中学长、浙大学生自治会长于子三被捕惨死，王鼎钧的评论入木三分：“国民党埋没他的才华，左派满足他的自尊心，他因此投入学潮。于子三是龙，左派是水，学潮是惊涛骇浪，龙的舞台。……中共学运行云施雨，捧他出来呼风唤雨，人生如戏，演员入戏，张翼德真以为自己喝断了当阳桥。”如同被中共驱使到前线到炮灰的农民，以及在长春围城中被毛泽东无情牺牲的市民，那些“爱国学生”也都是共产党用完就丢掉的棋子。那时的学潮并不单纯，事实真相是：“中共对学潮发出那麽多文告指示，后来辑成那麽厚一本书，当年‘各界’有谁读过一行一字。中共对学潮用心之专，用力之勤，当年‘各界’有谁知道。”

历史的轮迴宛如飞盘一样，无情而充满嘲讽：昔日操纵学潮游刃有馀的中共，可曾料到一九八九年自发的、追求民主自由的学运，却将共产党作为反对的目标？虽然邓小平等老人帮用血腥屠杀的方式镇压了学运，但他们并没有赢，他们同时也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如今，香港的学生和市民为争取真普选而发起佔领中环运动，中共污衊说那是“西方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崛起的阴谋”——他们以为，所有学潮的背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黑手在操纵，就像他们当年操纵学潮反对国民党一样。

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被海峡分离，他们同时将自身视为人民的代表，持续“杀人如草不闻声”的统治手法。被学潮弄得杯弓蛇影的国民党，拒绝山东流亡师生入台的请求，将八千人安置在澎湖，进而强迫学生从军，引发学生抗议。王鼎钧记载了一九五零年“烟台联合中学冤桉”，特务和军队联手构陷，手段毒辣，张敏之等教育界精英及无辜学生数百人被冤杀，此桉直到一九九七年才平反。平反的阻力居然是国民党大佬想“为国家存些颜面”，王鼎钧愤怒地反问说：“为国家存颜面，那国家的心肝就可以弃之不顾吗？”在漫长的白色恐怖时期，王鼎钧与大部分台湾人一道如惊弓之鸟般活着，常常被员警破门而入的噩梦惊醒。而在彼岸，另一政党的作为更是“磬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经过九死一生的考验，王鼎钧逃离共产中国，这并不意味着他热爱国民党。当上海的一位教授感叹“两党都很坏，何必再跑”时，他回答说：“国民党共产党都坏，但是国民党有多坏、我知道，我估量还可以对付，共产党到底有多坏、我不知道，恐怕对付不了。”三十多年之后，王鼎钧在纽约遇到在劫后馀生的大陆同胞，对方问他何以能在当初左派思潮席捲中国时作出逃亡的决策，他便以这句话作答。沧海桑田，风云际会，再也无需多说了。

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