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诗集的出版是一个社会的公共行为，那么，这个公共行为最好的表现，当然是它为我们这个社会提供了什么良好的公共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方向。
我在这儿强调公共价值，并不意味着我要否定诗人的个人价值。恰恰相反，我认为诗人的个人价值是诗集将产生社会价值的一个核心。
如果不谈论盲区，就一个相对的社会时期而言，一个诗人还没有形成某种个人价值，那出版他的诗集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诗人个人来讲，肯定是有意义的。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成长，都特别专注于这种个人意义的坚持与探索。有发展得比较极端的诗人，甚至专门追求这种个人意义，去拒绝、去对抗某种社会意义。最终，因为它是某种社会意义的对立面，而成为社会意义之一种。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价值变化，原来是社会对立面的某种个人价值，变成社会的正面价值了，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现象。
更多诗人的发展，是从个人价值出发，丰富了某些社会价值，表现出一种新的思想活力。有的诗人，不只停留在现时的社会价值层面上，甚至绕过了现时的社会价值，进入到更为深远、更为丰富的人类文明价值传统。
因此，我们的诗集出版，可以从思想观念史，诗学，社会人类学，女性研究等等角度去介入诗歌出版。
同时，诗集的出版，辅以诗人研究，做到知人论世，形成社会多元的文化价值传播。
在我看来，诗集出版不存在只面对一个读者，也不存在要面对全部的读者。它最真实的情况是面对某一类读者。由于不同类型的读者在社交活动中并非一陈不变，这不同类型的读者，是相互变化的，这变化使得某一类读者在诗集的传播过程中，变成为一个丰富的读者群。
诗集的出版，对任何一个诗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它一方面代表诗人在世俗意义上的一种成功，一方面是这个诗人的精神创造，得到了一个集中的，最佳的全面展示。它是一个小小的精神事件，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意识到了这样的精神事件呢？是不是给予了相应的尊重与重视呢？
有人认为诗歌写作是一种高贵的行为，诗不是一般人都能够读得懂的。这是不当的言论。即便它真有这样的特点，我们也不能以此自居，从而高高在上，以此去轻视、拒绝所谓的大众。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这反而是一个需要我们恰当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我们首先要放下这个观念，不让它形成自我封闭。开放吧，让精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充分地得到自由流动，这有利于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提升我们这个社会整体的生活品质。
作者简介：陈家坪，诗人、批评家、纪录片导演。现居北京。
文章来源：作者微信公众号“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