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诗集的出版是一个社会的公共行为,那么,这个公共行为最好的表现,当然是它为我们这个社会提供了什么良好的公共价值。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方向。

我在这儿强调公共价值,并不意味着我要否定诗人的个人价值。恰恰相反,我认为诗人的个人价值是诗集将产生社会价值的一个核心。

如果不谈论盲区,就一个相对的社会时期而言,一个诗人还没有形成某种个人价值,那出版他的诗集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诗人个人来讲,肯定是有意义的。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成长,都特别专注于这种个人意义的坚持与探索。有发展得比较极端的诗人,甚至专门追求这种个人意义,去拒绝、去对抗某种社会意义。最终,因为它是某种社会意义的对立面,而成为社会意义之一种。随着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价值变化,原来是社会对立面的某种个人价值,变成社会的正面价值了,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现象。

更多诗人的发展,是从个人价值出发,丰富了某些社会价值,表现出一种新的思想活力。有的诗人,不只停留在现时的社会价值层面上,甚至绕过了现时的社会价值,进入到更为深远、更为丰富的人类文明价值传统。

因此,我们的诗集出版,可以从思想观念史,诗学,社会人类学,女性研究等等角度去介入诗歌出版。

同时,诗集的出版,辅以诗人研究,做到知人论世,形成社会多元的文化价值传播。

在我看来,诗集出版不存在只面对一个读者,也不存在要面对全部的读者。它最真实的情况是面对某一类读者。由于不同类型的读者在社交活动中并非一陈不变,这不同类型的读者,是相互变化的,这变化使得某一类读者在诗集的传播过程中,变成为一个丰富的读者群。

诗集的出版,对任何一个诗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它一方面代表诗人在世俗意义上的一种成功,一方面是这个诗人的精神创造,得到了一个集中的,最佳的全面展示。它是一个小小的精神事件,我们的社会是不是意识到了这样的精神事件呢?是不是给予了相应的尊重与重视呢?

有人认为诗歌写作是一种高贵的行为,诗不是一般人都能够读得懂的。这是不当的言论。即便它真有这样的特点,我们也不能以此自居,从而高高在上,以此去轻视、拒绝所谓的大众。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这反而是一个需要我们恰当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我们首先要放下这个观念,不让它形成自我封闭。开放吧,让精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充分地得到自由流动,这有利于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提升我们这个社会整体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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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家坪,诗人、批评家、纪录片导演。现居北京。

文章来源:作者微信公众号“批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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