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类群体之间、人类群体与群体之间最根本的联系是利益关系。政治是这种关系最集中、最错综复杂的体现。因此，任何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都必然是一定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
当共产党决心“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损害了有产者的利益、而声称给予无产者利益，因而遭到有产者和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者的唾弃和顽强抵抗，却又赢得无产者和微产者特别是流氓无产者的热烈支持。当共产党决心“国有化”和“人民公社化”也就是全民无产化时，它催生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并得到他们的维护。“越穷越革命”便成为至今哭笑不得的笑柄。而民众却在“大锅饭”里把国民经济熬炼成洗脚汤。当“允许少部份人先富起来”时，少部份人拥护这种“开拓”的二次革命，而多数被放置在后富起来的格子里的人，使这种权力丧失合法性。正是这种合法性的丧失，才使第三代领导核心及其策士不断摸索“治国方略”——先是“高举红旗，开创未来”，再是“三讲”，再三是“三个代表”，再四是“以德治国”……
凭心而论，这些招数中，“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什么的，多少还算摸着了“治平”的柴门。它的突然又“以德治国”，实行人治，则入了旁门、行了左道。是误入歧路？还是有意前行？无从知道。休管它，说别人作甚。
20余年实践经历的中国民运，在普遍社会转型需要的客观现实状况中，取得今日的成绩。我看，该自觉羞耻；尽管这话在集权势力一面看来，要得意喜乐，在某些民运人士那里要招嫌致怨。
但事实是，20余年来，79一代也好，89一代也罢，除了“民主”、“自由”、“反腐败”、“平反”、“打倒”一类民众感觉空洞、抽象的理念和情绪外，我们代表谁的利益？怎样来实现这种利益？对此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实践，缺乏有力度和系统的舆论，一心指望天上猛然掉下肉大饼。如此，要想成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恐怕是——难！难！难！
有时想起清军入关后的杀戮——“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以及那些执意要反清复明的人们的事业，真让人慨叹非只万千。生活在民族或旧王朝恢复的理念和情绪中的志士，实在是与普遍的民众的实在利益无关，因而无法成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只好魂断黄泉。
我想，这非只万千的慨叹明确的对象，不应该在遥远的古代。常言说：何必替古人担忧？
中国民运要成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必须走出空洞、抽象的理念和情绪倾向的误区，成为一定社会群体利益的代表。那么，中国民运代表谁的利益？怎样实现这种利益？
我以为，在“公开、理性、非暴力和多元互动”原则指导下的中国人权民运，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实践者。
中国民运是全民利益的代表──中国民运所代表的利益
一、中国民运代表工、农大众的利益。
政府的一切权力源于民众意志。政府官吏的权力必须服务于民众，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才具有合法性。官吏的富足建立在民众富足的基础之上。少数人富足，正是多数人贫穷的原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这种现实现象的深刻反映。民众有富起来的权利。民众有自己实现富足的能力，而不需要政府来安排使谁富、谁穷。这是起码的生活常识。藏富于民是民众自由、幸福的基础。藏富于官府或国家是与虎谋皮。歪理邪说取代常识是中国工、农大众被鱼肉、被致穷的真正原因。说什么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不能让大多数人富足──这是别有居心。
试看，“人民公社”能让中国农民不饿死几千万吗？这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伟业”吗？中国农民一旦重新获得对土地的使用权利，中国民众就不会再饿死！如果中国农民对自己创造的财富的权利不再遭受有组织的剥夺，他们将更加富足康乐！试看“国有企业”能让中国工人成为企业的主人、而不至于失业吗？工人的权利和他们创造的价值能够得到维护、而不被剥夺于工贼、工人们愿意冒着挨揍、挨枪子的危险去阻断交通、示威政府、叫唤“我们要吃稀饭，孩子要上学”吗？
谁妨碍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工、农大众的利益实现并不需要某些人来恩赐！中国民运应该致力于工、农权利的恢复，它鼓励、参与农村自治和自由工会运动，鼓励、参与工、农大众以及基层公务员促进基层民主建设的一切努力，为实现工、农大众的利益提供可操作程序。这与损害一部份人的利益而以此维护另一部份人的利益的恶劣方法，有着根本性区别，因而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参与，从而也使自己在成为一支成熟的政治力量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中国民运代表广大商业者的利益。
在物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商业者的活动是繁荣社会经济、实现民众利益方便的重要保证，因而，商业行为是神圣而崇高的，商业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集权政治中，商业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中、小商业者利益在苛酷的税、费掠夺下难以为继、哀告无门。部份成功商业人士，其实也不能开心：想想自己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只是替别人保管的一只皮夹子或一小金库，就足以让人气馁。在官僚衙门利益的挤压中，他们更为风雨飘摇、孤苦伶仃。
中国民运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念。它所致力的社会转型应以商业繁荣为一重要目标，并使之制度化、法律化。这与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及其变异品种嫉妒、贱视、贱待商业导致中国落后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彻底决裂。商业利益的保障和繁荣止于官吏的敲诈勒索。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中国民运致力于各种商业会、社的建立的鼓励和参与，并呼唤商业利益者走上政治舞台保护自己的利益。
三、中国民运代表广大知识界的利益。
“知识份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他们不需要依附于哪一张破旧的皮。现代知识产业创造的价值岂只能养活他们自己？他们创造的价值不需要一张奖状的虚假荣誉而靠知识产权来证明时，谁还会说他们是可怜的寄生阶级呢？谁还会因为控制在不学无术的学术官僚手中的职称而扭曲自己圣洁的灵魂和佝偻自己刚正的躯体呢？在民主政体中，他们将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和管理，和平、理性的转型将保证他们和商业界的现有生存状态不至于败坏。他们对自己在变革中浪费光阴的担心，将被证明是多余的。为此，对于和平、理性的社会转型，他们将会给予足够的理解和支持。因为，他们更容易深刻理解，这不仅仅只代表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更代表全民的利益。他们从来不缺少这种好脾气——人人有自由，人人有权利，人人有尊严、人人有利益。
四、中国民运应代表广大公务员的利益。
广大的公务员都有过艰苦求学、磨练智慧、培养德行的经历。想当初，大家都指望凭自己的才华、德行大有作为。但在一种僵化的体制中，这些美好的东西被摔打得粉碎。他们只能作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并常常被拧错位置，常常为拧在别的位置而卑躬屈膝。以实力而言，凭他们的才智，他们足以让中国这片土地生出繁荣的奇迹。但在一个普遍堕落和丧失人格尊严的机械中，他们只能得到“一地鸡毛”。对现实大厦的倾斜坍塌形势判断，他们远远强过一般民众的嫌怨情绪。坐这危楼，他们的心境并不难于揣度。但他们对和平、理性的社会变革呼声少了应有的回应，缺少主动和点滴变革的促进。其实，这样的开明努力并不影响他们的现实处境，并能保证他们的长久利益。如果正在来临的社会变革只能重蹈历史的覆辙，一种对抗、毁灭性力量滋生，他们将由冰冷的螺丝钉变成一尾焦糊的黑色小鱼或一种粘稠液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或覆巢之下无完卵。所以，主张和平演变或咸与维新的中国民运是他们自己利益的保证。
中国民运是全民利益的代表──中国民运对时局的看法
一、中国民运对军队的意见
中国民运对于军队的意见是，军队应该国家化。它主张军队在国内政治力量之间保持善意中立。
不要企望战争能使他们获得多少荣誉。和平、理性才是他们最大的利益。一将功成万骨枯，这里缺少太多太多的自主性。功成的一将并不一定智慧卓越、武艺超群；枯掉的万骨或许更胜于常人。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对于历史的一般性了解，当证明这一观念并未失真。多少好男儿，当年如他们一样意气风华，今日尽化为尘灰。中国民运深知这一悲剧对人的价值的颠覆，因而致力于矛盾的非对抗性转化。
所以，在这场社会转型过程中，军队将遭遇一场从未遭遇过的战争。中国民运致力于将这场战争框化在人的头脑里，从而保证军人、军队和他们亲人的利益。人，不应当使自己和别人成为天命不夺的枯骨一具。
二、中国民运对腐败份子的看法
中国民运认为：现实中的腐败是制度性的，因而主张制度调适制止腐败。观察表明：现在那些被惩治的腐败份子更多并不是因为腐败而被惩治。他们只不过是现实政治结构中必然衍生的权力争夺中的失败者和牺牲品而已。所谓杀鸡吓猴，鸡并无必死之罪，它只因被作为吓猴时才有了死罪——替罪羊。现实政治制度必然产生腐败，甚至鼓励腐败。腐败的责任岂能够任由人来承担？让我腐败的是你，惩治我的也还是你！被惩治的腐败份子，我——一个人权民运人士──，为此为他们鸣不平！因而，我认为，中国民运同时也是腐败份子正当利益的代表者。根除让人腐败堕落的制度，让人从鸡、羊、狗的境遇中回归到人本身。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动，是所谓腐败份子获得新生的光荣选择。
三、民主可以让全民得利，因此中国民运代表全民利益
一般人认为，社会利益的调整必然导致一部份人对另一部份人的利益的损害，从而引发社会冲突或社会对抗。其实未必如此。
当南非的种族歧视制度存在时，受损害的难道仅仅只是黑人？当南非实现民族和解后，获得利益的难道仅仅是黑人？当“人民公社大锅饭”风靡中国大地时，受损害的难道仅仅只是乡 下的农民？当“包产责任制”最终确立时，何曾损害谁的利益？当冷战铁幕降临时，受损害的难道仅仅是生存在共产世界里的的人 们？当冷战的铁幕消除时，获得利益的难道仅仅只有生存在西方资本世 界里的人们？当台湾问题能够实现非武力解决时，获得利益的难道仅仅只是台湾 人民？当民主、自由的社会理想在中国大陆实现时，哪里会有什么失败者？
利益的获得和保障并非注定靠剥夺他人才能实现。矛盾并非注定靠对抗来消除。这是中国民运敢于宣称它代表全民利益并不惮去实现和不惮得不到民众普遍理解支持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