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伊始,美国新总统布什以极为强硬的态度,宣布和运作他的“战略导弹防御计划”,准备实施继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以后对于残余的集权国家的“和平演变”。这在集权国家和借集权而捞得利益的准民主国家中,造成了一片恐慌的局面。

1989年“六四”屠戮后组建的大陆执政当局,由于日盛一日的腐败难以在现有体制下得到解决,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问题形势恶劣,经济形势恶化,执政当局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寻找“执政合法性”资源的任务迫在眉睫。其实,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并相当严重,执政当局一向用心经营此种资源。

比如,在国内,以“民族主义”偷换“爱国主义”,以“传统文化的复兴”偷换“马恩列斯毛主义”;在国际舞台上,依样画葫芦地走“光州事件”后韩国的全斗焕路线。1998年前后,经过讨价还价,终于有了江泽民访美并表示开明的姿态。克林顿总统也因此回访北京并到北京大学演讲。在此基础上有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的签署。这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提供了宝贵的资源。藉此鼓励,执政当局重新申办奥运会和加大挤入WTO的力度,开始谋求其中可能提供的“合法性”资源。1998年,中国大陆进入政治上的“小阳春”。

然而,1999年南联盟战争中各国的立场和态度,也使他们看到了潜在的威胁。中国大陆媒体开始了新一轮“民族主义”煽动。5月8日,驻南使馆被“误炸”。这种煽动达到极至。人权价值观遭到有意识的极端污染。至此,“中国民主党案”和“法轮功案”得以发生。中、美关系降到了最低点。其后,台湾政权由国民党向民进党和平过渡,更增强了大陆执政当局的紧张情绪。中、美关系的阴晴线持续低迷。这种低迷,对于执政当局的压力是严重而需要及时改变的。在此基础上,他们抛出了“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的方略,寻求国内、国际的认同。

这种首鼠两端的东西,招来了纷纷议论,但并没有引起对于他们有利的反应。为此,今年4月发生了中、美飞机在“专属经济区”的撞击事件;其后,江泽民访问古巴,作诗赞扬卡斯特洛“隔岸风声狂带雨,青松傲骨定如山”,表示国际社会要价太高便不惜撕破脸皮的决心,并以此寻找对方的底线。今年7月1日抛出的“资本家成为我党的一部份”,也是这一曲调的附加和声。同时,正如我们了解到,为了获得奥运会和WTO的入场券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获得对于泡沫经济的维持的巨额资金,大陆执政当局准备在人权领域作一些姿态性调整,比如再将几个受国际社会特别关注的良心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驱逐出境。

然而,“911”事件改变了一切。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问题者必须重视的课题。

“911”事件的发生,震撼着每一根关注社会发展的神经。经过短暂的疑虑,执政当局通过他们的领导人之口,意外地表示了反恐怖立场。熟悉他们一贯思维方式的人们,对此一时难于适应。我们不妨站在他们的立场,来寻求这一立场之形成的思维过程。

如果支持恐怖事件,和塔里班一个鼻腔出气,那么,整个战争将是复杂而残酷的。阿拉伯世界中一些国家,比如巴基斯坦、伊拉克等,也将卷入这一阵营。这种联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只能使一种可能性的战争在时间上得以持续,而无法改变战争的结果本身。这种结论应当是建立在对于现代战争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它的直接后果是中国大陆当局终于能够成为这个集权集团联盟的首领,同时招致自由世界的普遍唾弃,并再没有返回国际舞台的任何机会。一个新的前苏联模样的东西及其更为恶劣的命运等待着他们。

如果采取暧昧态度,情形更为简单。无论是什么情形,都是极为尴尬的。大批难民将涌入西北地区,并影响该地区本已脆弱的政治和经济稳定。它在国际上被来自各方面的孤立,将是无法避免的事实。

第三条道路是彻底地站在国际社会反恐怖的立场上,支持国际社会对于恐怖份子的打击。这一立场,将得到国际和国内一切理性的人们的赞成。因为,正是这一立场,避免了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大浩劫——一场类似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仗烈度的战争胎死腹中。至此,它也以鲜明的立场,表明其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国际社会有什么理由不满心欢喜和满心欢喜地拥抱它的这一举措、并努力去帮助它今后朝更为理性的方向迈进呢?

然而,我们所看见的并不是这三种选择中的任何一种。它所选择的是介于第二和第三条道路之间的第四条道路:尽管也让它的领导人发出“反恐怖”声音,另一方面放任作为“喉舌”的媒体,恣意渲染这不过是美国长期欺凌弱国政策的报应,而非对于人类整体文明的开战、因而“炸得好”、“早该如此”的“众意”,以及大肆引用塔里班政权虚夸的“伤及无辜平民”的数据。这种“喉舌”与“脑瓜子”的“不一致”的罕见,令人匪夷所思。

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仍然对于它的“反恐怖”立场表示了积极的回应:美、中人权领域对话重新开启,减小了对它在此领域的压力;令它头痛无法面对国人的对日政策,因小泉首相在美国授意下意外的“卢沟桥”访问和“道歉”化解;奥运会、WTO轻松到手,上海的APCC会议受到“开明”的赞誉……所有这些东西,向我们展示一个事实:

“911”事件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执政当局在这次“反恐怖”立场中获得了比它过去梦寐以求还多的“合法性”资源。这种“合法性”资源的获取可能缓解它过去与民间的一些紧张关系,从而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中国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必须思考自己在这一进程中的运行模式。

首先,由于执政当局为了获得这些“合法性”资源,它必定得与国际接轨。尽管这种接轨更多表现在政府与政府之间,但作为集权政治的根本没有改变,其对国际社会的威胁也不可能改变。因而,“和平演变”的国际努力也不可能改变。由于与国际接轨,执政当局的行为必将受到国际社会更多的约束。但这位无处不供奉“龙”形的叶公先生并不真打算接受“龙”先生,只有“龙”先生常出现在叶公先生夸耀的公共领域,必能使其惊惶不定而现出本相。

其二,它的“合法性”资源来自于国际社会。国内的问题仍然存在。更为广泛的国内、国际交往,使问题明朗化,使信息传递更为快捷,公共领域更加广阔,来自民间的正当要求更有保障。

其三,民间智慧及其知识产权更为私有化。靠剥夺政治异议人士的智慧、来填补自身资源的不足、同时将他们推向边缘的行为,将受到制约。

尽管反恐怖斗争的形势复杂,但在对于人类文明价值的普遍认同得以确立、极端行为和集权政治普遍招致鄙弃的情况下,反恐怖斗争将是在任重而道不远的情形中落幕。这对于那些幻想延续集权政治的人们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于那些准备采用极端行为和可能导致另一种新的集权势力的人们,也将是一次特别的警示。

鉴于此种变化,大陆未来的政治力量,迎来了在更加广泛的公共领域展示自身现代性主张、发挥自己智慧、显示自己的力量和摆脱边缘重返主流的好时机。

当然,如果仍然看不到事态的变化,并对和平变革无知和傲慢,这一切都是虚无虚妄的。他们将继续在黑暗中摸索、摸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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