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今天是贵阳《文化论坛》第21期,第三期我讲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及各省士子的“布衣上书”是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起点,而今天讲的是“先秦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先秦时代的自由民主思想”以及原生态的民运家谱。

中国近代是一个值得大家关注和研究的一段历史。近代不仅有许多自由、民主、人权思想家和民权先辈,而且也是当代“民主运动”的起点,更有公开、理性、非暴力“逼退”清专制王朝建立“民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我一直在想,既然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那么百年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领导的“维新运动”的发生也就不是偶然,它既有前因,也有后果,更有一个文化上、精神上的家谱传承关系。如果民运人士能清楚认识到自己的谱系和根源,这将有助于正在进行的自由民主运动。正如近代“民权运动”的开山先贤梁启超所说:“凡研究一个时代思潮,必须把前头的时代略为认清,才能知道那来龙去脉”。

从清朝末年的“民权维新运动”到当代“自由民主运动”,人们都大量使用了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普世人权概念。但是,一些人说自由、民主是西方舶来品,一些人乃至说中国从来就没有自由主义民主思想,并对西方文化能否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争讼不已。网络上的争论,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具有自由民主思想呢?我们从遗留下来的宝贵典籍中知道,远古“三皇五帝时代”,正所谓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自由和谐状态“。就拿远古时期的八卦、易经、河图、洛书来说,我们现在都还不能全然了解其中所隐含的自由思想和民主智慧,然而这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是有了的东西。实际上,中国、希腊、埃及、印度留传下来的文学、艺术和神话传说里都有人类自由的”黄金时代“描述。民主思想在中国出现得比较早。如《尚书.商书》中有:”……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尚书.泰誓》中说:”天矜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诗经》中有:”邦畿千里,惟民所上“的主权在民思想。

《春秋左氏传》中也记载襄仲如齐,拜谷之盟谈到民主之事:“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文公17年)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宣公二年)31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会,见孟孝伯,语之曰:”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襄31年)郑罕虎如齐,娶于子尾氏。晏子骤见之,陈桓子问其故,对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这里说的能用善人,也就是选举最优秀的人出来为邦国服务。

“民主”一词还见于《尚书.多方》(约成书于公元前1020年),其一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又曰:“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淮南子》上说:“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非以逸乐其身”,这里的“立”也就是选立首领出来为民作事。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知道民主的重要性,也懂得往陶罐里丢石子、豆子选举一个贤能的人出来为大众服务。大约是在公元前24世纪,出身下层却清贫的“尧”就是被民众选举出来于服务邦国。《击壤歌》记载:“尧”执政期间,“天下大和,百姓无事”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自由生活。《庄子.逍遥游》中有一个“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愿意出来做官的事更说明远古时代是非常民主和敬贤的。

“尧”被选举出来服务邦国几届后。若稽的“舜”浚哲文明温恭、有贤德,为邦国民众所普遍赞颂,于是“尧”决定按照民意“将逊于位,让于虞舜”,舜不浮重望地担任了邦国首领的职务,也得到了“众邦率服”的外交支持。《墨子.尚贤中第九》中说:“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濒,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这里的“举”,也就是今天所说的选举。

到了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民众又选举“禹”出来为邦国服务。他由于长期操劳,把“手掌”和“足底”都磨出了老茧,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勤政记录。正因为禹有“不自满假”、“克勤于邦”的贤德品格,以至于担任几届首领职务后都没有人出来和他竞争“天下莫与汝争能”。禹后来“举贤不避亲”地把邦国首领的职务“禅让”给同样是贤能无比的“启”(《尚书.大禹谟》),“启”又把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太康。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邦国“选贤与能”的“禅让”制度开始转变为“世袭”制。当世袭到了“桀”的时候,他企图改变当时邦国独立自治的政治状态,搞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激起了各地的强烈反对。这个时候,一个商部落叫“汤”的首领,看到民众即将遭受“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的专制暴政(《汤诰》),于是联合各邦国“三千诸候”,共同讨伐“夏桀”。汤在讨伐前宣告:“非小子(指自己)敢行称乱”,而是“有夏昏德,民坠涂炭”,“与尔有众请命”,望“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商汤伐桀”。商汤推翻“夏桀”的专制暴政后,恢复了各邦国独立自治的政治状态,让各部落首领拥有很大的地方自主权。也就是说,商中央政府的权威主要取决于各邦国的联盟和承认,这种独立自治延大约维持了五百多年的政治稳定。但是,商汤、伊尹开创的邦国自治制度到了“帝辛”时代后。

残暴的“纣王”试图改变地方自治,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于是便开始了“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商书.伊训》)的统一战争。《周书》中记载“惟十有一年”,商纣“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武王率领反中央集权专制的“八百诸候”讨伐商纣王,独裁政权经“牧野之战”后彻底崩溃、解体。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武王伐纣”。

周中央政权建立后,“姬发”总结商纣搞中央集权跨台的历史教训,以“镐京”为中央政府所在地,恢复了比较自由松散的邦国自治,“反商政,政由旧”让各诸候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他“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并对有功将领、功臣进行分封,奠定了以“周天子”为中心的诸侯联邦政治制度,从而实现了“垂拱而天下治”。诗经《大雅.文王》篇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中国近代“维新运动”一词的最早出处,也是自由主义改良派不彻底否定前朝“反商政,政由旧”,提倡政治“渐进”改革的成功的典范。

周公、召公时期,他俩继续施行有利于政治稳定的“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的联邦制。《竹书纪年》载周厉王出奔后,宣王即位前凡13 年,共国伯爵名和者,摄行天子事,也号共和。“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40余年而不用”,这可称得上是一个真正联邦主义共和的盛世。但是,公元前771年,昏庸、腐败的周幽王为博美人褒姒一笑,竟敢“锋火戏诸侯”。这种有意破坏诸侯联邦自治的行为激起了各地诸侯的愤怒,当首都“镐京”被犬戎围困时,各诸侯任由荒淫无道的幽王政权跨台。当周平王进行政治变革“迁都”洛阳后,各地诸侯这才重新承认以周天子为中心的中央政权,历史上称为“东周”。从“尧”、“舜”原生态的禅让制到“禹”、“启”的世袭禅让制,其前后大约维持了1,000多年的政治稳定。夏、商、周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坚持“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的“邦国制”。中国的“邦国制”虽然和古希腊“联邦制”有不同的地方,但它们都是今天联邦主义政治制度的起点,现代联邦制就来源于这种原生态模型。实际上,远古时候既没有奴隶主,也没有奴隶,更没有专制的独裁者,不存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者所说的“奴隶制社会”?所谓的奴隶制社会是阶级斗争论者瞎编出来的!

(2006-07-21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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