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7日，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瑞典籍华人桂民海（笔名阿海）在他泰国帕提亚的公寓里失踪。11月6日，铜锣湾书店的另一名股东李波披露，与阿海同时失踪的还有吕波、林荣基、张志平三位书店职员。2015年12月30日，铜锣湾书店的最后一名股东李波失踪，引起舆论大哗。2016年1月17日，桂民海上中国中央电视台认罪，声称自己为十多年前的一件交通肇事案件自愿回国投案自首，不希望舆论及瑞典方面干涉云云。
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爆发至今，海外舆论关注热度不减，北京方面也没有放人的迹象，双方僵持不下。在香港人民及海外舆论这一边，此事件涉及到一国两制能否继续维持，香港的出版自由能否得到保障，跨境执法是否应该容忍的大是大非问题；而对北京当局来说，政治禁书（或称政治诽谤类作品）消解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危害党国安全，史有前鉴，不可等闲视之，正应乘胜追击，岂能“姑息学霸王”？
任何国家行为其背后都有清晰可辨的行为逻辑。北京当局为什么会干出这种“蠢事”，这背后是否有不得已的隐衷，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政治禁书及其逻辑悖论
“禁书”和“文字狱”是专制社会的特殊现象，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法国史专家之一罗伯特∙达恩顿教授所著的《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一书，对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社会出现的大量政治禁书进行了研究，颠覆了我们长久以来的一个观点，即：消解法国波旁专制王朝合法性、引发大革命的并非我们耳熟能详的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法国先贤们的启蒙著作《社会契约论》、《上帝、自然体系之反应》、《论法的精神》等彪炳史册的巨著，而是《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路易十五的私生活》、《姆皮欧先生的隐秘通信》、《丑闻编年史》、《路易十五回忆录》等富有哲理的色情文学、乌托邦幻想和政治诽谤类书籍。
罗伯特∙达恩顿教授以《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为例，认为该书不仅是奇闻掌故，而且具有革命性。它从根本上抨击了波旁王朝的合法性，其故事的象征性不仅清楚地表现了叙述人为其“历史”选择的细节方面，也明确出现在他报道的街谈巷议、污言秽语之中。《轶事》说：“在凡尔赛，人们普遍相信那位得宠之人和埃卦隆公爵睡觉；部长们给他戴绿帽子，路易十五命该如此。”
作者认为，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人眼里，国王不再是父亲，更不是神；他失去了最后一点合法性。这是大革命前流传最广泛的书籍之一搜集的巴黎公众议论所传达出的信息。
法国波旁王室对这类禁书的态度是查禁、焚烧、抓人，当发现每烧一本书只会让此书的销量大增时，又开始毁版乃至动用绞刑架，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巨大的暴利和思想的饥渴只能让禁书更加泛滥。境外出版，地下运输，市场畅销，舆论热议，非常像今天的香港政治书籍出版业。法国波旁王朝的结局众所周知，王室合法性被彻底消解，不久因为征税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会议开不成，第三等级号召人民起来攻打巴士底狱，由政治禁书煽动起来的大革命的怒火终于彻底烧毁了这个专制王朝。
通过考察法国大革命前夕近百年的政治禁书出版历史可以看出：诽谤性政治禁书是波旁王朝专制政治的产物；也正是这些政治诽谤类书籍，消解了法国波旁王朝的合法性基础，并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专制体制诞生“禁书”；禁书消解专制合法性，并最终摧毁这个体制，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
铜锣湾书店事件：历史何其相似
中国政府正在采取当年法国波旁王室的做法，对政治禁书进行打击，对从业者进行镇压。只是当年的法国国王尚能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国境之内，而中国政府却依仗日渐壮大的国力，不把国际政治秩序、人权标准放在眼里，居然到境外对外国公民实施了绑架。
中国政府为什么会对一个香港书店的从业者采取这样极端的行动，坊间有不少猜测。其中有个版本流传甚广，即阿海预备出版一本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情史之类的书籍，由此引起高层震怒，引发海外执法这样的丑闻。
不过笔者认为，阿海因出八卦书被抓基本上不可信。理由是：
第一，不符合阿海的出书原则。笔者曾于2012年-2014年跟阿海合作过三年，出过二十几本时政类书籍。阿海多次跟笔者谈过他的出书原则，即：只写中共即将倒台的贪腐官员的秘闻，如王立军、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和郭伯雄等，这些人在一定时期内都是新闻热点，出这种书市场好，政治风险小。写这些书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到中共的主要领导人习近平、王岐山、刘源等人，要作为正面形象来写，为迎合大众心理。因为这些领导人在中国内地老百姓心中具有很高的威信，把他们写成坏人会被当成贪官污吏的同伙，遭到市场的抵制，得不偿失。
第二，现在流传的所谓某领导人的情史一书，跟阿海毫无关系，而且阿海竭力反对出这种书。阿海曾经跟我在网上谈过：关于主要领导人的八卦题材我们绝不能沾边。由此我不太相信，事过一年，阿海居然要出什么领导人情史之类的书籍。
由上述理由，我认为中国大陆公安部门因为某本情史之类的书抓捕阿海和铜锣湾书店同仁，是完全讲不过去的。
打压海外政治出版物是既定方略
中国政府对在香港出版的政治诽谤类（沿用官方说法，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政治谴责类图书）十分头疼，因为这些书披露、揭发中共高层荒淫无耻、贪赃枉法的重重黑幕，主观上虽然都是商业方面的考虑，但客观上败坏了中共形象，消解了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共对此自然非常忌惮，必欲除之而后快。
中共十八大之后公安部和海关总署先后出台过好几个文件，严防死守，围追堵截，妄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但是在信息传播如此发达的时代难以奏效，香港每天进出的大陆游客就达几十万人，怎么可能挡得住这些人把书通过各种手段带回国内呢？从2014年开始，公安部决定“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于是，作为香港最大的政治禁书出版公司的巨流公司以及旗下的铜锣湾书店就成了战略目标。
作为佐证笔者观点的一个证据是，2015年10月阿海被抓之前，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操控出了一本诋毁民运的书《婆娑谍影》，此书专门为阿海写了一章，“揭露”他在国内建立了庞大的写作网络，窃取国内情报信息，撰写攻击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坏书”，发了大财。这本书甚至声称阿海赚了几千万港币，是海外从事政治书籍出版业的龙头老大。阿海这次突然登上这个“民运英雄榜”，说明早在阿海被抓之前很久，北京方面就已经对他展开了长久的调查；抓捕阿海，摧毁铜锣湾书店和香港的独立出版业，早就在计划之中了。阿海决不是因为偶然涉足出版一本什么书而被抓。
如今信息时代，互联网无远弗届，对任何信息、思想进行封堵首先从技术上就做不到。大陆年轻人都知道，在美国，你甚至可以拍摄一部刺杀现总统的电影上演赚钱，小布什总统当时就被这样恶搞了一把。美国人可以把奥巴马的头像画成希特勒或者一只驴子的模样。
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开放出版市场，相信香港的政治书籍用不了一个月就会消失无踪，哪里还需要国家强力部门越境绑架闹出国际外交事端来？
一个多元的开放的时代，一个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时代，限制出版自由是一项愚蠢、徒劳无功的举动，就像你无法限制大海里的鱼自由游动、天空里的鸟自由飞翔一样，你也无法限制思想的传播、信息的流动。200多年前的法国国王和贵族限制不了出版自由，200多年后的中共居然能做到？
奉劝中南海衮衮诸公，抬头看看世界，别忘了今夕何夕，还是不要做令人耻笑、并最终被历史羞辱的蠢事傻事吧。
2016年1月30日于纽约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76期（2016年2月5日—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