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崇拜”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革命最高之象征（网络图片）
林达写有一篇文章“一个叛逃者成为冷战开端”。文章讲述了前苏联间谍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渗透，如1945年前苏联驻加拿大使馆情报员伊戈·哥萨柯叛逃，根据其提供的情报，加拿大政府逮捕了39名间谍嫌疑人；同年，美国的前苏联间谍伊丽莎白。柏特丽自首，其交出的间谍名单有150人之多，其中有37人为美国联邦政府雇员。
上世纪，前苏联控制了半个地球，近乎一半的人类迷于共产主义。不说落后国家，就欧美发达的民主国家，“共产主义”也一度成为时尚思潮。回顾一下，20世纪一大批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学者、作家、艺术家都曾是“共产主义”的信徒或同情者，其中许多人曾参加了共产党，甚至直接为前苏联效力，乃至不少人为之献出了生命。这里，我们可以列出一连串了不起的名字，罗曼·罗兰、纪德、毕加索、洛尔迦、加缪、奥维尔、萨特、米洛什、别尔嘉耶夫、福柯、德里达、乔姆斯基……
林达在此文章中，还讲述了英国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Klaus Fuchs）的故事，其在上世纪40年代，充当苏联间谍，利用参加英美原子弹、氢弹研发的机会，为苏联提供情报，致使苏联对美国的核计划以及核打击能力了如指掌。苏联“核弹之父”库尔恰托夫评价道：“福克斯的情报让我们在许多问题上进行了颠覆性的思考和重新计划，他让我们得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解决大量的问题。”科学远离政治，即使是今天，我们也很难相信，当初欧美科学界有诸多科学家倒向苏联，有的甚至向之提供高端机密情报，包括核武研制领域。半个多世纪之后，俄国普金总统还对之高度赞扬，肯定他们对前苏联的重要贡献。
英国有一批著名科学家曾参加共产党，包括结构生物学先驱奔诺（J.D.Bernal）、遗传学家（J.B.S.Haldane）、进化论学者（John.Maynard.Smith）、生物学家安娜·麦克拉伦（Anne McLaren）英国剑桥大学有个苏联间谍五人帮，其中4人是盖·伯吉斯（Guy Burgess）、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aclean）、吉姆·费尔比（Kim Philby）及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他们均出身于上流社会，并且其中三人是剑桥使徒会成员。弗雷德·杰罗姆（Fred Jerome）在《爱因斯坦档案》一书中披露，“爱因斯坦在从1937年到1954年间，参与、发起或联络了34个共产主义团体，还担任过3个共产主义组织的名誉主席”；他曾坦言“我从未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如果我曾经是的话，我决不会为此感到羞愧。”类似的实例举不胜举。
今天，我们批判“共产主义”运动，对之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了充分的认识，并认定其反人类的“邪恶”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初共产主义曾风靡世界，为半数人类所信仰；而且许多人之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乃是出于高尚的理想：解救人类的苦难，建立人人享有自由、平等、富足的美好世界；即使今天，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理想，也无可全然否定。
比如，上述提及的克劳斯·福克斯，作为一个著名物理学家，他在西方享有最高荣誉与待遇，他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主动找上门，向苏联谍报机构提供核机密。1948年，美国著名核物理学家费米实验室里的女物理学家琼·辛顿（Joan Hinton）突然失踪——其曾参加美国“曼哈顿”原子弹制造计划，之后她出现在中国延安。她就是寒春。就这段经历，她表述：1945年8月，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这令她震惊。“那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血”，她感到被欺骗了，再不相信“最高尚的纯科学研究”，转而反对“美帝国主义”。到延安之后，她和丈夫早阳在农村养了20多年的牛——为中国研养种牛。2009年，她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我热爱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革命”：“在陕北的日子，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她最大的心愿依旧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最理想的人类社会模式。
我们所敬重的许良英先生，从少年时代便立志成为爱因斯坦样的人。1939年，他在大学入学志愿表格中写道，他想要成为“现代物理学的权威”。学习期间，他学业优异，毕业时，他的导师、中国原子弹之父王淦昌想让他担任其研究助理，但许良英却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中共。当时他认为中国需要“完全的革命”。1957年，许先生被打为右派，回乡务农20年。幼河先生在“风风火火追求真理不顾一切的许良英”一文中记述，许先生被划右派后，但“一点没有动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许先生自己表述，他的觉醒是在1974年，而至1985年“他还非常坦然地说自己基本还相信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个人，许多共产党人具有使徒般的高尚情操——革命使徒，但共产主义革命却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不能不说这是比俄狄浦斯更惨痛的悲剧，仅仅道德上的谴责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反省共产主义运动，不仅要问为什么一种美好的理想怎么会成为一场席卷半个世界的野蛮暴行，给人类带来如此惨重的灾难？为什么会有数十亿人参与其中？
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宗教化的政治暴力运动。正是由于它的宗教性，只有宗教化，共产主义才如此美好——幻像化，才能让如此众多的人信奉；也只有宗教化，才能使人陷入狂热，以致背弃常识，丧失理性，满腔“正义”地实施暴行——为美好的共产主义献身、革命。以上所提及的克劳斯·福克斯、寒春、早阳、许良英，他们牺牲优越的生活和地位，献身于危险的革命事业，实际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寒春、早阳的人格及道路，与早期美国来华的传教士相一致，只不过他们信奉的是“共产主义”教。
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宗教化：
其一、人性天然地有宗教之需求，这是人存在的本质之一。虽然，共产学说自称是唯物主义，不信鬼神，反宗教，但是人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将任何物像、思想、符号演化为宗教，哪怕是一块石头、一棵树、一个人、一条定理，乃至一个传说，只要将之价值化、绝对化、神圣化、仪式化，即均可演绎成宗教。人类的宗教信仰可谓千奇百怪，原始宗教中，物像崇拜比比皆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创造了自己的宗教，其教派将数学作为其核心崇拜，认为万物皆数，数学可以解释、证实一切真理。
儒家，本是孔子和孟子个人的思想和伦理观念，之后其弟子凝聚为儒家学派，至汉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乃国家学说，孔孟圣化，全民尊崇，演化出了完整的礼敬仪式，及完整系统教理的解释系统，至宋儒家思想已为贯通宇宙——天地人之理。西方将儒家称为儒教，正是看到了儒家的宗教化。墨子志在建立一个“兼爱”“互利”的理想国，国家未得建立，但其于民间建立了“墨者行会”，其以墨子的思想为信仰，有领袖，有武装，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崇尚俭朴的生活，参加劳动，以苦为乐。《淮南子》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实际上，这已是宗教化的团体，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团体”。墨子尊鬼神，按理“墨者行会”当有自己仪式，但是现找不到有关的文字记载。即使当今的某些传销组织，也使用宗教的方式，蛊惑人心，吸收成员，扩张其规模。
其二、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冲垮了欧洲传统的宗教信仰，人文精神、理性精神兴起，人的宗教崇拜随之转移。由于传统基督教受到理性的挑战，趋向没落，人无法再相信万能之神，但是人性中的崇拜需求及宗教情感依然存在，因此人们的宗教热情便转向世俗，比如对“人”的崇拜、科技崇拜、国家崇拜、思想崇拜……。于传统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乃至佛教，这些属于偶像崇拜，严加禁止。由于人的卑微、孤单、脆弱，以及恐惧，宗教崇拜是人内在生命不可抑制的冲动和需要，如果没有正统的宗教可以依托，人就会不自觉地寻找其它以崇拜，其超乎理性。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基督教势弱，而各类“异端”宗教却就势兴起。共产主义便是工业社会一种新兴的宗教崇拜，有教义、有组织、有领袖、有仪式、有符号系统——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运动，是现代文明中，传统宗教没落之后，一种世俗化的新兴宗教运动。当然，我们用传统宗教观不足以对之解释，但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广义的现代宗教。
其三、共产主义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伴随工业化而产生的。相对于人类文明漫长的演进过程，工业革命是突然间产生的，急剧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形态，传统的乡村农业社会解体，工业城市化大社会尚未形成，大多数民众处于底层贫困状态，生存动荡、无保障，孤立无助，加之缺少教育和文化，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宣传适合底层民众的心态，他们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和革命的土壤和基础。共产运动革命未发生则罢，一旦发生他们就很容易卷入其中。
其四、在当时欧洲国家，共产主义是异端思想，共产运动更是被各国所禁止。为了强化共产思想，坚持信念，乃至吸引更多的民众加入共产运动，共产主义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思想绝对化，以致宗教化。由此，一种政治思想而成为宗教信仰。在共产主义的宣传中，他们更是动用宗教的手段和仪式，使受众进入崇拜及迷狂状态。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就会清楚地看到它的宗教化。比如：偶像崇拜，其英雄的“高、大、全”形象，其领袖之神明；至高的“主义”——教义信仰；诉苦——受难；自我批评——忏悔；迷狂式的群众歌曲和大会——弥撒敬拜。最具象征性的是，保留领袖的尸体，供民众敬拜——尸体崇拜是原发性的低级宗教。
世界各主要宗教都有悠久的历史，就是说，其在漫长的时间中逐渐积累经验，逐渐完成了它的文明化，而成为有益于人类存在的宗教。“共产主义”作为工业文明中突然兴起的现代宗教，并为激进知识青年和底层民众接受，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其核心则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就宗教性而说，其是崇拜暴力和毁灭的。共产党领袖保存尸体，实质是死亡崇拜，这和异端邪教崇拜魔鬼、骷髅是一致的：“尸体崇拜”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革命最高之象征——图腾崇拜，其深刻地披露了共产革命的本质和历史。
其五、共产主义革命宗教化最关键的一环是共产党组织的建立。犹如没有教会，就不会有宗教；如果过没有共产党，那么共产主义也始终也就是一种思想，而成为不了共产革命及共产宗教。
共产党主张暴力革命，并在一些国家身体力行，因此当事国对之严厉禁止，并镇压。作为政治组织，共产党在“非法”状态下，要进行恐怖活动或武装斗争，乃需要严密而有效的组织，这就需要其成员的绝对忠诚、服从，乃至为之献身。这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了共产党的宗教化，唯此共产党方能存在和行动。共产党组织的宗教化，包括：神化其学说，领袖崇拜，组织秘密化，等级制度、严格的纪律、成员效忠及服从、内部严酷的惩罚、创立符号和仪式，等等。正是经过“党”的建立，共产主义完成了它的宗教化。特别要说明的，其是有武装的，直接从事恐怖活动及军事斗争。可谓政、军、教三位一体，和当今的ISIS类似。
其六、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实行政、军、教一体的极权统治——即政、教、军合一的政体。首先，共产党进行政治清洗，全盘清洗政治及意识上的异议分子，或处死，或关入监狱，或交给“群众”监督改造，由而建立国家恐怖威慑。人们常常将传统专制制度与极权制度混为一谈，实则二者全然不同。前者仅垄断国家权力，而社会则为民治；而极权统治则是，国家（党国，党控制国家）全面进入社会，控制到各个角落，乃至每一个人。也就是，国家以暴力手段摧毁原社会，以党权力为中心，重组社会；由是人与人的横向社会关系被切断，个人赤裸裸地置于党权力控制之下，受之奴役。国家以共产主义为“国教”，全盘清洗“异端”信仰、思想、文化；其垄断教育、媒体、出版、文化，以之宣传共产意识——洗脑，强制全民接受共产主义信仰。
在伊斯兰教扩张的历史上，当其武力征服一地后，往往是强制对方接受伊斯兰信仰。比如，七世纪中叶，伊斯兰军事征服了波斯古国，规定波斯人或改信伊斯兰教，或被课以重税，并被列为下等人。这尚算文明的，合乎《可兰经》教义。但在伊斯兰的征服史中，实际上往往更残暴，其征服一地后，便大规模摧毁当地的信仰和文化，对拒绝归附伊斯兰信仰者给予杀戮。比如中亚西域地区，在早盛行多种宗教，特别是佛教，后被伊斯兰征服。“1392年，黑的儿火者汗亲自带领伊斯兰军队进攻吐鲁番。……吐鲁番陷落后，狂热的伊斯兰士兵对这里的佛教教徒进行了血腥屠杀，对佛教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据《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记载，穆罕默德汗执政后即规定：所有的蒙古人都必须接受伊斯兰教，必须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按时礼拜，并要按照穆斯林的习惯戴上”缠头巾“，违者严加惩处。惩罚措施极其严厉，其中包括用马掌铁钉人犯者的头颅骨。在此残忍手段的强制推行下，察合台蒙古人都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千年劫难千年血万里殇歌万里灰——简述千年的回鹘与伊斯兰征服西域史》：http://bbs.tianya.cn/post-no05-143755-1.shtml）当今，ISIS在中东地区的暴行，是上述行径的复生，其不合乎《可兰经》教义，但合乎一神教（“共产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发生的基督教文明的异端，其也是一神教）的政教合一政权的征服与扩张的历史。
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毛的“新中国”，乃至今日的朝鲜，其能致使全民信仰共产主义，其后都是国家暴力的强制。就人性而言，当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其不得不改变信仰。满族统治中国后，强制汉人剃发易服，于汉人此乃奇耻大辱，是文明向野蛮的倒退，但是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刀刃之下，汉人不得不从，剃发留辫近三百年，乃至几代之后，汉人反倒视辫子为命根儿。
当今朝鲜，其全民对金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崇拜是真的吗？应该说是“真”的，问题是恐怖在上，枪弹在后，人们不得不“真信”。因为假信者，会在无意中流露出内心真实的情感和想法，而一旦如此，乃是举家灭顶之灾。因此，人们即使是假信，也要在内心强制自己，将假信改成“真信”。甚至不仅如此，人们彼此间还会进行“真信”的比赛，因为“信”“效忠”是国家设立的价值，“信”的程度越高越真，便越安全，因为其下有垫背的；同时，这尚可以得到提拔和奖赏。1976年，毛过世，悼念中，国人比赛似的，看谁哭的更悲痛。再而，人的意志、心理承受力及辨识力是有限的，当强制性的精神灌输达到一定的程度——比如威胁、恐惧、海量宣传、周围多数的压力等等，人就会顺从和接受，并以之为真。比如溥仪、束星北，他们都是经过强制改造、洗脑后，而真诚地信奉了共产党。文学家冯文炳（废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少有的对五四“新文化”有反省和批评的人，但是到了“新中国”却成了虔诚的共产主义者。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
今天，人们多谴责毛时代人们对毛的狂热崇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我以为，这些谴责过于严苛了，忽略了历史大背景，对人性要求过高，却过低地估计了其政权之残暴。而且“三人成虎”，极权国家对实行封闭式的洗脑教育，人们没有选择，只能接受，尤其是青少年。从接收者来说，这不是一个思想问题，更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符号接受心理学的问题，只是极权国家有意识地运用这种方式，对全民进行强制性意识灌输。
如果共产党未夺得政权，共产主义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为多数人所接受。而当其夺得国家政权，将共产意识立为国家统治意识——宗教，并以国家暴力强制人们接受，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必然成为其全民之信仰。
其七、共产主义革命及意识之席卷人类，主要的原因是共产革命在俄国夺得政权，建立了苏联红色帝国。没有苏联的建立，共产革命不会普及世界，也不会有诸多共产国家。上世纪，大多国家的共产革命，实际来于苏联的输出，其直接在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派遣领导，培训骨干，提供资金及军事武装，乃至为之制定政策，下达指令，等等。东欧各国不用说了，中国的共产革命，从中共的建立，城市起义，“农民运动”，到首次国公合作……，其后都是苏共的操纵；1945年后的国共内战，如果没有苏联的政治及军事的支持，中共绝无获胜的可能；1951年，朝共发动韩战、中共参战，其后也是苏联的黑手。共产革命席卷世界，乃是苏俄红色帝国全球扩张，其下的各共产国家乃是其征服的附属国。之后，中共与苏联翻脸，乃是斯大林死后，毛欲与苏共争夺共产革命的霸主。我们需要看到，共产革命在全世界的泛滥，其漩涡中心是，苏俄帝国的全球扩张——苏联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传统。帝国在政治、军事扩张的同时，也同时输出其意识形态。与苏联翻脸后，中共也向外输出革命，扩张培育自己的势力，如东南亚各国的共产革命。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3/31/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