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

民主和现代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否必须使用专制的办法搞现代化?在中国,我们是需要自由民主还是需要专制独裁?

这并不是个新问题。远些时候的情况不说、外国的情况不说,单单是在本世纪的中国,类似题目就讨论过不止一次。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可以看作是自由民主思想对于专制独裁思想的一个胜利。其后,袁世凯取代孙中山而当上总统,恢复帝制的呼声又渐抬头。持此观点者既有一些国内著名学者(筹安会六君子),又有一些外国专家顾问(古德诺等)。反对者自然也大有人在。不久,袁世凯称帝,殊不料引起朝野一片反对,袁世凯被迫退位。于是宣布恢复共和。这一场事变的结果,至少从形式上看,是自由民主的观念占了上风。不过这场较量主要是在政治领域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打算作过多的分析与讨论。

在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三四年间,国内知识界曾经围绕着“民治与独裁”的问题展开过一番辩论。由于这场辩论基本上发生在知识界,具有较多的理论意义,我们不妨略加评介。

论战的背景

这场讨论的一个背景是对国家统一问题的关切。当时的中国,名义上是由国民党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既存在着地方军阀的割据,又存在着共产党的革命。当时一批被我们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士,出于对一个已够分裂的国家或者还有更被破碎分裂的危险的忧虑,出于早日建成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的关切,而提出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专制独裁的呢,还是民主立宪的”这一问题。从国际上讲,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建立并获得引人注目的发展,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统治正在蒸蒸日上,学术界关于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的观念风靡一时,社会主义运动被许多人、包括自命进步的知识分子,认定是方兴未艾的历史潮流。在这场讨论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我们打算扼要地加以介绍,然后再略作评论。

在中国,你经常可以看到同一个主题的不断重复。抱怨中国的历史老是摆脱不了循环的人有时会尴尬地发现他们自己就正处于一个新的循环。说“历史从不重复”诚然不假,感慨“历史总是重演”又何尝不真?北京的公路两侧间或竖立着这样一种大木牌,上面写着“事故乡发地点,”(别地想来也有此种木牌)。历史也有这种“事故乡发地点”。在一定的情势之下,人们往往会做出和前人类似的错误行动。除非我们能对前车之鉴充分体察,否则很容易重蹈覆辙。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大陆)大部份人对这场半个多世纪前的讨论知之甚少,而如果我们对前人的思想没有了解,我们便很难超越前人。因此,我们需要略述往事。

独裁派的观点

第一种意见,以钱端升、蒋廷黻等为代表,力主在中国搞独裁、搞极权。除开为了解决分裂割据求得统一的目的外,更主要的理由仍是经济上的。他们认为,为了使中国在最短的时期内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中国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按照他们的看法,民主政治是自由经济的产物,现代社会,由于所谓“经济的民族主义的发达”,使得各国都不得不采用统制经济,而苏联、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独裁制则比民主制更适宜于统制经济。这意味着,民主政治将作为一种过时的东西而被放弃,代之而起的必是独裁的、极权的制度。他们安慰众人说,独裁制度并没有什么不好,要说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独裁制未必不及民主制,并且往往胜过民主制。民主制,说到底只是一小部份人特别感到需要,毕竟,自由一类东西只对少数人具有意义。因此,牺牲这少数人的自由以增进大多数人的福利就是可取的。这派人宣称,他们本来都是受过民主政治长期熏陶的,对各种反民主的东西一向看不顺眼,不过,为了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他们不得不改变主张。

民治派的观点

另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胡适。这派人认为,为了统一、为了建国,不一定非靠武力、靠专制。今日之中国,实在没有搞专制的必要与可能。第一,中国今日没有能够搞专制的人、政当或阶级;第二,中国今日没有足以刺激起国人支持搞专制的尖锐问题;第三,民主政治是幼儿园的政治,它不需要对其公民的知识水准提出什么过高的要求,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而新式的独裁制度、极权政治则是研究院的政治,需要有一大批专家智囊才搞得成,老老实实地学习搞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鸭子”,异想天开地搞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这派人认为,近些时期以来经济状况的变化,固然增加了国家的权力,主张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主义是不够用的了,社会主义的色彩日益加强。不过,这种变化并不一定导致非搞独裁不可,有些地方可以试行采取更多的自由自愿的合作制度,因此,所谓“统制经济”也并非不可幸免。中国要搞现代化,单靠增加政府的权力是无用的。最后,这派人还强调中国人的国民性和政治传统不适于搞独裁。等等。

在这场讨论的同时,国民党党部人员拚命鼓吹“领袖独裁政治”,政府则郑重地制定宪法正式准备开始所谓“宪政”。蒋介石、汪精卫公开发表宣言,声称中国与俄德意等国国情不同,既无独裁之必要也无独裁之可能。由是,这场讨论便以自由民主一派在名义上取得胜利而告终。至于说在这两次讨论之后,中国的现实政治究竟有几分自由民主,那是另一个问题。此处暂不论及。

评论

下面,我们对上述两种意见略加评论。

对独裁派的批评:急功近利+孤注一掷

先说所谓“独裁派”。这派人强调,为了在最短时期内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需要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注意,在这句话中有两段修饰语,是万万不可少的。其一是“最短的时期内”,其二是“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独裁派一般并不完全否认搞民主也可建成现代化,他们只是说那样做会稍慢些而已。再者,独裁派显然不认为无论什么独裁都可以完成他们所期子的重任,因为古今中外,愚蠢贪婪的独裁比比皆是,换句话,他们所要求的不是笼而统之、不加区别的独裁,而务必是“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由此,我们便发现了这派人物的一个基本特点:急功近利+孤注一掷。

柏拉图派与亚里士多德派

为什么非要“最短”不可呢?“次短”就不行了吗?这反映了一个思路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举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例子。

众所周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对后世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二人的见解既有许多相同之处,又有一系列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有人说,在政治思想方面,从来只有两种人——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柏拉图的政治理想(我们在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柏拉图前期的政治观点,以对话录《理想国》为代表)说来很简单,那就是主张由真正的哲学家作国王实行彻底的独裁统治。柏拉图所说的“哲学家国王”(或曰“哲王”)颇类似于中国古代儒家所说的“圣王”,它是指那些具有十全十美的品德和知识的人。由这样的人来安排社会、统治国家,从定义上讲就必定是十全十美的。在这种国家里,每一个人都将被安排在他最合适的位置上,一切正确的观点都会得到倾听和采纳,一切错误的意见都会得到批评与纠正,一切努力都能得到报偿或升迁,所有的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并不断地被提升到更高的水平。这是一个等级的社会,不过你不必对此抱怨,因为这里的等级区分,说到底只是必要的社会职能的区分,也就是必要的社会分工,它完全取决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而且它还会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合理地再安排。这个社会是独裁的,但是你无须乎为此忧虑或愤慨,因为哲学家国王所作出的一切决定都必然体现了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不错,柏拉图公然宣布哲王可艾萨克谎,这没有可奇怪的,既然人民有时候是那么目光短浅,以至于往往消化不了赤裸裸的事实或真理。医生不是可以对病人撒谎么?父母不是可以对儿童撒谎吗?不言而喻,哲王是不容批评,不容更换的,同时,唯有哲王自己有权选定其接班人。如此等等。

批评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严格说来,它不过是一个预先定义好了的概念的逻辑演绎。它的妙处在于不和实际发生牵涉,不必对它所引起的社会现实负责。这就使它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假定有些人相信了柏拉图的学说,当真搞起了一个“理想国”,找了一位他们认为是“哲学家”的人当上了极权的国王,而后来的结果却是把国家治理得一团糟。他们是无法抱怨柏拉图的,因为柏拉图会心平气和地告诉对方,是你们没能真正掌握他的思想,你们没能找到真正的哲学家王。即使全世界所有按照柏拉图思想建立的社会到头来都弄得弊病百出,柏拉图关于哲学家王的思想依归可以坚称自己是绝对正确的。奈何。(这使人想起卢卡奇的一句话:即使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搞槽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伟大构想仍然是正确的)

这大概是古今中外许多主张专制独裁的人们的思想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论证专制统治的种种好处时,总是暗中假定了专制者本身在道德上和知识上的绝对优越,然而问题恰恰在于——你怎么能担保专制者必定是那么优秀,或者反过来说,你怎么能保证最优秀的人必定能当上统治者呢?柏拉图毕竟是诚实的,他虽然坚信倘不由真正的哲学家当王,国家便治理不好,不过,第一、他并不承认现实世界中有哪一个国家体现了他的理想,不承认现实世界中大大小小的独裁者算得上哲学家国王,这就是说,他绝没有在鼓吹哲王理想的同时,对现实的独裁暴政献殷勤、挣表现。第二,他坦白承认他找不出合适的办法来保证由真正的哲学家当国王,这就不像现代的共产党人通过所谓“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理论,自封为“真正的哲学家”,公然大言不惭地要求对一切人实行绝对的领导。

关于开明专制

如前所说,柏拉图的哲王思想很类似于儒家的圣王思想,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很类似于儒家的仁政。但梁启超批评得好:“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应如是,无术使之必如是。”我们知道,一直有不少人偏爱“开明专制”,但他们应该懂得,人世间并不存在着一种叫做“开明专制”的政体或制度。“开明专制”就是专制,而“碰巧”专制者较为开明而已。追求“开明专制”的人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得到一个十足道地的专制,但只有极小的可能使它开明。尤其是,当绝对权力一旦确立,人们便失去了任何用和平的、正常的手段对它加以改变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假如专制者不巧并不开明(显然,这是非常可能的),或由原先的开明而变得越来越不开明,人们将一筹莫展。上当受骗并不十分可怕,发现之后却连悔过纠正的机会都没有,那才是最可怕的,有一句谚语说: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只篮子里。主张独裁的人恰恰是要我们全体人民做孤注一掷的选择。因此它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危险的主张。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不过他对于他老师的理想国没有多大兴趣。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想国进行了很尖锐的批评。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真是能由一个最有德行、最有知识的人独掌大权,当然是极权的,但是,理论上、理想上最好的东西,如果脱离现实,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很小的可能性或可行性,结果很可能变成实际上最坏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提醒我们:在考虑设计一种政治体制的时候,我们应该从普遍的、常见的情况出发,应该寻找出最能适合于一般实际的方案。从这个角度着眼,我们就必须承认,法治的民主的制度要更好一些。按照亚里士多德的主张,与其把治权寄托在一个人或一小批好人身上,不如交给多数平民。平民的权力主要体现在选举和议事等方面。平民群众,作为一个个单个的人来看,也许是乏善可陈,但当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却往往可能比少数贤良们更高明;尤其是,政治是一种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的活动,因此,在这一领域中,只有平民自己才是最适宜的评判者。美味佳肴也许只有少数烹调专家——厨师做得出,但既然菜肴主要是为食客们做的,那么,最好的评判者就只笼是食客而不能是厨师。如果食客不能对菜肴提出批评,不能自由选择他们认为满意的厨师,那不就适得其反了吗?

“最好的可能”与“最可能的好”

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我们不难发现,二者最深刻的区别在于,柏拉图总是关心建立一种最完美的社会模式而不顾它的现实可能性,亚里士多德则力主从实际出发建立一种有较多优点和较少流弊的制度。一个是追求“最好的可能”,另一个则是追求“最可能的好”。问题在于:一个按照“最好的可能”建立起来的模式,极容易在实践中变成最坏;而一个按照“最可能的好”建立起来的模式,由于它事先就充分注意到了变坏的可能性并力图防止,因此,在实际中常常能保持在一种大体令人满意的水平。历史经验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中共领导人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或曰人民民主专政远比资本主义民主更优越;选举有什么好?选举不一定总能选出最好的人。三权分立有什么好?互相牵制,正确的决定也得不到迅速彻底的执行。这些批评,孤立地看都不错。但是我们必须记住,选举,即便它不能选出最好的人,但至少不选下最坏的人;三权分立,虽然有时会影响一项正确决策的贯彻,但它常常能有效地防止荒谬的决策。如果我们希望造成一个让好人掌权,便可以为所欲为地干好事的制度,到头来我们必然是为坏人上台从而为所欲为地干坏事大开方便之门。理论上最好的东西(姑且这么说)在实际中确实变成过最坏的东西,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死抱着这种“理念”不放呢?

自由民主与大多数人的利益

主张独裁的人强调说,只有少数人才对民主特别需要,自由也只是对少数人才有意义,因此,牺牲这少数人的自由以增进大多数人的幸福就是可取的,这个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首先,凭什么根据可以断定,牺牲了民主自由就一定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幸福繁荣呢?这个论断既缺乏经验的支持(毕竟,相反的事例要更多一些),又缺乏理论的论证。除非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了类似哲学家国王的假设,否则我们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一个社会的民主自由竟然是和这个社会的幸福繁荣势不两立的!

其次,我们能否以多数人的名义去剥夺少数人,这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把一个社会中比较富裕的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四十九,只要是少数即可)统统杀掉,再把他们的财产分给其余的百分之九十(或百分之五十一),无疑是可以算作“牺牲少数人以增进大多数人的福利”了,但是,我们能够允许这样做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个功利主义的口号,如果不建立在承认一切人(而不只是多数人)的基本人权之上,那很可能变成一种强盗思想,一种山大王思想。除非少数人的权益本身是不正当的,否则,任何人也无权剥夺他们。经济学家该是功利主义者了,他们自然倾向于以整个社会的幸福繁荣作为进步的标尺。但他们认为,只有当着社会上有一些人的状况好起来而同时没有人的状况坏下去,我们才能称之为进步。

也许,人们会指责我们太理想主义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重大转变之际,有人吃亏总是难免的事。不过,我们所坚持的并不是在实际生活中绝对消除一切不公正,我们所坚持的是,我们必须尽力而为,特别是,我们不能有意识地推行不公正。《左传》里有一段著名的故事:曹捌论战。当曹捌见鲁庄公时“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末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日,公之属也,可以一战。”本来,审案判案谁也不能担保不出任何差错,但当事人必须尽心竭力以求其实,这就是“虽不能察,必以情”。否则便是草菅人命。

对少数人有用的东西,很可能对多数人有利

我们姑且承认自由民主只对少数人有实用意义,但是,那绝不等于说它们就只对这少数人才有好处或才有价值。对少数人有用的东西,很可能会对多数人有利。一个国家通过这样一条法律:禁止发明新机器。请想一下,在实际生活中,究竟会有多少人为此而深感压抑呢?只有很少一批人,只有那些发明家或想当发明家的人。但是它的社会后果难道仅只是损害了这少数人吗?多数人、整个社会难道不同样也深受其害吗?人类的进步从来离不开少数先锋分子的自由创造,压制自由、压制这少数先锋分子的自由,就是压制人类的进步。假如说牺牲自由居然也增进了大多数人民的幸福的话,那么这种所谓幸福只是动物园式的幸福,只是愚人的幸福,只是苟且呆滞的幸福。

不要一谈到历史,心肠就变硬了

一方面,关于个人价值、个人权利的概念在中国历来不够发达;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习惯于从集体角度(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考虑问题。这种混合有时会结出这样一种怪胎:那就是我们常常会心安理得地,甚至是理直气壮地提出牺牲少部份人以利于所谓多数人的主张。孟子的“杀一无辜而有天下,圣人不为”的思想更多地被视为迂腐,而很少领悟到其中所包含的珍重每一个血肉之躯的存在意义的宝贵。我纳闷的是:为什么很多善良的人,尤其是一些平日连蚂蚁都不肯踩死的读书人,一谈到历史,一谈到为整个社会作谋划,心肠顿时就变硬了。

对民治派观点的分析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主张民主的胡适一派人的意见。

专制并不是解决内忧外患的最佳选择

胡适等人认为,中国今日没有能搞专制的人、政党或阶级。这种说法看来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不管是当时还是以后,中国都很少民主而很多专制。胡适等人又认为,中国今日没有足以刺激起国人搞专制的尖锐问题。这一点需要多说几句。一般认为,在一定的国内或国际的形势下,例如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国人、或相当一部份国人会感到一种急切的需要,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他们会自愿地交出一些自由以保证这个政权能够及时地、有效地完成例如统一祖国和抵御外侵的沉重任务。这大概就是胡适所说的“足以刺激起国人搞专制的尖锐问题”。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第一,即便在上述情况下,搞专制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譬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政府、美国政府都拥有较平时更为广大的权力,但毕竟没有变成独裁国家。事实证明,在内战或外战的沉重压力下,全盘地抛弃自由民主而拥戴专制独裁,乃是一种目光短浅的、惊惶失措的危险选择,纵然它能解救燃眉之急,却必定是后患无穷。一个在紧张局势中崛起的专制政权很少会在紧张局势的消失后自行引退的。相反,它倒会随着紧张局势的消失而变得更加强化,或是造成另一种紧张局势。换言之,一定的紧张局势,容易诱使人们选择专制,但那毕竟是不明智的选择,更不是唯一的选择。第二,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严重的外患,往往倒是起到了弱化而不是强化国内的专制倾向(甲午战争的失利、八国联军的入侵分别促进了专制的清王朝的改革,抗日战争的爆发也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这个现象是有趣的。

搞民主是否此专制更容易

胡适主张民主反对专制的最主要的论据是他坚持认为搞民主比搞专制更容易,用他的话,民主政治是幼儿园的政治,而专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胡适的这个看法历来颇有争议,时下一般人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这里实际牵涉到许多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问题。让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首先,我们要肯定胡适论据中确有合理的、正确的成分。搞民主并不一定需要多么发达的经济文化基础。这是有史为证的。众所周知,许多民族在其早期都搞过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其次,当胡适说“现代专制政治是研究院的政治”时,他也不是毫无根据。一方面,现代专制主义总是标榜自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阶段和最高成就,因此从理论上说,它并不承认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可以很好地效仿自己。另一方面,尽管确有一些非常落后的国家也当真搞起了现代专制主义,不过拿它们与它们意欲效仿的那些国家相比,的确给人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印象。问题在于:在一个国家搞成专制,这是一回事;在一个国家搞好专制,这是另一回事,二者切切不可混淆。所谓搞成专制,是指建立起一个大权独揽、领导一切、不受任何批评监督的权力;所谓搞好专制,则是指这个权力能较为有效地动用它所掌握的力量达到强国强兵的目的。众所周知:历史上有两种型号的专制:一种是极端的严酷但富有效率,另一种是极端的严酷而无效率。我以为作出这种区分是重要的。通常人们都说,专制政府能获得很高的效率,专制政府容易在战争中获胜。这种笼统的说法显然经不推敲,因为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腐败无能的专制政府。这种政府的唯一有效率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压制内部的一切反抗,除此之外,它在各方面都愚蠢低能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搞专制,确切地说,搞好专制,的确需要有“研究院”的水平,即是说,它必须要有一支庞大的、精明强干的、富于朝气的或曰野心勃勃的、团结的而不是喜好内讧的、廉洁的而不是腐化的、认真严格的而不是世故油滑的,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技能而不是以外行为荣、以大老粗自夸的、追求事业的而不是追求享乐的官僚——专家队伍。否则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

中国人的民族性适于搞民主还是适于搞专制

胡适等人强调,中国人的国民性和政治传统不适于搞独裁。具体地说,中国的社会早就平民化了,两干多年的“天高皇帝远”的放任政治造成了一种“无治主义的民族性”,使得中国人不习惯于服从领袖、不习惯于崇拜英雄、不习惯于遵守严格的纪律。乍一看去,这些议论和我们今天的意见很不一致,我们大都倾向于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搞专制的,中国人缺乏的不是专制的传统而是民主的传统;有人更认为,恰恰是我们的国民性,使得我们老是摆脱不了专制而很难走向自由民主。那么,怎样看待这两种几乎截然相反的意见呢?类似的,关于“自由”,也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是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自由过,另一种则认为中国人的毛病正好是太自由了,是一盘散沙。诸如此类。

在“自由”概念上的巨大混乱

依我之见,上述两种意见的对立,部份源于概念的混乱。譬如,要问以往的中国人是太自由了还是太不自由了,这取决于你对“自由”的定义。不错,在古代中国,政府对人民的管束控制通常并不十分严密。除了纳税服役之外,人民确有相当的活动余地。但这并不等于说古人享有我们所说的公民自由权利。问题在于:在古代中国,臣民的活动范围是没有明确界定的。理论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在实际上,帝王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控制一切。说没必要,是因为帝王们关心的既然只是自己统治的巩固与延续,因此在这一点得到保证的前提下,自然用不着再管许多。毕竟,古代帝王们都没有一套伟大的意识形态的指导,没有要改造人性的宏伟抱负,所以他们只是出于消极的考虑,出于防止臣民犯上作乱的考虑去管束人民,而很少出于积极的考虑,出于把现实的人转变为某种理想的人的考虑去无微不至地操纵人民、指挥人民。这就多少有些像现今一些务实的领导人,他们反对自由化,只是反对那些对他们的权势地位构成威胁或挑战的东西,除此之外,他们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不再像他们的前任那样对一切领域中的“封资修”货色都深恶痛绝,务必除尽而后快。这就叫反自由化不要扩大化。说没可能,是指帝王们在行使自己的权力时难免要受很多障碍,习惯的障碍,尤其是技术上的障碍。只有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者才可能对人民控制得那么严密。这是托庇于现代科学技术之福。就理论上而言,在古代中国,政府之控制人民有如牧人放羊,显然,把古代中国的政治叫做“放任”、叫做“无治主义”,是容易引起误解的。说生活在古代的中国人大自由则更不妥当。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时所使用的“自由”、“放任”等词汇,乃是从西方的概念翻译而来,其含义和我们古人有时也用过的“自由”、“放任”的含义并不相同。尤其是“自由”这个概念,我们知道,就是在西方人那里“自由”一词也具有好几种不同的含义。使用时不细加区分也很容易引起混乱。而我们中国不少人在运用这个词汇时,又常常带人中国古人赋子这个词的特定含义,这更是乱上加乱。像毛泽东的名作“反对自由主义”,甚至把缺乏公共道德观念、干事敷衍塞责一类也冠以“自由主义”之名,更是让人啼笑皆非。

“铁板一块”与“一盘散沙”

这种概念的混乱导致了很多不幸的后果。照说,中国人分明是从来就没有自由过,因此,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地应该是确立中国人的自由权利、防止他人,首先是防止政府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犯。然而,按照“中国人毛病在于自由太多”的论调,进一步剥夺人民的自由倒成了义正词严的善举,这就给政府进一步滥用自己的权力提供了方便的借口。所谓“一盘散沙”,本来正是专制统治的产物,因为专制政府立意禁绝一切民间的自发自愿的结社与组织,尤其是政治性的结社和组织。正是专制政府刻意把其治下的人民隔离成一个个彼此孤立的沙粒,从而使得政府本身成为全社会的唯一的组织。长期生活在专制政权之下的人民,会由于习惯于被动的服从而失去主动的行动,特别是自发自愿的有组织的活动的能力。他们既然不允许积极地介入公共事务,因此就变得只知道经营自己狭隘的个人生活。应该懂得,“铁板一块”和“散沙一盘”这两种貌似完全相反的现象,不过是我们从“上面”和从“下面”分别观察同一个专制社会所得到的互为补充的两个侧面而已。

至于说中国人不习惯于服从领袖,不习惯于遵守严格的纪律,同样是不准确的。一方面,由于这里的“领袖”、“纪律”常常是从“上面”强加给“下面”的,因此“下面”很难有热情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专制治下理想的顺民恰恰是那种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人。如果说在当年的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我们看到了来自“下面”的人民对领袖的狂热的追随以及对一套严密纪律的说一不二的遵守,那么,这对于一个老式的专制统治来说却是不必要的。也许我还应当补充一句:这对于一个形式的极权统治来说也不是永远需要的。现代极权主义的兴起和强盛固然有赖于相当一部分人民的狂热与坚定,但它的巩固,确切地说,它的延续,却可以借助于“下面”的冷漠与涣散。

穷国不能搞民主吗?

我不打算就中国人的国民性和政治传统这个极其复杂而又引人人胜的大题目进行讨论。

眼下,我主要关心的是一个较为具体的问题。不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胡适,都认为实行民主是件比较容易的事。但是,当代许多国家的经验又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而言,实行民主是很不容易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理论上说,我同意,搞民主并不难。

有人说,穷国不能搞民主。理由是,当其大部份人民不得不为生存而终日劳累时,哪里还有精力搞民主?

这种观点颇有些不知所云。对于一般大众来说,民主难道不首先地和主要是捍卫他们切身利益的最有效的政治形式吗?为什么要把它说成是一种似乎和一般大众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奢侈品呢?即便我们承认,终日为生计操劳的人们由于缺乏良好的知识和充裕的时间,因此不能很好地参与公共事务、自己管理自己,因而他们宁肯让别人掌握一切权力来支配自己的命运,那也须得这个“别人”不利用手中的权力反过来对自己压榨掠夺才成;而问题恰恰就在于:你怎么能保证这个大权在握的独裁者就一定会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相反呢?这就需要民主了。说人们由于忙于生计而没有精力搞民主,等于说一个人忙于工作而没有精力保管自己的工作成果。说穷国搞不好民主,难道穷国就一定搞得好专制么?难道穷国的专制就必定是仁慈的、开明的么?我发现,一切主张专制独裁的理论都犯了一个共同的、极其明显的错误:他们充其量只是证明书,一个善意的、聪明的专制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他们却以为他们已经证明出专制是必要的、有益的,而他们又没有任何办法以保证专制者必定善意、聪明。他们的本意只是要肯定一个特称判断,但他们却错误地把他们的思想用了一个全称判断来表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错误。必须明白,政治领域,首先是利益的领域。民主,意味着让大家都有关心自己利益的权利;专制则意味着让一两个人掌握全体人的命运,因此,要说民主只是一种与人们切身利益无关的奢侈品,那实在是荒谬的。

文化落后的国家不能搞民主吗?

不少人认为,在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不能搞民主。依我主见,这个观点也不那么正确。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大概是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在一个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搞专制可能比较容易得手,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个国家里搞民主就一定不能成功。如果这个国家中具有文化教养的人们(即使他们人数很少)有着较为坚定明确的民主共识,那么在这样的国家搞民主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印度可算作一个明显的例子。再说我们中国,假如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数增加五倍十倍,则民主一定会更易于推行,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问题在于:就从目前中国的实际的文化构成而论,难道我们就只能像现在这么专制而不可能再民主些了吗?我很难表示赞同。应当看到,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固然和它的文化发展程度有关,同时也和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体制有关。在同样的文化发展程度的条件下,政治结构、政治体制搞得好,民主就搞得好,反过来当然不行。一味地抱怨中国人的文化水平低(以及经济落后)并以此作为中国不能搞民主的客观理由,结果是把政治体制上的毛病都给掩盖了。不少人习惯于认为,政治结构、政治体制只不过是一定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之下的必然产物而已。有什么样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种观点完全否认了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本身的能动性。说来实在难以令人置信,本来,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政治一直起着最为重大的作用。无怪乎历史书主要地都讲的是政治史。可是,偏偏是有不少人否认政治的作用。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人由于习惯于认为他们的社会是“自然的”而忘掉政治的存在,这倒应了老子的话:“太上,不知有之。”生活在极权社会的人,由于相信了统治者的宣传,以为政治体制和政治家的活动都仅只是那个客观的历史运动发展的具体体现,因此也低估了政治的作用。众所周知,极权主义者一方面攫取和扩张政治权力,使政治的力量渗透一切;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谦逊地把自己称为历史规律的执行者,把自己所作的一切说成为只不过是在促进那历史本身要实现的变化。现在,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了。可是,在思考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落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窠臼的却依然不乏其人。这实在是个有趣的现象。

代议制+地方自治

也许有人会提醒我们说:实行民主,从理论上讲,要求公民能够掌握有关的信息并进行合理的分析与判断,因此,它不可能在一个教育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实行。这种批评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是我要说的是:第一,我们这里所说的民主是代议制的民主,它不需要每个公民对重大的复杂的决策直接作出判断,而只需要他们选举出他们认为足以胜任治理国家大事的人。这个任务相对说来是不大复杂的,是具有一般常识的人完全可以做到,并且会通过多次的实践而不断改善的。第二,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行民主,地方的自主权即自治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一般文化水平低的人最缺乏的是运用复杂概念的本领,这对于他们认识自己直接经验之外的事物有很大的妨碍,但对于他们认识自己的切身经验之内的事物则并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采取“代议制+地方自治”的办法,我们就完全可能在一个幅员辽阔,经济文化都欠发达的国家里建设好一个成功的民主制度。

中国老百姓缺乏民主的要求吗?

顺便谈一谈另一种时下流行的论调:不少人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自己并无自由民主的要求,他们只是希望有“清官”、有“好皇帝”,希望过上好日子而已。

这种论调不值一驳。

说老百姓只希望有“清官”而不希望搞民主,好比说一个人只希望得到好丈夫(或好妻子)而不希望能自由恋爱。

说老百姓只希望过好日子而不关心民主制度,好比说一个人只希望有个好的家庭生活而不关心好的婚姻制度。

父母包办也可能缔结良缘,自由恋爱也可能酿成悲剧。但是我们主张自由恋爱,理由之一恰恰在于它能为获得美满婚姻提供更多的机会。

也许,确实有一些老百姓缺乏民主的要求,这就是说,他们暂时不懂得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对他们现实生活的巨大价值。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向他们阐明这一点。因此,即便有人缺乏民主要求,那也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为民主化而努力,绝不意味着我们争取民主的努力和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毫不相干(似乎唯有那些专制统治者们才是在实实在在地关心广大人民)。专制统治者所能给予人民的,充其量是一两二两黄金,我们要给人们的却是点金术。

民主: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那么,妨碍中国实行民主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这场论战没有对这个问题加以深究。我们在这里只打算简略地提一提。

托克维尔在其名著《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强调:对民主的坚强共识才是美国民主制的最大保障。民主这套东西,理解起来不难,实行起来却不易。除非我们都拿它当真,它才能灵验。一般中国人的毛病是,许多人都喜欢民主,但很少人相信它,很少人身体力行。精英份子既缺乏民主的信念,普通百姓又没有民主的习惯,这两点加在一起,民主的前景自然是任重而道远。这就要求有一批人能以身作则、坚持不懈地为确立民主的共识而奋斗。

最后,一点对比

在三十年代这场“民洽还是独裁”的论战中,主张独裁的一派人认定,计划经济(或曰统制经济)是大势所趋,而经济上的中央计划需要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这也是后来共产党人的逻辑。意味深长的是,今天国内一帮主张用独裁的办法发展经济的人,却都是主张自由经济、反对计划经济的。从逻辑上讲,自由经济要求自由政治、要求分权而不是要求集权。这层道理是很明白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人还要主张专制呢?显然,这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利害问题了。从学术道德上讲,当今的独裁派较之三十年代的独裁派,差之远矣。

一九八七年八月于哈佛

出处:《北京之春》
日期:2003年9月20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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