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事物、事件、现象的评价,有两种标准:一种是理想的标准,一种是历史的标准。以理想的、道德的、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历史和历史中的一切,横加指责全盘否定,一片漆黑晴看历史,最大伪学骂儒家,这在网络上是司空见惯了。遗憾的是,一些名家学者也犯这样“一根筋”的毛病。例如,一位我素所尊重的思想家哲学家黎鸣老,就完全站在当代及西方的立场上,把中国历史骂为一片黑暗,把传统文化批得一无是处。

黎鸣老在他的一系列雄文铁口直断:“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儒学伪学的蛊惑,完全不知真理为何物,致使中国历史上智慧发展停滞的中世纪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秦汉之后的儒学彻头彻尾成了制造伪人和伪君子的伪学,在两千多年伪学的笼罩下,中国就只能出现大量伪人、伪君子型的无用文人,而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中国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云云。诸如此类的情绪化语言层出不穷,赢得江湖大量彩声。反驳者虽不少,大多驳不到位。如有个叫李士光的传统“卫道士”对黎文逐一驳之。我浏览一二,发现此君卫道激情有余,弘儒学力不足,以致处处被动,处于下风。

黎李之争,让我想起发生于宋朝的著名的朱(熹)陈(亮)之争。朱陈之间围绕王霸义利问题展开激烈论辩。朱熹强调天理人欲不可两立,把历史分割为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两大截,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德行纯粹,道心与天理相符,是王道政治;三代之后天理失传,道统不彰,人欲横流,所以历史长期地陷入了黑暗状态。

朱、陈之争又主要围绕对汉唐的评价而展开。汉唐两朝轻徭薄赋,刑罚罕用,人才辈出,天下晏然,但朱子从道德观点出发完全否定汉唐,认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天理则王,人欲则霸,认为汉唐之君“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无一念不出于人欲”,即便事功伟大也是霸道之政,无足称道。陈亮则从功利观点出发基本肯定汉唐,认为王道霸道并非截然对立,汉唐虽“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陈亮集》卷四《问答下》),区别在于三代做得尽,汉唐做得不尽。

朱熹、陈亮在十余年时间里,书函往返互辩不已。朱熹是用唯理想、纯道德、非历史的绝对标准去衡量历史、评价汉唐的。他不仅要求外王(政治)从内圣(道德)开出,以道德去丈量政治,而且用帝王的私德去丈量国家政治乃至整个时代。小尺子这么一量,汉唐那样繁荣昌盛的政治社会也变得一无是处了。这场历史上著名的王霸之辨及“汉唐”之争,虽后来不了了之,但朱子之学越传越盛,陈亮之论郁而不张,实际上是输了。此乃各种政治历史复杂原因所致,其中也有陈亮功力不足的问题。“学术三脚猫”与“道德一根筋”相遇,相互缠夹,有理的反输了。

令我吃惊的是,朱子居然于春秋智慧和经权、文实思想一无所知,知经不知权(知原则不知权变)、知文不知实(知理想而不切实际)。

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历史,岂但暴秦五代、岂但元明清?连两汉唐宋也会一无可取!朱子与黎老,一是大理学家,一是反儒大家,一个唯道德,一个唯西学,立场完全相反,犯的却是同样的错误:树一个道德的(朱子)或现代的(黎老)浪漫主义高标去丈量历史,对略有不符者一棍子打死!而这样的错误,许多网民和不少学者皆大犯而特犯!

理想标准陈义过高,最容易脱离实际,流于迂阔空泛。历史标准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把标准放在历史之中去进行衡量,比较切近,却也有不足和弊病:容易“现实”过头,堕入狭隘低陋的实用泥坑,变成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流弊所及,是非消泯,正邪两可,连秦始皇都可以抬成大英雄。用牟宗三的话说,理想的标准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不知道历史的艰苦”,历史的标准则属于“是顺俗趋末的现象观”。他在《论凡存在即合理》一文中写道:“讲历史最忌的有两种态度:一是顺俗趋末的现象观,这必流于无是非,即有是非,亦是零碎的而无总持,颠倒的而不中肯。二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如说中国自禅让井田废,便全流于黑暗,又如说中国人以前不知道民主,不知道科学,不知道男女平权,这都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不知道历史的艰苦。”

所以,历史标准与理想标准不可偏废,理想需要现实的牵引才不至于虚浮,现实需要理想的指导才不至于堕落。孔子看待历史的眼光就特别圆融全面,将理想标准与历史标准综合统一、贯通并存。例如,管仲不仅私德不佳,而且常有逾礼之举。孔子一方面斥之“管仲之器小哉。”一方面又崇之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关于汉唐,孔子如地下有知,也必曰:如其仁如其仁,文不与而实与。汉唐不完全符合儒家王道政治理想原则,”做得不尽“,故”文不与“;但在那个时代,汉唐已做得很好很出色了,故”实与“。

对君主专制也当作如是观,用原儒的选贤与能、天子一爵、大同太平等标准衡量,君主专制绝非理想政治,但用历史的眼光看,这个过程却是非人力可以超越的。在孔子及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开明君主专制不失为最合适的选择,做不到最优,就做到次优。

不可否认,由于君主专制的历史过于漫长,儒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权力而过于牵就政统也是难免的,在儒化政权的同时难免政权化儒。当务之急是把隐晦已久的儒学理想的一面刮垢磨光,借以驱邪逐魔,重新照耀世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中共政权,不仅用西方民主自由和儒家大同理想的标准去衡量,它是反动的,就是用儒家历史的标准去看待,它也是恶劣的。简单地说,它比君主专制更坏!

(2006-4-14)

附言

上次写《为什么说黎鸣是中国最大的狂徒》,枭婆便责我对黎老不敬。我给他讲了禅宗“赵州三等接人”曲故:赵州有“第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末等人来,三门外接。”的规矩,对来访者中越没身分学识的越客气,远远迎出山门之外,而第一流人物来了,该干嘛干嘛,连禅床都懒得下。侍者不解,赵州解释是,第一等人悟道已深,双方可以交心论道,不必计较外在形式了。老枭以下犯上直言批评,正是视黎鸣老为第一等高人哩。枭婆听了,直骂我狡辩。狡辩手衷言乎,任凭世人猜测吧,呵呵。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作者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