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新京报>[2006年6月15日]

1.王国维为什么会被符号化?是其自身经历使然还是研究者另有目的?

傅国涌:王国维是个新旧之间的学者,他有深厚的旧学根底、考据功夫,同时又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哲学、美学、史学观念和方法,他从文学、哲学到甲骨文、考古、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横跨人文学科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受到学界的重视,哪怕是对旧学不以为然的新一代学者,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在旧学的圈子里,他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1927年6月2日,他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之后,学界为之震惊。我们看看半个月后在全浙会馆参加他追悼会的那个名单,即不难看出他当时的影响力,金梁、罗振玉、赵元任、姜亮夫、容庚、李济之、黄节、陈达、沈兼士、梅贻琦、陈寅恪、赵万里……新旧学者都有。他被符号化,一是他是有大学问的人物,令读书人心服,二是他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动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他被符号化的背后固然有文化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最看作的东西,就是气节(或者梁启超说的“清刚之气”)。不管你对他的死作怎么样的解读,这一点都很难否认。

王国维被符号化实际上从他自沉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到底是他自身的经历还是研究者别有目的所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

2.王国维被符号化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其发生机制蕴涵着什么样的问题?

傅国涌:要具体搞清楚王国维符号化的过程,是个专门的问题,我无力回答。我知道,当他自杀后,一方面,从事实上,对他的死因就存在着争议,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他的死出于儿女亲家罗振玉的逼债,在他尸骨未寒的8月7日,就有人在《文学周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郑孝胥就是持这一看法。顾颉刚等人则认为他是一个超然的学者,他的辫子也是徒具形式。此外有家庭隐痛说、多病厌世说,等等。同时,不少人包括周作人、浦江清等在内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情感上、理智上乃至哲学上寻求解释,这个解释过程迄今还没有结束。以王国维当时的清华同事陈寅恪为例,对他死因的解释,前后就有三次变化,先是在《挽王静安先生》中明确指出他的死是“殉清”,接着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首次指出他的死是“殉文化”,相隔两年,在为“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写的那篇著名碑文中,进一步解释他“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即“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符号化的过程,这一切已经与王国维本人没有多大关系,而是活着的人们寄托怀抱、投射自身心迹的需要在起作用。

3.当我们说王国维被符号化的时候,同时意味着与真实的背离。之前对于王国维的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傅国涌:对于王国维的死,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站在历史的角度,即便是在他被符号化之后,也还存在着探求历史真实面目的必要,关于王国维之死,近80年来,人们已经写过无数的文章了,这样的文章还会继续做下去。王国维生在一个转型时代,一生中几次经历易代鼎革,先是辛亥革命,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王朝眼看着就倒塌了,对于陌生的共和,他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怀疑,他一直留着辫子,你说他对倒台的清朝有感情也好,你说他别有怀抱也好,说他保守也好、落伍也好,当时在读书人当中他也不是孤立的,他的价值取向和陈三立、沈曾植等人接近,不同的是他的出身算不上前清官员。鲁迅说他是个老实人,老实得和火腿一样。他把自己托命的文化和一个垮台的王朝捆绑在一起,这背后到底是因为什么?他的见识、眼光和他接触到一些东方文明之外的东西,他的学问中已经引入了许多新因子,为什么他终于超越不了那条小辫子?在王国维研究中,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

4.王国维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今天应当如何看待他的学术成就?你认为这次“十大国学大师”评选,是不是将王国维符号化?为什么?

傅国涌:王国维被看作是“国学大师”,有可能和他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有关。即使今天来看,他在几个不同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都是开拓性的,有很多独有的创造,已经不同于此前立足于考据、训诂、注经式的那种旧学问,他处于旧学和新学交界点上,是承前启后的学术人物,是不是国学毫不重要。其实,“国学大师”是不可能评选出来的,而是历史自然筛选的结果,这次的评选不过是一种网络和媒体的泡沫,对王国维的学术地位、历史形象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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