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新京报>[2006年6月15日]
1.王国维为什么会被符号化？是其自身经历使然还是研究者另有目的？
傅国涌：王国维是个新旧之间的学者，他有深厚的旧学根底、考据功夫，同时又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哲学、美学、史学观念和方法，他从文学、哲学到甲骨文、考古、蒙古史、西北地理等，横跨人文学科等多个领域，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受到学界的重视，哪怕是对旧学不以为然的新一代学者，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在旧学的圈子里，他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1927年6月2日，他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之后，学界为之震惊。我们看看半个月后在全浙会馆参加他追悼会的那个名单，即不难看出他当时的影响力，金梁、罗振玉、赵元任、姜亮夫、容庚、李济之、黄节、陈达、沈兼士、梅贻琦、陈寅恪、赵万里……新旧学者都有。他被符号化，一是他是有大学问的人物，令读书人心服，二是他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动中，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死亡。他被符号化的背后固然有文化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最看作的东西，就是气节（或者梁启超说的“清刚之气”）。不管你对他的死作怎么样的解读，这一点都很难否认。
王国维被符号化实际上从他自沉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到底是他自身的经历还是研究者别有目的所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
2.王国维被符号化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其发生机制蕴涵着什么样的问题？
傅国涌：要具体搞清楚王国维符号化的过程，是个专门的问题，我无力回答。我知道，当他自杀后，一方面，从事实上，对他的死因就存在着争议，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他的死出于儿女亲家罗振玉的逼债，在他尸骨未寒的8月7日，就有人在《文学周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郑孝胥就是持这一看法。顾颉刚等人则认为他是一个超然的学者，他的辫子也是徒具形式。此外有家庭隐痛说、多病厌世说，等等。同时，不少人包括周作人、浦江清等在内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从情感上、理智上乃至哲学上寻求解释，这个解释过程迄今还没有结束。以王国维当时的清华同事陈寅恪为例，对他死因的解释，前后就有三次变化，先是在《挽王静安先生》中明确指出他的死是“殉清”，接着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首次指出他的死是“殉文化”，相隔两年，在为“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写的那篇著名碑文中，进一步解释他“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即“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国维符号化的过程，这一切已经与王国维本人没有多大关系，而是活着的人们寄托怀抱、投射自身心迹的需要在起作用。
3.当我们说王国维被符号化的时候，同时意味着与真实的背离。之前对于王国维的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傅国涌：对于王国维的死，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站在历史的角度，即便是在他被符号化之后，也还存在着探求历史真实面目的必要，关于王国维之死，近80年来，人们已经写过无数的文章了，这样的文章还会继续做下去。王国维生在一个转型时代，一生中几次经历易代鼎革，先是辛亥革命，一个绵延数百年的王朝眼看着就倒塌了，对于陌生的共和，他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怀疑，他一直留着辫子，你说他对倒台的清朝有感情也好，你说他别有怀抱也好，说他保守也好、落伍也好，当时在读书人当中他也不是孤立的，他的价值取向和陈三立、沈曾植等人接近，不同的是他的出身算不上前清官员。鲁迅说他是个老实人，老实得和火腿一样。他把自己托命的文化和一个垮台的王朝捆绑在一起，这背后到底是因为什么？他的见识、眼光和他接触到一些东方文明之外的东西，他的学问中已经引入了许多新因子，为什么他终于超越不了那条小辫子？在王国维研究中，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
4.王国维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今天应当如何看待他的学术成就？你认为这次“十大国学大师”评选，是不是将王国维符号化？为什么？
傅国涌：王国维被看作是“国学大师”，有可能和他曾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有关。即使今天来看，他在几个不同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都是开拓性的，有很多独有的创造，已经不同于此前立足于考据、训诂、注经式的那种旧学问，他处于旧学和新学交界点上，是承前启后的学术人物，是不是国学毫不重要。其实，“国学大师”是不可能评选出来的，而是历史自然筛选的结果，这次的评选不过是一种网络和媒体的泡沫，对王国维的学术地位、历史形象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