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汉语世界流行“制度创新”,意思是,在中国社会,有很多了不起的官员、学者都很努力,他们发明发见了新的制度框架、管理办法,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对别人的制度文明我们没必要那么感冒,因为他们有的我们早已有了:市场经济,我们汉代时就有了;自由思想,《道德经》里就很完备了。这个“制度创新”奇妙之处就在这里,一方面否定别人,别人并不新鲜,别人有的我们古已有之;一方面自吹自擂,我们很了不得,我们开天辟地,与时俱进,空前绝后……那些小老百姓,你们就感恩吧,因为精英们的聪明和恩典,你们在享受历史上空前的机会和幸运。在这样的大背景里,我们有了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有了村民自治的恩典,有了各种例如契合“后福特主义”的管理新风……

那个时候,我们中间怀揣“恶毒感觉”的朋友总是不以为然,但又说不出所以然。于是,有熟悉历史掌故的朋友告诉大家,这些事古已有之,并不是与时俱进的结果。这么稍一点拨,朋友就恍然大悟:是的,既然古已有之,那么不能单挑别人的制度框架,也得追问自己的精英们的所谓发明创新是否真的创新。这么一追问,就发现历史太可怕了。

比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各地政府在上面的要求下不得不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被新闻宣传吹成了不得的发明创造。但这个“明白卡”在大清帝国时叫作“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又比如,学习贯彻、深入领会的威权知识传布之道,现在有讲师团、有报告会、有带薪的职业讲用人员。但这种吹鼓手,不仅毛时代有,就是明王朝也相当制度化了。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市民公约似乎是近年的新生事物,其实不然。现在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在全国各地街头广而告之。但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有人会说,这是典型的扭曲历史为观点服务的做法。但向毛主席保证,我们没有想强加什么观点。我们只是说,这种制度创新背后的思维结构是触目惊心的,我们骄傲于自己取得历史长足进展的同时,应该想一想我们跟先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至今仍把政统的言语、口号当做生存法则时,应该想一想30年前毛的语录就在管理规模庞大的社会,应该想一想600年前,朱元璋的语录式作品《大诰》就已经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不像毛的语录,印刷量是比不上圣经的),被称颂为“臣民之至宝”。朱元璋曾命令全国人手一册《大诰》,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我们还应该想一想千年以前,孔子的话就在主宰一个大陆的文明,“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

信访制度当然也被无数的学者和记者说成是“发明创造”、“独特补充”、“新鲜事物”。但是,朱明王朝不仅鼓励百姓上访,而且鼓励百姓成群结队上访:“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朱元璋甚至严禁官员阻止百姓上访,“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他没有说,“越级上访即为犯罪”,而是希望条条大路通北京:“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勿得阻当。”

我们所有的创新不过是未经揭露的重复,所有的真理不过是未经觉悟的谬误。一代代人都以为“时间开始了!”但不要这样自信、天真或别有用心,时间一直在那里,只是看你是否媚时了。

2006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