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汉语世界流行“制度创新”，意思是，在中国社会，有很多了不起的官员、学者都很努力，他们发明发见了新的制度框架、管理办法，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对别人的制度文明我们没必要那么感冒，因为他们有的我们早已有了：市场经济，我们汉代时就有了；自由思想，《道德经》里就很完备了。这个“制度创新”奇妙之处就在这里，一方面否定别人，别人并不新鲜，别人有的我们古已有之；一方面自吹自擂，我们很了不得，我们开天辟地，与时俱进，空前绝后……那些小老百姓，你们就感恩吧，因为精英们的聪明和恩典，你们在享受历史上空前的机会和幸运。在这样的大背景里，我们有了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有了村民自治的恩典，有了各种例如契合“后福特主义”的管理新风……
那个时候，我们中间怀揣“恶毒感觉”的朋友总是不以为然，但又说不出所以然。于是，有熟悉历史掌故的朋友告诉大家，这些事古已有之，并不是与时俱进的结果。这么稍一点拨，朋友就恍然大悟：是的，既然古已有之，那么不能单挑别人的制度框架，也得追问自己的精英们的所谓发明创新是否真的创新。这么一追问，就发现历史太可怕了。
比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各地政府在上面的要求下不得不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被新闻宣传吹成了不得的发明创造。但这个“明白卡”在大清帝国时叫作“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又比如，学习贯彻、深入领会的威权知识传布之道，现在有讲师团、有报告会、有带薪的职业讲用人员。但这种吹鼓手，不仅毛时代有，就是明王朝也相当制度化了。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市民公约似乎是近年的新生事物，其实不然。现在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在全国各地街头广而告之。但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有人会说，这是典型的扭曲历史为观点服务的做法。但向毛主席保证，我们没有想强加什么观点。我们只是说，这种制度创新背后的思维结构是触目惊心的，我们骄傲于自己取得历史长足进展的同时，应该想一想我们跟先人究竟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至今仍把政统的言语、口号当做生存法则时，应该想一想30年前毛的语录就在管理规模庞大的社会，应该想一想600年前，朱元璋的语录式作品《大诰》就已经成为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不像毛的语录，印刷量是比不上圣经的），被称颂为“臣民之至宝”。朱元璋曾命令全国人手一册《大诰》，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我们还应该想一想千年以前，孔子的话就在主宰一个大陆的文明，“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
信访制度当然也被无数的学者和记者说成是“发明创造”、“独特补充”、“新鲜事物”。但是，朱明王朝不仅鼓励百姓上访，而且鼓励百姓成群结队上访：“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朱元璋甚至严禁官员阻止百姓上访，“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他没有说，“越级上访即为犯罪”，而是希望条条大路通北京：“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勿得阻当。”
我们所有的创新不过是未经揭露的重复，所有的真理不过是未经觉悟的谬误。一代代人都以为“时间开始了！”但不要这样自信、天真或别有用心，时间一直在那里，只是看你是否媚时了。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