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家国家机关呆过一段时间,那时候,部里宣称要用世界上最严厉的审批制度管住农地流失问题。十年后,有一阵看新闻,发现我国耕地流失严重得可怕,十多年里流失了近亿亩土地,而媒体正起劲儿地宣传国家有关部门的行政新政,他们要用世界上最严厉的办法打击农地非法占用问题。我哑然惊恐,原来我们没有长进不说,仍在自欺欺人。

我在国家机关看见过什么呢。不用说,部长、局座们整天忙得团团转,司长们在维护本部门本行业的利益最大化问题上也极为上心,就是处长们也整天忙一些数字、公文、表格填写一类的东东(参见《动物庄园》小说,里面有详细的说明)。可以说,他们真的是很熟悉自家一亩三分地内的事情。一些公务员称此为敬业,甚至据说有名的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曾刊过一版公务员自述,看到感动于自己拿钱少而默默奉献的公务员们说自己如何熟悉条文、法规、政策,如何在为改革开放做事,我当时很不以为然。最可笑的,一公务员夸耀自己在外省来京寻求政策解释的地方官吏面前能够对答如流,说他一眼一手就能把有关政策出处的文件从档案柜里厚积如山的文件里找出来,让对方信服。

在我的印象中,事务官和公务员们整天忙活的事最多称为做局、编故事、上传下达。这样说似乎还辱没了“做局”二字,做局是商人们的拿手本领,他们凭着灵敏的嗅觉,设定一局,把有关的人物、消费者、生产者诱入,从而获得可观的效益。有关中国商人做局的故事可以写出很多书来,柯云路就写过一本《超级圈套》的纪实小说,把北京的几个文化学者和有关商人写进了局里。了解这些做局的故事,不仅可以增添人们智力的乐趣,而且有益于人们更深地理解我们社会的改革开放。比如,令一些青年朋友恶心不已的广告商品,脑白金,就是一个局。做局的“巨人”史玉柱是我多年前见过的,我知道他是安徽某大学毕业的,有过理想;但后来何以在商言商,商得如此厉害,在局中往而不返得不理不想,实在让人痛惜。当然,从这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而言,史的做局注定能够获得成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这种社会的文明程度多少影响了商人们的做局:他们是真的在给社会创造新的生活生产方式;还是欺骗的色彩更强一些,丝毫不解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层面的需要,只是为了让人们痛快一点地掏腰包?有一年一个香港来的文科学生跟我们聊天,谈起他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故事,就说对那些名满天下的学者教授失望,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就是如何搞项目申请科研经费,搞选题编书,是的,名教授说,搞个新文学大系来,千万字不如几百万字的丛书更有市场,这就是一个局。不知道社会学家如何看待这样的局,它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是否增加了国民生产的财富总量,是否让教授们名利双收?这样的局太多了,外人不知道,被告知里面的水深,其实里面有什么呀。

我呆过不少新闻单位。最难以忍受的是在报社做事,编辑记者们整天为稿子发愁,想想看,出日报,每天不填满那固定的十几张报纸,是没法交差的。总不能对读者开天窗吧。似乎是很神圣的事业。因此大家每天绞尽脑汁地找稿写稿,质量之烂不可想象。我想象不出一国最优秀的年轻人整天这么做局,浪费资源,做给并没有什么读者的读者去看。我做战略与管理认真多了,但用心多少自己是有数的,看到读者来信称赞,甚至称赞我们版式、配图都有微言大义,我们只能苦笑。这局做的。这局也太好做了吧。我听说现在媒体做得更烂更滥了。他们不仅为找稿子发愁,甚至为找选题发愁了。不像前几年那么自由,选题一抓一大把的。他们要戴着重镣铐做局了。

话扯远了。说到行政部门的做局,那是相当容易的,容易得如同穿衣吃饭。比如,打一电话,通知全国相关单位搞培训、开研讨班、办展览会,或者花点工夫,把国家政策法规打包编成教材、指南、手册,局就做成了。当然,那是我十多年前与闻的局,听说现在的局更容易了。

当然,有人说,局非商人专利,商人做局也非局限于利。自吕不纬开始,中国就是一局,全国一盘棋,看谁是胜负手,谁是赢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这局做的,全民参与了。今天的中国仿佛如是。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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