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我思绪万千,也对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深感怀念。和我的众多年长的朋友相比,我没受过什么苦,也没挨过整,可以算是幸运儿。而我的幸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推行的改革政策,尤其是教育改革。另一方面,邓小平拍板的六四镇压,又堵死了我回到故土报效祖国之路。邓小平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我是1961年在天津出生的。小时候正赶上文革,所以我从学校里没学到什么东西。上中学后,倒是从学工、学农活动中学到了不少社会知识。那时我所在的天津三中办有电镀厂和电阻器厂。从1976到1977年的近一年里,我每两周都有一周在这两处工厂全时参加劳动。电镀厂要用多种腐蚀性原料,我穿的衣服常常因此褪了颜色,皮肤有时也会变色。为此学校发给我们健康补助,记得是每天两毛钱。这是我最早赚的钱。我也在丁字沽大队以及第三开关厂的基建组、冲工车间和翻沙车间劳动过,还参加过大地震后的拆迁。

我虽然个子大,却从小体质不强壮,最害怕体育课,也不会打架。再加上高度近视,戴着深度眼镜,我给人的印象是文弱书生,自信心非常低。唯一一次感到比别人强,是在1972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时候。那年我所在的一号路小学举行了一次“百字测验”,我是全校唯一一个得了满分的学生,而第二名据说只有95分。

文革中,我和别的孩子一样,参加红小兵,写思想汇报,每天上课前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有最高指示发表时,也把毛主席像挂在脖子上,到街上游行庆祝。但因为年纪太小,我参加这些活动完全是走形式,从未投入过感情,同时也没有过特别的抵触情绪。我没有过老红卫兵的狂热,对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崇拜过。

我对政治的关心,可算是从1975年开始的。那年毛泽东、四人帮发起了批林批孔和批《水浒》的运动。批邓开始后我才知道,这两个运动是针对邓小平的。我对这两个运动都很反感。对孔子的言论,我以前知道的不多,这时有机会读到,一下子就产生了亲切感。比如“仁者爱人”,“有教无类”等名言,我就是在那时学到的。连林彪的有些话,我都觉得比那些批判文章有道理。我是1974年读的《水浒》,是从新华书店租来读的。我对《水浒》从一开始就很喜欢,直到今天仍然喜欢。对《水浒》挨批,我的感觉,简直和自己或家人挨批差不多。所以,我对政治的关心,一开始就带有反叛情绪。

到了1976年,我的反叛情绪就定型了。1976年夏天,批邓运动集中在所谓“三株大毒草”上,也就是邓小平1975年主持起草的三份文件①。作为反面教材,这三个文件被附在了批邓文集的后面。批邓者没有料到的是,和许多人一样,我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一下子就看出来了,批邓者所说的毒草其实是香花,而那些批判文章才是毒草。比如“论总纲”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批判文章却说这不是党的根本任务,搞阶级斗争才是。我当时就觉得,“四个现代化”比阶级斗争香多了。

1976年的四五运动,对我影响也很大。从官方报道的行间字缝里,我看得出这是一次自发的行动,是对批“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即邓小平)的反弹。我也看得出,中共官方有关邓小平是四五运动导演的说法,是十足的谎言。后来在北大读书期间,每年四五我都去了天安门广场,向四五参加者致敬,也从他们的英勇事迹中汲取力量。

1976年一月周恩来去世时,我感到很悲痛。实际上,直到今天,我对周恩来仍存有相当的敬意。在这一点上,我和我的挚友杨小凯感受很不一样。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时,宿舍里帖有一幅周恩来的画像。杨小凯对此颇有微词,说他认为周恩来其实是最坏的。但我对毛泽东从来没什么好感。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时,我只有震动,毫无悲伤。

四人帮被粉碎后,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一日强似一日。现在回想起来,在一个极权社会里能出现这样普遍、明确的民意,也算得上一个奇迹了。但是由于中央有人阻拦,邓小平迟迟未能复出。到了1977年春天,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我于是写了几份要求邓小平复出的传单,用垫蓝纸复制了,打算拿到天津的市中心散发。结果几经犹豫,终于没有发出。所以,我第一次计划中的政治行为是和邓小平有关的。下面我会讲到,我第一次实际的政治行为也和邓小平有关。

我希望邓小平复出,完全是基于理性的思索,是为了国家好、老百姓好。我完全没想到的是,他的复出很快给我的人生带来了戏剧性变化。1977年下半年起,天津三中和其它学校一样,举办了数学、物理等竞赛。我在竞赛中多次获奖,几个月内就从一些老师眼中的白专典型变成了小小的明星。

恢复高考是邓小平复出后最早作出的一个决策。因为我跟着广播讲座学了几年英语,消息刚一传来,学校的老师就建议我去报考南开大学外语系。我那时对上大学压根儿没想过,但还是顺从老师和父母的意思参加了七七级的高考。结果,笔试考得不错,但面试没过关。我的性格、志趣都不适合上外语系。所以,对参加这次高考,现在想起来都还有点后怕:要是考上就惨了!

1978年,我先后在红桥区、天津市和全国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中得了奖。那年全国只有五十七人获奖,天津只有四个。我们这几十个中学生,一下子变成了稀有动物。六月中旬,我们被请到北京参加发奖仪式。我们住在石景山区装甲兵部队招待所,那里吃住条件都很好。在北京的几天里,参加了许多特别的活动,包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在清华听华罗庚作数学报告,在北大听周培源作介绍等,还看了两部外国电影(《未来世界》和《魔盒》)。六月十九日举行发奖仪式,由副总理方毅发奖,著名的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陈景润等都出席了。这些人以前只在报纸上见过,现在一下子走到了他们面前,我的感觉简直就像走进了天方夜谭。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天在连续剧里看到方毅、周培源、苏步青、陈景润等人的形象,仍然倍感亲切。

那年有个特别规定,就是数学竞赛的五十七名获奖者,都可以免试上大学,专业、学校随便挑。我因为对政治、社会问题产生了兴趣,本来没想急着上大学。那时“上山下乡”还没有完全结束,我还有高中毕业后先到农村锻炼一段的想法。但在当时那种科学至上、上大学至上的气氛中,我的这个想法完全不合时宜,根本没法向父母、老师提起。同样的,我虽然对社会人文学科有兴趣,在选专业时也只能自我限制在理科。我是靠数学竞赛上来的。虽然当时说专业随便挑,假如我报了北大的经济或者新闻专业,且不说父母老师会不理解,北大能收我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恐怕再也找不出来了!

但我不想把自己限制于数学,也不愿去远在合肥的科技大。于是,就把北大物理系列成了第一志愿,随后于十月初进了北大。离开天津三中前,学校领导找我谈话,希望我申请加入共青团。我写了申请,填了表,然后在九月下旬入了团。显然,我是因为数学竞赛获奖而被邀请入团的。

天津三中教师帮助于大海制订学习规划。原载《天津教育》1978年第八期。

我对物理从一开始就很喜欢,在北大的成绩也很不错。但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我同样极为关心。入学后不久,中共就给四五平了反,西单“民主墙”随后兴起。我多次到西单读大字报以及《北京之春》等民间刊物,和上访群众交谈,也拜访过一些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分子。1979年一月的一天,我目睹了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活动。游行者打的是“要民主,要人权”,“反饥饿,反迫害”的旗帜。我以前只在电影里看过这种场面,现在身临其境,感到十分刺激,对四五运动也增加了几分理解。我的民主化理想,是民主墙时期确立的。

1978年十二月,邓小平对民主墙给予了正面评价。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出了改革的信号。此时我对邓小平寄予厚望,但同时感到,如果华国锋仍担任主席,说不定哪一天邓小平又会被整掉。担忧之中,我决定为邓小平的倡导的改革尽一己之力。我从校商店买了毛笔和墨水,在1979年元旦那天天亮之前来到三角地的布告栏,写下了如下标语:“全党全军行动起来,拥护邓小平同志出任中共中央主席”。然后,就回到宿舍继续睡觉。天亮后,听到了一些有关议论。到中午吃饭时,发现我的标语已经被新的、官方的标语遮盖了。这就是我的第一次政治行动。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这还是第一次提起。

但是邓小平很快让我失望了。1979年三月,他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随后不久,我所心爱的民主墙、民间刊物就被取缔了。没有热闹好看了,我只好书归正传,埋头苦读,进军四大力学(即经典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统计力学/热力学)。

1980年秋天,高校学生得到了一个公开选举区县级人民代表的机会。这轮选举,可以算是邓小平推动的极有限的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十一月初,在技术物理系读书的四五英雄王军涛帖出海报,宣布参选。这之前我已认识王军涛,曾到他的宿舍买《北京之春》。所以,看到身边出现了选举,尤其是有我认识的人参选,我就抱着“多修一门课”的想法,打算参加些活动。有些同学鼓动我参选,我也答应了下来。我1979年四月被选为班上的学习委员,1980年三月,系里又提拔我为系学习委员。在班里的几次班干部和三好生选举中,我得票都相当多,我的自信心由此大为增强。但我很快发现自己的历练还差得远。在办公楼举行答辩会后,我觉得好几个候选人都比我水平高,就没再单独搞什么活动。

北大选举答辩会(1980年)。左起:田志立、杨利川、张炜、于大海、王军涛、房志远、刘娟、夏申。

选举结束后,我回过头来接着攻四大力学,为参加出国考试做准备。邓小平推行的教育改革,一个重要内容是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当时,因为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推动,物理专业出国的机会特别多。李政道对他1979年从国内招的几个研究生很满意,于是就从1980年起,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共同实施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英文简称为CUSPEA.在这个项目下,每年有一百余人从国内进入美、加的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②。我对社会人文学科仍很有兴趣,但这个出国的机会来得正是时候,太难得了,我实在不想放过。于是,在通过预考后,我于1981年九月参加了第二届CUSPEA考试。考试一连三天,每天四小时,内容分别是经典物理、现代物理和普通物理,试卷和答案都用英文,此外还另有英文考试。那年参加考试的包括七七、七八级的本科生以及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在八百多名考生中,我的物理成绩名列第十三,英语成绩名列第九。1982年春,我凭着这个被美国宾州大学录取。

1982年九月到宾州大学后,学习成绩不错,生活上很快也习惯了。最大的困扰,来自对自己人生轨迹的考量。我的人生至此一帆风顺,但下一步该怎么走呢?拿个物理学博士,然后回国教书、搞研究吗?这样对社会的贡献是最大吗?还有,我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兴趣就从此放弃吗?

国内的消息是,邓小平在推动经济改革,内容包括运用市场机制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及投资。在美国的体验是,美国自由得很,谁想学什么就学什么,不需要任何人特别批准。我想到,如果在美国学经济或者人文,将来假如国内实行了全面变革,我也许能作出更大的贡献。就这样,到美国两个多月后,我就拿定了转学、改专业的主意。我参加了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入学考试,但最后决定全力争取读经济学博士。北大物理系主任赵凯华对我的做法给予了至关重要支持,副校长沈克琦事后也表示了他的支持和赞许。李政道则给我写了封短信表示反对,大意是你还年轻不懂事,切不要轻举妄动。我感谢他的关心,但没有接受他的劝说。

幸运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的经济系都录取了我,并提供了奖学金。我选择了普林斯顿,因为那里的邹至庄教授对我特别热情,普林斯顿的奖学金也比耶鲁多。更幸运的是,当我的学业逐渐进入状态后,国内的经济改革也由农村扩展到了城市,越搞越红火。为了给将来回国作准备,我和一同在普大读书的杨小凯从1984年起开始筹划创办中国留美经济学会。1985年,这个学会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成立,我出任首任会长。如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所指出的③,这个学会是时代的宠儿,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海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支持。学会能顺利组建并延续至今,是与邓小平以及赵紫阳等人鼎力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分不开的。

上大学、出国留学和创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算得上是我人生中的三个飞跃。有意思的是,其中每一个都是借了邓小平改革的东风才得以完成的。

邓小平去世时,我曾写文章表示悼念。有人对此不理解:一个民运分子,怎么会去悼念六四镇压的元凶。我的那时想法是,第一,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给亿万民众带来了好处,功不可没。第二,按我的推测,邓小平是在看到改革派大势已去,自己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后才同意镇压的,他作出镇压的决定不是很情愿的。在这一点上,他和李鹏以及众多中共元老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对镇压的血腥程度也未必有清楚的意识。十七年过去了,我的想法还是这样。

最后,想谈谈电视剧内容所引出的问题。为什么民众评论时政就会被抓?为什么华国锋、叶剑英需要用宫廷政变式的办法对付四人帮?是谁的政策造成的农民进城讨饭,学者专家扫厕所和青年人大逃港?说穿了,这些都是毛泽东、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政绩”。我认为,中共的新一代领导人完全没有必要继续死守着毛泽东的僵尸过日子。他们应该寻求新的、建立在民意和选票上的权力基础。邓小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他的改革终究是蹩脚的。新一代领导人如果真有赶超邓小平的雄心,就应该开启政治改革,根治改革的蹩脚病,以使中国能真正做到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

2014年八月

注释:

①这三份文件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②见《CUSPEA十年》(第二版),吴塘、柳怀祖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五月,http://www.srtsw.com/ebook/Z/A2030896.pdf.

③见《善始善成: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5周年纪念文集》,孙涤主编,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二月。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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