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进单位工作，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浑浑沌沌地被送入一个准时上下班的集体中，像是加入了工业版的人民公社。开会、发言、学习文件，有上级总公司、乃至各类中央部委红头文件。听总经理做报告是家常便饭。通常那时的各级头儿均是政工干部出身，我们这里也不例外，做起报告来滔滔不绝，抑扬顿挫，口才是不错的，黑的能说成白的，且循序渐进、有条有理让你脑子渐渐抽空。据说以前他做过某位大头儿秘书，后到了政工处，以前大型中央直属企业皆设置这么一个专管宣传、员工政治思想觉悟的机构。我写的开头部分，如果那些革命用词使唤得还算灵活自如，部分功劳就是不断“聆听”政治报告，潜移默化生的根。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尤其是变化不会突然被觉察到，它往往体现在某一个特别的节骨眼上。那天，是我们这位头儿临退休前的几次全员大会，他照例口若悬河，大讲一个企业应该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政治也应服务于这个改革开放的宏观蓝图等等，可能以前没怎么在意，或开会闭目养神，不知为什么那次开会，我猛地醒了过来，仔细琢磨同样一个人，坐在同样的位置，十几年前的振振有词尚未烟消云散，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另一模样的人。同样讲的是大道理，可以同时讲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道理。这让我吃惊不小，他难道把以前讲过的就这么轻易地遗忘了吗。这种不知不觉、渐进似的遗忘布满各个生活空间，它不显著，更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在我们政治处境颠簸、遗忘的这段时间跨度里，也差不多是柏林墙倒塌，至今的二十年时间。欧洲在聆听一个新世纪的到来，欢欣鼓舞地陶醉于专制大墙轰然倒地。我们这儿还刚刚开始从黎明苏醒，像古代帝都的集市，刚刚获得皇天开恩扩大了做小生意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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