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李慰饴同志写了《思考,但别忘了文学……》,更高兴《光明日报》由此发起不同意见的讨论。这种艺术民主的新气象,当然对被讨论的刘心武同志的创作大有裨益,而尤为重要的是,对我国包括文学在内的各项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都有极为巨大的促进作用。应该为此叫好!

从已经读到的李慰饴、冯立三和严承章同志的三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这次讨论的焦点是文学和思考的关系。实际上,这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以及评价文学作品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同时,大家很自然地提出和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创作应该怎样以它特有的规律反映和影响生活?显然,这次讨论已经触到了文学创作的本质,也触到了文学批评的本质。

我以为,李慰饴和严承章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是很可贵、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依照文学创作特有的规律,通过形象思维,生动而准确地反映生活,并能动地影响生活,帮助人们改造生活。应该说,这是对文学创作以及其他各种艺术创作的最起码也最根本的要求(当然,某些文艺创作如田园诗、山水画和轻音乐等,一般说来是不要求塑造人物形象的)。过去十余年间,这个要求被“四人帮”取消和扼杀了;近两年来,尽管文艺界和理论界多有重新提倡,但在创作实践中,不论文学也好,电影、戏剧等艺术也好,这个要求还是实行得很不够的,甚至有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的倾向。面对这种状况,李慰饴等同志不是抽象地呼吁,而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尖锐而准确地再次把这个要求提了出来,实属极为必要。

这里,我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在当前和今后的文艺创作中,必须警惕“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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