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让我写马骅，开始没答应。我好几年没正儿八经写文章了，另外，要写马骅得动用记忆，怕伤感。但那个一直占据我内心的匣子还是一触即开了。离他出事虽有六年，悲伤却仍旧簇新、尖锐，层叠的回忆和对回忆的回忆也愈发清晰、不真实起来。
我是1997年在一个画展上同时认识马骅和一梁的。当时我还是机械厂的会计，却做着老姑娘般偏执而孤僻的作家梦。交谈中，马骅不经意地提起他早在南开附中就读过我的小说，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那些半荒诞的作品发表在八十年代不甚有名的期刊上，连自己大多忘记，而马骅却能精确说出细节，他的博闻强记着实令人惊叹。他还告诉我自己喜欢塞林格、莫狄阿诺和村上春树，他身上确有那几位作家孤郁而洋气的青春气质。那天，一梁向我夸耀自己不上班、幸福的文学寄生虫生活，并怂恿我辞职、专事写作；而同时认识的薛莲，穿着和自己一样的搭攀布鞋，学哲学，爱演戏，抽烟，聪明，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后来我们三人都跟马骅去了他上班的“依恋”服装公司，一梁竟要买一件蛋青色的无袖高领紧身针织衫送我，马骅去打了折扣。马骅的话一直不多，有些拘谨，也没谈他在写作，但看得出文艺活动是他作为韩国公司的小白领抵挡严酷现实的太平洋堤坝。
几个月后，我即结婚、离职，真的当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后来肖开愚又带我去过一次“依恋”，他是为了去偷打国际长途。他还说了马骅一桩逸事：有次自己找不到一张记有电话号码的纸条了，一旁的马骅竟报出了那六位数字，因为几个月前那人在电话中向自己报号码时，他刚好在场听见。帮朋友的忙，马骅做这些事时也像地下工作者，沉着，表情严肃。我问他平时写些什么，他好象不愿多谈。给我的印象是：写作于他神圣异常，不敢妄加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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