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殖民城市”上海和香港在不同时期都扮演了主流文化的“它者”角色。众所周知,上海的租界在三、四十年代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某种公共空间。面对国民政府的高压管制,左翼作家正是利用租界的“殖民管治区”来逃脱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和言论管制,并从事旨在颠覆国民政府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夺取政权,建立了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其对新闻言论的审查和管制比起国民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有别于中共喉舌的声音都被赶到海外。于是,五十年代以后的“殖民地”香港一下子增添了另一种涵义:逃离共产中国的难民避难所和抗争共产文化的“自由城”。这便是殖民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吊诡之处,任何后殖民话语批判必须正视中国现代文化之历史实践,因为对殖民地香港的“自由想象”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构成香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林语堂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实践和生活经历为例,从一个侧面探讨香港在五、六、七十年代作为“难民的自由城”的想象以及历史功能。林语堂49年以后滞留海外,“无国可归”,五十年代开始便积极注重香港的反共桥头堡地位,比如翻译并积极策划出版萧英的《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英文版,虽然最后没有成功。林语堂最后十年(1966-1976)返台定居,但其实一半时间在香港度过,并潜心在香港中文大学编撰汉英词典。但林氏香港想象的主要作品是其英文小说《逃向自由城》。该小说以文学形式真实展现了香港历史上已被淡忘的一次难民潮:1962年前后因大陆所谓“大跃进”、大饥荒而引发的涌向香港的逃难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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