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我离开了中国。不久，我错过了人生中一直等待着的一个机会：六四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在我离开北京以前，我天天练习演讲，在家中滔滔不绝，想像有数百人在听。其实，偶而我也有一个听众到来，就是北大诗人骆一禾。我已经感到了一种大事件即将爆发的暴戾之气，似乎空气中都有绝望到底窒息到头的味道，人与云空之间，隔着一层无法形容的厚膜，仰头而无法看见蓝天，那象征自由，赐予人间灵感的苍穹。北京令人的精神溺落，到处是无精打采的知识分子，忿忿不平的市民，和苦闷的学生。当时我有感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果真，等我离开才七个月，胡耀邦去世，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爆发。
一个多月里，我每天从波特兰城往中国大陆打电话，那个月的国际长途电话费是＄890，相当于今天的几千块钱了。我的感情全部卷入，似乎对中国人身份的思考终于有了一个突破。得意，自豪，感动，悲伤，无法说清楚的失落感也傍随着我，我希望我三加了这场运动，而不是远在千里之外，通过电视旁观。我甚至产生错觉，以为中国人至此将独立前行，奔向未知，义无反顾，豪迈在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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