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我离开了中国。不久,我错过了人生中一直等待着的一个机会:六四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在我离开北京以前,我天天练习演讲,在家中滔滔不绝,想像有数百人在听。其实,偶而我也有一个听众到来,就是北大诗人骆一禾。我已经感到了一种大事件即将爆发的暴戾之气,似乎空气中都有绝望到底窒息到头的味道,人与云空之间,隔着一层无法形容的厚膜,仰头而无法看见蓝天,那象征自由,赐予人间灵感的苍穹。北京令人的精神溺落,到处是无精打采的知识分子,忿忿不平的市民,和苦闷的学生。当时我有感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果真,等我离开才七个月,胡耀邦去世,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爆发。

一个多月里,我每天从波特兰城往中国大陆打电话,那个月的国际长途电话费是$890,相当于今天的几千块钱了。我的感情全部卷入,似乎对中国人身份的思考终于有了一个突破。得意,自豪,感动,悲伤,无法说清楚的失落感也傍随着我,我希望我三加了这场运动,而不是远在千里之外,通过电视旁观。我甚至产生错觉,以为中国人至此将独立前行,奔向未知,义无反顾,豪迈在国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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