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一篇旧文,写于宾雁先生刚去世不久,那时普林斯顿大学为他举办隆重的追悼会,他的家人和朋辈好友聚集在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外堂挂满了挽联,堆满了花篮花圈。我见到许多远程赶来,平时难得一见的学界和民运界的朋友,人人脸色凝重凄然,大家握手问候之后就都哑口无言。追悼仪式上许多人发言,我也简短地陈述了宾雁先生和我故去夫君马汉茂两人生前的结缘。后来在追思文集中,我又补进了科培列夫那一段,因为两位文学家都曾在共产极权制度下遭受钳制和迫害,最后都被迫离国流亡而客死异乡。所不同的是,宾雁先生以报告文学的写作方式,在中国本土掀起了很强的反思潮流,成为人们心中的“包青天”,但是他内心似乎直到死于异国之时,都还没有真正地摆脱自己青年时代就陷入的共产主义泥沼,虽然他认同自由和人权的普世价值。

反观科培列夫,他在战争期间,一边反抗法西斯的暴力和战争,一方面就注意到共产主义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所犯下的罪行并不亚于法西斯的残暴和非人性。因此他放弃幻想,从50年代中期出狱后,就不断地向权力挑战,批评苏共政府,为受到迫害的同事鸣不平,为新闻自由、审查制度进行争抗,这种以卵击石的行为,为他和家人带来经常性的恐惧和威胁。最终他失去了国家,被迫流亡异地。科培列夫后来定居德国,并开展了极为有意义的文化工作,将德国和俄国两国的文学和文化进行平行的研究和对比,出版了大量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成就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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