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故事是可以编造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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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慈桥(作者:周时奋)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按:文化名家周时奋先生(1949.5.3—2012.10.1),集画家、作家、学者于一身,曾任浙江宁波市文化局局长。在黄兴国任宁波市委书记期间,周时奋被以受贿罪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后黄兴国调任天津任市长、市委代理书记,并于2016年9月落马。至此,这部尘封十多年的书稿才得以面世。书稿讲述了其被“双规”、判刑、服刑的传奇经历。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从接近周时奋亲属的人士处获得书稿,予以连载。

▍文 周时奋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

色不是空,空不是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般若波罗密多心经》

我心地宁静地决定了若干技术原则

就在“老狐狸”开恩让我在那张木床上稍稍靠一会儿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思想清理,大概也就二十分钟的时间吧,那个自称“老马”的家伙又感到不耐烦了,他粗着嗓门吼了起来:

“好了,别装蒜了。起来,快起来,去好好交代问题”

我不等他来拉我就站起来,重新坐到了桌子的边上,这时候,窗外的天色已经灰蒙蒙的有些光亮,我估计应该是凌晨时分。

我已经看清了我的出路和可能得到的“待遇”的底线,也作好了积极面对的心理准备,我的心里反而十分宁静。我为自己倒了一杯水,静静地坐下来,开始思考一些策略性的问题。我是这样想的:

一、我要“配合”的范围,只能在他们所谓的“掌握”也即是陈鲁胡说八道的那些“线索”的范围内,不要节外生枝,不然会越涂越黑。这就首先要把他们的底细“套”出来;

二、要在每一条“供认”上尽量创造出一些独特的细节,通过这些并不存在的细节,起到两方面的作用:首先因为是不存在的,必然不可能与陈鲁瞎编的“口供”巧合,也就是说与陈鲁的口供形成矛盾,迫使他们去查证;其次是如果“组织上”去核实,就会立刻暴露出它的不真实性。——值得提前一说的是,其实事后得悉,我的这一点设想实在是太过于幼稚,最后不但“组织上”根本没有去核实,而且检察院通过诱导威逼,强行地要陈鲁按我说的更改口供。

三、我要在“配合”的过程中努力留下“编造”的痕迹,也就是说,我要把每一种编造的细节,都白纸黑字地写下来、留下来。我相信,只要纪委不有意毁灭这些书证,后人是能看到我在强大的压力下,是怎样地努力“编”着那些“罪行”。

四、尽量地将问题解决在我这里,尽量地不牵及家人;或者有可能的话,要创造除陈鲁外的在场者,让他们来证明事实的不真实。

五、从现在起,我要把整个“办案”过程的细节一一铭记在心,不管如何,我将来一定要把它真实地写出来。写是我的特长,也是我的权利,因为我同时也是一个已经出版了200余万文字的作家。我现在还不知道那个幕后的最高指挥者是谁,如果我有力量可以与之抗衡,或者这个人在宁波还存在着对他的威权有更大钳制力量的话,那么我可以在检察院或者法庭上把整个真实的情况公诸出来;如果这个人的力量暂时不可能抗衡,我将写出来作为历史的记证,我可以在全国发表,甚至在国外发表,我相信权势总不可能是永恒的、也不可能是无边界的。

我感到心地透亮了,心境反而想不到的好,这是无可奈何中的奈何,是无可思量中的办法,即使是“下下策”,也算是一策,比束手无策要好得多。

我不禁苦苦地微笑了一下。说实话,我这时候的心地,既宁静又悲凉。宁静的是,我已经可以预测以后大体的方向——以后的事实的确证明我的分析和猜想是基本正确的,这在以后的章节里再写——我就不必要有太多的幻想和无效的努力;而所谓的悲凉,那是一种深深的痛憾,在公元2001年的所谓新世纪里,在一个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风雨后,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居然还继续享受了共产党屡屡再演的“传统节目”——冤案,假案、错案。

我甚至突然预感,我的这个案件,如果真相一旦大白,背后必然是一个十分肮脏的目的,不仅仅是误会。

呵,这也许是历史的恩典,让一个作家去经历一场切身的生死体验,难道这不是命运的安排?

这时候,天色大亮,看守已经换班了。那个自称老马的人从此再没有出现,接班的是一个年轻人。我心情开朗地突然问他:“今天的早饭吃什么?”

第一个精典故事是这样出笼的

早饭以后,姓张的又来了。他今天的心情看上去很轻松,因为昨天我已经表示了某些合作的举措,这使他对完成自己的使命充满了信心。

他就坐到我的桌子的对面,笑嬉嬉的,尽量地把不怀好意的心态掩瞒起来。他说:“今天我们要谈一些更为实质性的问题,我知道你工作忙,平时对金钱也不在乎,可能记忆上有些不太清楚。这样,我可以提醒你”

“好,”我说,“你不是说我还有什么没有说清楚吗?你倒说说看。”我说。

“啊,这个……”他说,“按规矩,我是不能这样做的,你要自己说出来。但是,为了使你早些解脱,给市领导也有一个表现好的印象,我可以适当地为你提示。”

“要是我对你的提示,表示不承认呢?”我这句话实际上是跟他开个玩笑,因为我的心里已经确定了原则。

“那不行,那不行”,他有些着急了,“你一定要消除顾虑,组织上一直信任你,你不能让组织上为难”

然后他又将“四大原则”罗罗嗦嗦地说了一遍,无非是对我增加一点心理压力。

突然他仿佛想到了什么,用加重的语调插了这么一句话:“我们多的是时间,但是你要考虑,越拖对你越没有好处。拖,只会使组织上对你的印象会越恶劣,到时候,你哭都来不及。”

这倒又为我提供了一条信息,说明我的所谓“案件”就是因为“组织上”的印象,然后也是根据“组织上”的印象来决定对我的最终的发落,而并不是根据事实。这是他无意中泄露的天机,也说出了他们的心理底线。

“如果组织上掌握的不是事实而是误解呢?”我继续激他一下。

“这请你放心,组织上一定会认真核实的,但是你先得承认,不然叫组织上去核实什么?”他又急吼吼地说。

我已经意识到,也许后半句话才是他的实质,而前半句只是一个虚晃的枪花。

“好,你就先说说什么事吧。”我看他急了,不想再跟他玩下去。

“对,这态度就对了,我们说具体的事。”他如释重负,“你想想看,宁波剧院是哪年作的改造?”

我说:“不是1997年吗?这年香港回归,我早就说过了。”

“对,说明你还是记得清楚的。”他高兴起来了,“你再想想,就在这前后,你个人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

“我一天到晚忙得要命,你说大事,都是全市文化事业的大事,如果就我个人,都是工作,也算不了大事。”

“噢,这样说……”他再改换一种诱导方法,“我是说,在人生经历中,有什么更值得记忆的、或者高兴的事呢?”

我始终不得要领,行政工作都是鸡毛蒜皮,想想也没有什么值得记忆或者特别高兴的。我想了许久,说:“没有。”

“怎么会没有呢?”他又有些急了,“比如你们领导干部出国……”

“哦,”我想起来了,1997年我曾经带队去过一趟欧洲,“对,那年我出国了,去欧洲。”

“在什么时候呢,剧院的改造工程开始了吗?”他递进式地提了两个问题,要把我的思路诱导到出国跟工程的关系上去。

“就在7月里,香港回归的晚会一结束,我们就走了,大概在7月的上旬吧。”我说。

“对,你的记忆力太好了”他继续诱导着,“那么这时候,陈鲁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也应该拿到钱了,对于你这样重大的事情,他难道没有什么表示吗?”

这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工程为了赶“七、一”,主体部分匆匆交付,一些隐蔽部分还在继续。那时候,陈鲁正在忙于工程的一些老大难问题,我们根本就没有见面,而且我作为一个局长,也不可能天天为这么个工程泡在那里,何况当初抓进度也是为了如期举办香港回归的晚会,晚会一完,全交给剧院领导班子处理了。而且当时文化系统在建工程就有六个,更大的项目是宁波文化中心,我不可能再去理会剧院。

我就回答说:“我又不是第一次出国,这有什么可以表示的?”

“错了,你这么想就错了”,姓张的说,“出国对于你可能并不是大事,可是对陈鲁来说,他是看成大事,看成一次机会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看成大事、看成机会的?”我反问了一句,想证实陈鲁谎言到底说到什么份上。

姓张的很警觉,马上改口:“这个,我不能说。反正他一直很感谢你,想有所表示”

“真的吗,他为什么要感谢我?”我又问。

“为什么,你帮了他的忙啊。”

“我没有帮他做什么,你们这是误解”说完,我就把陈鲁如何想来接工程,我又如何回绝他的事大体说了一遍。

在这里,我有必要把陈鲁与宁波剧院工程的事情简单地作一插叙。

1996年的“八一晚会”开得特别有意思。宁波是东海舰队的驻地,省委书记李泽民带了一个慰问团来宁波,都是一些说说唱唱的即兴节目,我们宁波市准备了一台很像样的歌舞晚会,市委书记许运鸿看了特别高兴。七、八月正是台风季节,晚会举行的时候,外面下大雨,舞台上下小雨,许书记很感动,谢幕的时候,他上台了,握着演员们的手说:“一年内,一定给你们一个好舞台。”这样,就有了宁波剧院改造。

选择改造方案肯定要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刚刚从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局长任命为文化局长,工作特别小心。像工程一类的,我的原则是不插手经济费用,由分管的副局长去办,我只保留一个监督权。比如文化中心的基建,整个项目就交给了计委的建设公司,拨款也直接到他们那里,我知道,这种项目最好是交给国有企业,这样经济上进出都很清楚,有什么事情一查账就明了。

下半年的某一天,陈鲁来到局里,他说想接宁波剧院的改造工程。

我说:“宁波剧院的改造,由剧院自己管理,我不管具体的事。”

陈鲁说:“这我知道,但是你能不能给我打个招呼?”

我说:“陈鲁,你也是老文化,鄞县与宁波市都在一个城里,宁波市文化系统的复杂性你的心里与我一样明白。我刚刚主持这个局工作,一举一动,许多眼睛都看着。这个招呼我不会打,也不能打。我倒是劝你,别掺和到这里面来,免得夜长梦多。”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陈鲁当时并没有反对我的意见,只是说:“这事我就不跟你说了。反正宁波剧院的经理纪平原来跟我一样是搞舞台灯光的,我们都熟悉,我去报个名总可以吧?”

我说:“报名是你的权利,但是我还是劝你别掺和到中间来,没什么好处。”

他想了想,说:“我再考虑考虑。”

这以后,大概又过了几个月,快到年底的时候,宁波剧院的领导班子来局里汇报,说是工程可以进入招标阶段。目前来报名的工程单位有十多家,他们经过考察,预选了三家,想听听局里的意见。

然后他们汇报了三家的情况。一家是宁波建筑一公司,一家是宁波建筑二公司,一家是华东装潢公司,然后将考察的结论进行了分析。

这次汇报会有负责基建财务的副局长孟建耀和计财处长等人参加,大家都发表了意见。

我在会上大概说了这样的话:“从你们介绍的情况来看,这三家基本是合适的。宁建一公司和宁建二公司,这是我们宁波建筑行业的大哥大,是国有企业,一直信誉很好,第三家华东公司我也熟悉,总经理原来是鄞县越剧团的负责舞美的副团长,对舞台比较熟悉,这个人是个工作狂,抓进度可以。所以这三家各有优势,让他们去竞争。”然后我规定了几条原则:

一、招标一定要规范,委托市招标办办理,以他们的专业意见为准;

二、一定要注重工程质量,要请建筑监理公司来监理;

三、工程由宁波剧院领导班子自行组织,经费上由局计财处监督,专款专用,不能超支。

四、孟建耀副局长负责工程和经费的协调,钱的事情只找他不用找我。我只过问工程质量和进度,必须在明年“七、一”前交付。

这几条原则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乃是因为日后我就是坚持这四条执行的。我因此没有参加不久由市招标办举行的招标,而由孟局长参加,原因也是招标主要是价格问题,按四条原则这是孟局长的工作。——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后的所谓市招标办某人的“证据”说:当时因为文化局的局长(指我)要定华东公司,我们也尊重甲方的意见,作一些程序上的运作。这完全是弥天大谎。

招标会后,孟局长回来告诉我:“这件事总算弄落直(成功)了。结果三家单位都进来,因为建筑公司只会做建筑土建,不会做舞台,华东公司没有土建资质,专做装修,因此将工程分为三个部分。”这就是招标的结果。

孟局长补充说:“三家分而治之,以后有一个难度,就是工程进度上会相互不配合,而且那些接口的工程也会相互推诿,因此我当时提出,三家中一定要有一家代表三家乙方总包,我们甲方只跟总包的说话。大家推来推去,都不愿总包,后来我动员陈鲁,说你的公司小一点,多做些服务工作,陈鲁也就勉强同意了”

既然孟局长想得那样周到,我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让我们再回到“双规”的房间里来,看看下面的好戏如何继续唱下去。

姓张的说:“关于这一点,组织上已经完全掌握了,但是陈鲁一定要感谢你,就是找不到机会。对不起,你也不要多费口舌了,”他一看我又想解释,连忙阻止了,“陈鲁就是借这个机会想给你表示意思,这一点已经是结论了。”

“他表示了什么?”我问。

“表示什么?老周啊,你这么说,是把我当小孩子?”他有些激动起来,“当然是钱了。你现在就给我写清楚,多少钱,在什么地方给的,当时还有什么人在场?用不着给我兜圈子,这个问题你先给我写清楚,不然,没你的好下场。”

说完,他起身就出了房间,房里只留下两个看守。

看来,这件事他们已经一口咬死了,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这就与王卓辉书记向我宣布的政策是一致的,前题是:我必须有罪,党需要我有罪。

“哈哈,看来我这个共产党员,要为党作出最后的贡献了,”我在心底里暗自发笑,“怎么贡献呢?编吧,别无选择。”

我确实是一个没有经过世面的人,我并不知道行贿的行情。我又一种犯了一个错误,把我夫人送礼的情节嫁接到这上面来了。

我写道:“在1997年7月,我临出国考察之前,有一次在宁波剧院门口碰到陈鲁,他说,周老师,听说你要出国去,这点钱你就买点途中要用的物品,然后给我一个信封,后来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六百元的钱,我想这数目不大,就收下了。”

我自以为这段故事编得不错,有时间、有人物、有地点、有事件,有原因,新闻学上的“五个W”全有了,算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了。

我很得意,以为可以交差了,我就对那个年轻的看守说:“你去把张主任叫来吧,我已经写好了。”

姓张的满面春风在进来了,一边走,一边说:“想起来了?那好那好。”

他取过纸一看,脸色就变了,怒气冲冲说:“什么,六百元?你这是去逛城隍庙呀?你耍什么滑头,你是出国去呀,什么叫出国你知道吗?出国要用多少钱你知道吗?你想想,春节他都送了你三千元,出国难道会是六百元?正地是笑话其谈。重写!”

我碰了一鼻子灰。他说的是对的,春节都给了三千元,可惜那也不是真的,我早就忘了这个强加给我的情节了。而且他反复强调说,这次是出国。对呀,出国有用外汇,陈鲁瞎说的肯定就是外汇,那么是多少外汇呢?这时候我忽然想到,我自己对瞎编也是要负责任的,说了外汇,肯定先要“退赔”,你有外汇吗?

还好,我家还有300美金,那是我先后三次出国和女儿一次去日本演出节约下来的,300美金折成人民币也有几千元了。虽然不到三千元人民币,但不能再多说了,不然,我到哪里去弄美金啊?

于是我开始编写第二个故事:“在1997年7月,我临出国考察之前,有一次在宁波剧院门口碰到陈鲁,他说,周老师,听说你要出国去,你要不要美金,这次我正好换了一点,你先带些走,路上可以用,然后给我一个信封,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三百元美金。我说这不行,我们是一个团队一起出去,有人专门负责兑换货币,你就不用费心了。他说,这么大的团队总有些额外开支,这点钱数目也不大,你就收下吧”说完他就走了,我只好收下了。”

张又来了,说:“写好没有?”

我就把第二个故事给了他,他粗粗一看,脸就红了。他吼了起来:“你这是在编故事呀,三百美金算什么东西?”

我说:“折成人民币也快到三千元了”

“哼哼,”他说,“三千元?像陈鲁这样的老板,三千元拿得出手吗?你给我乘上十倍,那还差不多。”

“乘上十倍,你说是三万元?”我问。

“难道没有三万元?你给我老实点,不要耍花枪。”

“可是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他的三万元呀”,我再一次强调道。

“那是几万元?有几万写几万。告诉你,我看就差不多这个数。另外,币种也不对。”他说。

这倒使我奇怪起来,我就故意问:“不是美金,难道是欧元?”

“什么欧元,”他几乎有些恼怒了,“告诉你,不是外币”

“不是外币,难道还是人民币?”

“对,”他肯定地说,“人民币三万元。”

“这倒奇怪了,”我说,“带着人民币到国外去干什么,国外不能用呀。”

“这我不管,反正不是外币,”他吼着,“你就给我写人民币好了,我们会去核实的。”

我说:“你要多少,我给你写多少,行了吧?但是你一定要核实。”

“这我们知道,我们从来办案,都会去核实证据。写吧。”说完又走了。

我当时几乎想笑出来。怎么会有这样傻的事呀?陈鲁瞎说给我人民币带到国外去,他们就相信了,可这是违反一般的常识呀。巨额人民币带到国外去,海关是要检查和登记的,即使中国海关不登记,外国也有海关。人民币又不能在欧洲使用,也无法兑换,带出去,带进来,要经过几次海关,难道他们不知道这口供本身就是瞎编的吗?傻瓜,真是一群傻瓜。好,我就照你写,这事情反正海关可查,中外海关都可以为我作证没有这回事。我只管大胆地写吧。

于是第三个版本的故事开始编写了。我写道:“在1997年7月,我临出国考察之前,有一次夜里陈鲁来到我家,他说,周老师,听说你要出国去,这点钱你就买点途中要用的物品,然后给我一个普通的信封,后来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万元的人民币,我说这不行,我不会收,他就把信封往我的饭桌上一甩走了。我本来想回国后还他,结果忘了这事。”

在这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恶作剧,你们不是咬死我拿了三万元吗?我偏偏说成两万元。这里的用意有两个,一是看看他们到底是一定要我根据陈鲁的瞎编承认呢,还是可以松动。虽然这种试验毫无意义,但是反正以后可以证明没这回事,三万两万不是一样吗,不妨玩他们一次;二是,一个普通信封是装不下两万元人民币的,更何况三万元,因为有一次我在信封中装一万元钱,都感到有些困难。

这一次,姓张的看了我的“供状”后态度很干脆:“一,地点不对;二,数目不对。”

我抢白了他一句:“钱的数目不对?是你收的还是我收的?你说三万,就是三万呀,我偏说两万。你再说不对,我就说没有这会事了。”

“好好,这事我们再核实,”他让步了,“还有地点,也不对。”

我说:“地点不对,那在什么地方呀?”

他说:“什么地方,?你想想,你们去干什么?坐什么交通工具,你总不会是一个人去的吧,还有其他的人呢,人家也是看见的。”

啊啊,真正的一个大傻瓜。我当时就说:“我们出国去,是坐飞机,难道陈鲁到飞机场来送我钱?”

他反问我:“你说不是吗?”

我心中又一次在发笑。太好了,这大概就是老天爷的安排,我们一共去了七八个人,他居然为我创造了这七、八个人都能为我作证的机会。我不再跟他多说,免得他醒悟了反悔,就赶忙说:“好了,我知道了,我这就写。”

于是第四个版本我狠狠地发挥了一下。

我这样写道:“在1997年7月,我带团出国赴欧洲考察。局里当时派了一辆面包车,送他们几个人,由陈局长带队。我由驾驶员张峰来接我,因为我有专门的用车,出发比其他人晚了一些。当我到达栎社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面包车已经到了,大家正在卸货搬运东西,一看到我到了,都说,你终于来了。”

——这样,我先把自己暴露在十几个人的视线监督之下,而我自己的行动一直由驾驶员张峰为目击证人。

我接着写道:“这时候,我发现陈鲁的车子正好停在我的车辆的前方。陈鲁走了过来,与我打招呼,他也认识我们这个团体的其他人,也与他们打了招呼。陈鲁的车子,是他的驾驶员小何开来的。”

——这样,把陈鲁也放到了众目睽睽之下,而小何又可证明陈鲁根本就没有来,最后,更多的人将会证明这只是虚构的故事。

我再接着写道:“陈鲁打完招呼后对我说,周老师,听说你要出国去,我昨晚才知道,本来想到你家里来,来不及了,只得起个早,来送送你。我说,你太客气了,我每次出差,都没人来送我。他说,你们这次是大部队出发,路上总要花销。于是他就塞给我一个报纸包。我估计像是一大迭钱,就说不要。这样塞来推去,好多人都看着。”

——我的虚构故事是在有一大群人观看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多好。

最后,我写道:“我感到这样在大众面前为了一迭钱推来推去影响不好,我只好收了,就说等我从国外回来还给你。这样,我就把这迭钱放到了我臂膀夹的小提包里了。”

——什么人都知道,我是从没有这样的手提包的。

这第四版的故事写成后,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有这么多人可以证明,以后在法庭上,有效地撕破了这个人造的谎言,或获得当庭推翻指控的成功。

姓张的看了,他也很满意,他大概感觉到与陈鲁的口供对上了号。他说:“你的以前写的那几段,我也要收起来,去研究研究,我们也可作为你的思路怎样转变过来的例证”

其实他们十分狡猾,他们还想从那些材料里找到其他什么新的线索。

去你妈的,你们就慢慢去研究吧。我巴不得让你给我好好收藏着,总有一天,我要用这个来揭露这个“组织上”当时是怎样的逼供、诱供、制造假口供的全过程。

大难来临谁能躲过,我开始设计另一种生活

第一个精典故事完成后,他们仍不满足,姓张的告诉我说:“你要交代的还远远不至于此,好好想想吧。”这就是说,他们所谓“掌握”的还不止这些。我的胆量也已经被他们吓大了,既然一切都是假的,多一点少一点已经无所谓了。我再一次确信他们必然地要我坐五年以上的牢,那也好,我就以五年来安排我的人生。我也再一次确信,坚持事实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这里已经没有真理和良知。只要你看看第一个故事的编造过程就会知道,他们急吼吼的只需要我的“罪证”,至于真不真、合不合乎常识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到这个时候,我才深刻地感悟到,为什么以往的这么多冤假错案会一次次惊人相似地发生,那是因为需要,一种现实政治的需要。当某种权力需要某种结果的时候,这种需要就会在自上而下的契合中,成为一股盲目的动力,一股巨大的势能。对于上级的迷信和人身依附,对于上司需要的感性理解和表功邀赏、溜须拍马的心理,都会成为人类理性与良知的消蚀剂。不是吗,我们的每一次运动,总有一大批倒霉蛋此伏彼起,也有一大批积极分子茁壮成长。政治队伍因此洗牌重组,人性中的恶在一次次地被唤起,表现出勃勃的生机。

毛泽东老人家说过的一句话至今还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说:“政治路线决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路线决定观念,路线决定行为。什么叫路线,文革中有一句十分通俗而精僻的解释:“路线,就是跟什么人,站什么队。”

从窗口到厕所是九步,再走回来也是九步,九十度转身向墙是四步。我在这间“双规”的房间里能活动的空间就是如此。我感到彷徨和孤独,我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还要我“交代”什么。我站在带铁栅栏的后窗边,观望着窗外有限的天地。窗外的一切都在白天里暴露无遗,我这才知道这是一座生意不景气的乡村旅馆,后窗外原本是一个集体时代的猪场,冬日的寒风吹拂着猪棚低矮的屋面上上年留吓下来的南瓜的枯藤,给人一种生命无所结局的意象。

我仔细地观看着那些枯死的南瓜藤,看到上面有几只蚂蚁在从容地爬动觅食,这种为生存而挣扎的生态与我的现在简直无异。我再一次感到生命的渺小和无助。

是啊,当一种大势到来的时候,是刘少奇挡得住,还是彭德怀能躲过?何况我这个微不足道的生命。

我已经同时作好了另一种准备,开始设计另一种生活。我想,培养一个人不容易,而要扼杀一个人更不容易,我即使在监狱里,也会做出比常人更有价值的创造,这是我的自信。

(未完待续)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