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煦的春光透过松树的针叶洒在露天的餐桌上，桌上铺着用米汤浆过的白布，平整而挺括。桌布映衬的清晰影像在微风中缓缓晃动，好像无数柄小剑在操练突刺。“二位喝点什么？”身着雪白围裙的侍女手拿小本，挤出职业性的笑容，职业性地问道。
“两杯苦艾酒，”我吩咐：“有圣？乔治牌的吗？”
“你真是行家，”侍女赞道：“那可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苦艾酒，只剩下一瓶了。”
不一会儿，侍女拿来一瓶酒，两个大口杯，一个叶形漏勺、一个金属酒盅和一小盒方糖。她熟练地把漏勺横在酒杯上，放上一块方糖，倒出一盅苦艾酒，把酒慢慢泼在方糖上，漏入酒杯。然后她点燃浸满60多度苦艾酒的方糖；蓝光下，溶化的糖水滴入酒杯。火一灭，她就把漏勺拿开，把剩下的糖块倒掉。又把漏勺放在我的酒杯上，故伎重演。未等她倒掉糖块，我说：“把糖块倒入酒中吧，我喜欢稍微甜一点，也喜欢那股燃烧的味道。”
“你真是行家，”她讨好地赞道：“圣？乔治比较苦。”
巴寇抿了一口，皱了下眉头说：“什么味呀？简直像草药！”
“第一次喝苦艾酒的人都这么说，”我笑了笑：“谁让你想尝试呢？不过，一杯下肚后，你不是恨它，就是爱它。”
“二十块钱一杯的酒，”巴寇看着酒单说：“我还是恨它吧，爱不起呀。”
“今天我买单，但愿你喝不上瘾。”我回答：“也希望你要讲的故事值得这一餐。”
这家餐馆（Tarpy‘s Roadhouse）在蒙特瑞郊外飞机场附近，号称是本市的最佳路边饮食店。这类餐馆总让我联想起乡镇、莽汉、醉鬼、群舞和斗殴，但这家绝然不同。对面一个喷水小池塘，两旁古木参天，一排四个岩石拱门显示着豪华的气派。石头房子、精致的装饰，处处透着不经意的典雅。巴寇说136年前，这里发生了蒙特瑞市最后一起私刑案件。一个叫塔丕（Matt Tarpy）的人在这里被吊死了。这家餐馆的名字用了他的姓，尽管店主跟塔丕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美国就是这德行，只要有名就有助于销售，才不管它好名、恶名呢，也不在乎避讳什么的。
塔丕是爱尔兰移民。十九世纪中叶，爱尔兰和英格兰同属大英帝国。马铃薯大面积病死欠收那些年，英格兰非但坐视不管，还照样往自己那边运输粮食，导致爱尔兰大饥荒爆发，饿死的人足有整个爱尔兰人口的八分之一。塔丕一家实在活不下去了，他和三兄弟马丁、大卫、约翰跟着无数盲流来到美国。真是树挪死，人挪活。他们正赶上加州发现了金矿，虽然不是满地任人捡金子，但也让很多人暴富起来。哥儿四个在金矿上挣了些钱，又去旧金山倒腾了一年农作物，用攒下的钱在圣？克鲁斯廉价买下了160英亩土地，开采石灰，赚了不少钱。
塔丕过上了小康的日子。他买了附近大片的农场和牧场，娶了个爱尔兰来的姑娘，生了三个女儿。他三兄弟继续经营石灰场。但他们最初廉价买的地，因购买手续有问题，引起了与原地主的争端，打了20来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输了。与此同时，大卫和约翰在石灰场与一个爱尔兰惯犯发生冲突，在枪战中击毙了那家伙。虽然法庭判他们无罪释放，但这两件事让那三兄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到旧金山。只剩下老大留在这里，这似乎是他死亡的预兆。
“我讲得快了点，一下就越过了二十年。”巴寇略带歉意地回顾：“不过，对其它那些小事你可能没兴趣。”
“我有兴趣，”我连忙肯定道：“仅仅说那个私刑，我看这餐馆的介绍早就知道了，还用得着你讲吗？我想知道塔丕是个什么样的人。”
塔丕可不是个一般人。那年头，美国西部还是片蛮荒之地，无法无天。能立足者，都是剽悍凶顽之辈。塔丕身高六尺、凛凛一躯、褐发褐眼、鼻直口阔。谁见到他，第一印象都是敬畏。不仅是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还因为他有一股气势，让你不由而然地感到他的存在，仿佛一尊天神降临，令你肃然起敬。他一开口，就更有威慑力了。那浑厚的男中音，又迷人，又威严，不管他说什么，别人都只有聆听的份儿。可惜他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不然，他要是从政，一定大有可为。
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普天之下，皆是如此。那年头盗马贼、牛贩子比比皆是，他们眼里见到的都是钱，才不管牛马的主人是谁呢。得手就偷，得势就抢。当地良民遭了罪，经常向塔丕求助。他是有求必应。一是因为他热心肠；二是因为他本性好勇斗狠，爱逞强，而且屡屡得手，每次追捕强盗都是得胜而归；三是他禁不住人家夸赞，喜欢面子风光，两句好话就送他上马追杀去了。
说到追杀，那可一点不假。那些强盗岂容你逮捕，没两手硬功夫，他们才不会老实就范呢。有一次，盗马贼偷到塔丕家来。那是1870年2月10日，一大清早起来，他发现几匹好马丢了。趁着地上的印记还清楚，他立即单枪匹马追了出去。一气跑了十多英里，来到了强盗窝。只见自己的马匹拴在一间小屋门前，几个墨西哥人懒散地坐在那里休息。一见塔丕飞马而来，他们立即跳起来，躲到附近的岩石后面，向他开枪。但他们的手枪射程有限，他们的枪法也不准，根本打不着飞速奔驰的塔丕。而他在马上，端起亨利来复枪，打静止的目标。连发三枪，击毙一个，打伤两个。其他人都吓坏了，趁着第一轮冲击后，塔丕还没有掉转马头之际，蹿上各自的马，四下逃散。塔丕不再追赶了，拉着自己的几匹马，带上死尸，凯旋而归。
这类事迹有不少，但多数都是带人一同追捕，帮邻居追杀强盗。因此，塔丕名声鹊起，成为本地的传奇人物。当时的报纸，尤其是《巴哈罗时报》（Pajaro Times），就刊登过他的英勇业绩，赞誉他是保家卫邻的英雄。可气的是，强盗有增无减，警察无力保护，光靠几个塔丕那样的好汉也不够。而且他们抓来的盗马贼在审判时往往因缺乏物证而获释。塔丕和他当法官的朋友霍尔布克（Lucius Holbrook）商议怎么办，得出共同结论——组织自卫民团。
他们发了条通知，于1870年2月26日在法官家聚会议事。竟然来了一百多人，当即成立了《巴哈罗财产护卫协会》。塔丕任协会的卫队长，手下四员卫士。随后又制定了会章，其中第四节明文规定卫队长和卫士将自愿与盗贼做战，并有义务抓获所有偷盗会员财产的贼人。协会共有83名会员，都是蒙特瑞和圣？克鲁斯的农场主和牧场主。
“自己与盗贼打斗还说得过去，”我禁不住评论道：“公开成立武装自卫队抓贼作战，这不违法吗？”
“按说那的确违法，”巴寇回答：“也有不少商人和学者反对他们自行司法。但是塔丕不管那一套，还讥笑他们是伪君子，让他们看看近来发生的偷盗案件，反问他们有什么其它办法能够阻止偷盗，谁能够抓住那些罪犯？应该怎么处理那些案件？反方无言以对。”
不知怎的，加州当年在西班牙和墨西哥治下时，犯罪率极低。自从归入美国版图以来，犯罪激增。也许是因为淘金热引来了美国各地和欧洲各国的亡命徒，也许是因为看见别人飞速暴富而眼红，仅1850至1853年间，这一带就有四十多起未结的谋杀案。州政府也没少给蒙特瑞拨款，维持治安。但那些钱都让贪官污吏给吞了，治安却每况愈下。于是，加州人便自行组织卫队抓贼，成立临时的人民法庭“除害”。其实那就是动私刑，不经过法律程序，从速从重判决执行。他们不仅自己抓贼处置，而且还经常冲入拘留所，把警察抓到的嫌疑犯押走，立即吊死。从1850到1870，二十年来这种私刑每年都有，更不用说在枪战中打死的人了，肯定有不少冤死鬼。执法机构从来不调查，有的人死了，连姓名都没留下。
《巴哈罗财产护卫协会》成立后，塔丕可忙活起来。仅1870一年，他就带队出征至少九次，每次都大胜而归。有一次在圣？米盖尔峡谷，他带着几名卫士追上了一个盗马惯犯。塔丕上前拉住他的缰绳，命令他下马。那家伙也不是善茬儿，他拔出左轮朝着塔丕就是一枪。塔丕猛闪身，子弹没打着他，但枪把抡过来，把他打下马去。卫士们乱枪齐发，盗马贼当场毙命。如果贼盗被活捉，那就更倒霉了。他们被关在法庭的拘留所里，但每次都没等到审判，那些嫌疑犯就被暴民押出去处置了，有的连尸体都不知道埋在哪里。到年底，有名有姓被私刑处死的就有14人。
“真是无法无天呀！”我感叹道。菜早就上来了，可巴寇讲得全神贯注，我听得津津有味，都忘了吃。大嚼了一阵后，我问他：“难道就没人管吗？”
“管不了啊，”巴寇回答：“但是跟塔丕打过官司的商人波特（John Porter）一直在指责他们违法，但是法不责众。他责难塔丕，塔丕则发表了一封长信，讲明自己是受命追捕强盗，正当防卫杀贼。抓来的嫌疑犯全都交给警察局了，他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私刑，处死罪犯时他甚至远在旧金山。”
在一次报社采访中，塔丕说加州中部至少有300名贼盗帮派成员，他们的打击名单上还有30个重犯。为警告他们，那些人名都公布了。随后两年，协会继续活动，并协助警方，提供情报，破获了几个犯罪团伙。治安得到改善，对塔丕的批评也减少了。
这些年来，塔丕又在巴哈罗山谷买了些地。他的庄园足有1500英亩了。他把其中的400英亩卖给了尼可森夫妇（Murdock and Sarah Nicholson），却没有标明地界。随后不久，两家发生了争执。向法庭申诉，几年过去了，法庭还没来得及处理这桩小事。拖到1873年2月，塔丕在有争议的地界伐木。尼可森先生不干了，两人吵起来并互相威胁，但没有动手。
半个多月后，塔丕把一个小木屋运到有争议的地界并租给他的雇工，还让他们于3月14日入住，以便在那里伐木。等他的雇工到那里时，发现尼可森的两个雇工已经先住进去了。塔丕闻讯大怒，骑马带枪赶来，鸣枪把他们赶走了。第二天，尼可森夫人和雇工奥尼尔（John O‘Neil）前来查看。塔丕命她走开。奥尼尔拔枪，但塔丕的来复枪早已端平，先射出一发子弹。尼可森夫人扑过去遮挡奥尼尔，子弹从她后背打进去，穿过心脏，令她当场毙命。
杀死女人是天大的罪过，何况还是从背后开的枪。塔丕自知罪责难逃，便向当地警长自首。他被带到附近的萨林那斯市拘留所关押。第二天，法官听证后，又把塔丕送到蒙特瑞高级法院的监牢侯审。
尼可森夫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妇女，很多人来参加她的葬礼。在此之前，商人波特召集一些人开会讨论此案，他们一致认为塔丕罪不容赦。在葬礼上，群情悲愤。一位老人喊道：“要是不立即处死塔丕，你们就是胆小鬼。”当天下午，近三百人步行前往蒙特瑞，一路上又有一百多人加入。第二天一早，3月17日，他们来到监狱。警官瓦森（Andrew Wasson）在值班，被暴徒捆起来。其他人冲入牢房，把塔丕抓出来，押上囚车。
暴徒们推着囚车游街，朝这里走来，嚎叫着要吊死这个杀人犯。塔丕的妻子和年迈的母亲，还有他七岁的女儿跟着囚车后面哭求大家放过她们的亲人。没人理睬她们。她们跑到囚车前面，跪在地上恳求大家放过她们的亲人。暴徒把她们推开。这一路十英里，她们跑前跑后，哭啊，求啊，但就是没人理睬。来到这里，就在这棵树下，巴寇指着拱门外一株巨大的松树说：“看，就在这根斜杈下面，他们宣布了塔丕的罪状，吼叫着要吊死他，但允许他在死前说几句。”
“乡亲们，”塔丕的男中音经过连日的审问早已嘶哑：“我对不起尼可森一家，也对不起大家。这两天，我后悔死了，无时无刻不在为尼可森太太的灵魂祈祷。无时无刻不在向尼可森一家道歉。无时无刻不在向上帝忏悔。我不该那么冲动，为了那么小的一点争议动怒。我后悔死了。但我不是故意要杀害尼可森太太。我看见奥尼尔拔枪，便开枪打他。但尼可森太太扑过来遮挡，受误伤致死。”
“你胡说！”奥尼尔大叫：“我根本没有拔枪。你是在跟尼可森太太争吵，叫她滚开。还说要打死她个老母狗。”暴徒们怒吼着：“吊死他！吊死他！吊死他这个说谎的狗崽子！”
无论塔丕怎么解释都没用。暴徒们就是不相信他，吼叫着一定要他偿命。塔丕的妻子、母亲和女儿在人群后面哭啊，求啊，但她们的嗓子都哑了，声音太小，似乎没有人听见。没有任何人理睬。
最后，暴徒们把绳索套在塔丕脖子上。另一头甩过那根树杈，把他吊起来。塔丕很重，不知是那两个雇工累了，还是他们故意要塔丕受罪，不一会儿，他垂下来，脚尖着地。刚缓过气来，又被吊起。反反复复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死。
巴寇有点哽咽，停了停才继续讲：“不久，这里山坡上的梨树都开花了，一片雪白。当地人说，那些梨树是第一次开花。”
“这些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我问。
“那个求情的女孩是我母亲的奶奶，”巴寇叹了口气说：“所以，你别光听我的，上网查看一下别人的说法吧。”
望着蓝天白云和四周的美景，我无语。口中的苦艾酒味一直到我写下这个故事才消散。
2014年3月7日
华夏文摘第一一九六期（cm14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