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煦的春光透过松树的针叶洒在露天的餐桌上,桌上铺着用米汤浆过的白布,平整而挺括。桌布映衬的清晰影像在微风中缓缓晃动,好像无数柄小剑在操练突刺。“二位喝点什么?”身着雪白围裙的侍女手拿小本,挤出职业性的笑容,职业性地问道。

“两杯苦艾酒,”我吩咐:“有圣?乔治牌的吗?”

“你真是行家,”侍女赞道:“那可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苦艾酒,只剩下一瓶了。”

不一会儿,侍女拿来一瓶酒,两个大口杯,一个叶形漏勺、一个金属酒盅和一小盒方糖。她熟练地把漏勺横在酒杯上,放上一块方糖,倒出一盅苦艾酒,把酒慢慢泼在方糖上,漏入酒杯。然后她点燃浸满60多度苦艾酒的方糖;蓝光下,溶化的糖水滴入酒杯。火一灭,她就把漏勺拿开,把剩下的糖块倒掉。又把漏勺放在我的酒杯上,故伎重演。未等她倒掉糖块,我说:“把糖块倒入酒中吧,我喜欢稍微甜一点,也喜欢那股燃烧的味道。”

“你真是行家,”她讨好地赞道:“圣?乔治比较苦。”

巴寇抿了一口,皱了下眉头说:“什么味呀?简直像草药!”

“第一次喝苦艾酒的人都这么说,”我笑了笑:“谁让你想尝试呢?不过,一杯下肚后,你不是恨它,就是爱它。”

“二十块钱一杯的酒,”巴寇看着酒单说:“我还是恨它吧,爱不起呀。”

“今天我买单,但愿你喝不上瘾。”我回答:“也希望你要讲的故事值得这一餐。”

这家餐馆(Tarpy‘s Roadhouse)在蒙特瑞郊外飞机场附近,号称是本市的最佳路边饮食店。这类餐馆总让我联想起乡镇、莽汉、醉鬼、群舞和斗殴,但这家绝然不同。对面一个喷水小池塘,两旁古木参天,一排四个岩石拱门显示着豪华的气派。石头房子、精致的装饰,处处透着不经意的典雅。巴寇说136年前,这里发生了蒙特瑞市最后一起私刑案件。一个叫塔丕(Matt Tarpy)的人在这里被吊死了。这家餐馆的名字用了他的姓,尽管店主跟塔丕并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美国就是这德行,只要有名就有助于销售,才不管它好名、恶名呢,也不在乎避讳什么的。

塔丕是爱尔兰移民。十九世纪中叶,爱尔兰和英格兰同属大英帝国。马铃薯大面积病死欠收那些年,英格兰非但坐视不管,还照样往自己那边运输粮食,导致爱尔兰大饥荒爆发,饿死的人足有整个爱尔兰人口的八分之一。塔丕一家实在活不下去了,他和三兄弟马丁、大卫、约翰跟着无数盲流来到美国。真是树挪死,人挪活。他们正赶上加州发现了金矿,虽然不是满地任人捡金子,但也让很多人暴富起来。哥儿四个在金矿上挣了些钱,又去旧金山倒腾了一年农作物,用攒下的钱在圣?克鲁斯廉价买下了160英亩土地,开采石灰,赚了不少钱。

塔丕过上了小康的日子。他买了附近大片的农场和牧场,娶了个爱尔兰来的姑娘,生了三个女儿。他三兄弟继续经营石灰场。但他们最初廉价买的地,因购买手续有问题,引起了与原地主的争端,打了20来年的官司,最终还是输了。与此同时,大卫和约翰在石灰场与一个爱尔兰惯犯发生冲突,在枪战中击毙了那家伙。虽然法庭判他们无罪释放,但这两件事让那三兄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回到旧金山。只剩下老大留在这里,这似乎是他死亡的预兆。

“我讲得快了点,一下就越过了二十年。”巴寇略带歉意地回顾:“不过,对其它那些小事你可能没兴趣。”

“我有兴趣,”我连忙肯定道:“仅仅说那个私刑,我看这餐馆的介绍早就知道了,还用得着你讲吗?我想知道塔丕是个什么样的人。”

塔丕可不是个一般人。那年头,美国西部还是片蛮荒之地,无法无天。能立足者,都是剽悍凶顽之辈。塔丕身高六尺、凛凛一躯、褐发褐眼、鼻直口阔。谁见到他,第一印象都是敬畏。不仅是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还因为他有一股气势,让你不由而然地感到他的存在,仿佛一尊天神降临,令你肃然起敬。他一开口,就更有威慑力了。那浑厚的男中音,又迷人,又威严,不管他说什么,别人都只有聆听的份儿。可惜他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不然,他要是从政,一定大有可为。

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普天之下,皆是如此。那年头盗马贼、牛贩子比比皆是,他们眼里见到的都是钱,才不管牛马的主人是谁呢。得手就偷,得势就抢。当地良民遭了罪,经常向塔丕求助。他是有求必应。一是因为他热心肠;二是因为他本性好勇斗狠,爱逞强,而且屡屡得手,每次追捕强盗都是得胜而归;三是他禁不住人家夸赞,喜欢面子风光,两句好话就送他上马追杀去了。

说到追杀,那可一点不假。那些强盗岂容你逮捕,没两手硬功夫,他们才不会老实就范呢。有一次,盗马贼偷到塔丕家来。那是1870年2月10日,一大清早起来,他发现几匹好马丢了。趁着地上的印记还清楚,他立即单枪匹马追了出去。一气跑了十多英里,来到了强盗窝。只见自己的马匹拴在一间小屋门前,几个墨西哥人懒散地坐在那里休息。一见塔丕飞马而来,他们立即跳起来,躲到附近的岩石后面,向他开枪。但他们的手枪射程有限,他们的枪法也不准,根本打不着飞速奔驰的塔丕。而他在马上,端起亨利来复枪,打静止的目标。连发三枪,击毙一个,打伤两个。其他人都吓坏了,趁着第一轮冲击后,塔丕还没有掉转马头之际,蹿上各自的马,四下逃散。塔丕不再追赶了,拉着自己的几匹马,带上死尸,凯旋而归。

这类事迹有不少,但多数都是带人一同追捕,帮邻居追杀强盗。因此,塔丕名声鹊起,成为本地的传奇人物。当时的报纸,尤其是《巴哈罗时报》(Pajaro Times),就刊登过他的英勇业绩,赞誉他是保家卫邻的英雄。可气的是,强盗有增无减,警察无力保护,光靠几个塔丕那样的好汉也不够。而且他们抓来的盗马贼在审判时往往因缺乏物证而获释。塔丕和他当法官的朋友霍尔布克(Lucius Holbrook)商议怎么办,得出共同结论——组织自卫民团。

他们发了条通知,于1870年2月26日在法官家聚会议事。竟然来了一百多人,当即成立了《巴哈罗财产护卫协会》。塔丕任协会的卫队长,手下四员卫士。随后又制定了会章,其中第四节明文规定卫队长和卫士将自愿与盗贼做战,并有义务抓获所有偷盗会员财产的贼人。协会共有83名会员,都是蒙特瑞和圣?克鲁斯的农场主和牧场主。

“自己与盗贼打斗还说得过去,”我禁不住评论道:“公开成立武装自卫队抓贼作战,这不违法吗?”

“按说那的确违法,”巴寇回答:“也有不少商人和学者反对他们自行司法。但是塔丕不管那一套,还讥笑他们是伪君子,让他们看看近来发生的偷盗案件,反问他们有什么其它办法能够阻止偷盗,谁能够抓住那些罪犯?应该怎么处理那些案件?反方无言以对。”

不知怎的,加州当年在西班牙和墨西哥治下时,犯罪率极低。自从归入美国版图以来,犯罪激增。也许是因为淘金热引来了美国各地和欧洲各国的亡命徒,也许是因为看见别人飞速暴富而眼红,仅1850至1853年间,这一带就有四十多起未结的谋杀案。州政府也没少给蒙特瑞拨款,维持治安。但那些钱都让贪官污吏给吞了,治安却每况愈下。于是,加州人便自行组织卫队抓贼,成立临时的人民法庭“除害”。其实那就是动私刑,不经过法律程序,从速从重判决执行。他们不仅自己抓贼处置,而且还经常冲入拘留所,把警察抓到的嫌疑犯押走,立即吊死。从1850到1870,二十年来这种私刑每年都有,更不用说在枪战中打死的人了,肯定有不少冤死鬼。执法机构从来不调查,有的人死了,连姓名都没留下。

《巴哈罗财产护卫协会》成立后,塔丕可忙活起来。仅1870一年,他就带队出征至少九次,每次都大胜而归。有一次在圣?米盖尔峡谷,他带着几名卫士追上了一个盗马惯犯。塔丕上前拉住他的缰绳,命令他下马。那家伙也不是善茬儿,他拔出左轮朝着塔丕就是一枪。塔丕猛闪身,子弹没打着他,但枪把抡过来,把他打下马去。卫士们乱枪齐发,盗马贼当场毙命。如果贼盗被活捉,那就更倒霉了。他们被关在法庭的拘留所里,但每次都没等到审判,那些嫌疑犯就被暴民押出去处置了,有的连尸体都不知道埋在哪里。到年底,有名有姓被私刑处死的就有14人。

“真是无法无天呀!”我感叹道。菜早就上来了,可巴寇讲得全神贯注,我听得津津有味,都忘了吃。大嚼了一阵后,我问他:“难道就没人管吗?”

“管不了啊,”巴寇回答:“但是跟塔丕打过官司的商人波特(John Porter)一直在指责他们违法,但是法不责众。他责难塔丕,塔丕则发表了一封长信,讲明自己是受命追捕强盗,正当防卫杀贼。抓来的嫌疑犯全都交给警察局了,他自己从来没有参与过私刑,处死罪犯时他甚至远在旧金山。”

在一次报社采访中,塔丕说加州中部至少有300名贼盗帮派成员,他们的打击名单上还有30个重犯。为警告他们,那些人名都公布了。随后两年,协会继续活动,并协助警方,提供情报,破获了几个犯罪团伙。治安得到改善,对塔丕的批评也减少了。

这些年来,塔丕又在巴哈罗山谷买了些地。他的庄园足有1500英亩了。他把其中的400英亩卖给了尼可森夫妇(Murdock and Sarah Nicholson),却没有标明地界。随后不久,两家发生了争执。向法庭申诉,几年过去了,法庭还没来得及处理这桩小事。拖到1873年2月,塔丕在有争议的地界伐木。尼可森先生不干了,两人吵起来并互相威胁,但没有动手。

半个多月后,塔丕把一个小木屋运到有争议的地界并租给他的雇工,还让他们于3月14日入住,以便在那里伐木。等他的雇工到那里时,发现尼可森的两个雇工已经先住进去了。塔丕闻讯大怒,骑马带枪赶来,鸣枪把他们赶走了。第二天,尼可森夫人和雇工奥尼尔(John O‘Neil)前来查看。塔丕命她走开。奥尼尔拔枪,但塔丕的来复枪早已端平,先射出一发子弹。尼可森夫人扑过去遮挡奥尼尔,子弹从她后背打进去,穿过心脏,令她当场毙命。

杀死女人是天大的罪过,何况还是从背后开的枪。塔丕自知罪责难逃,便向当地警长自首。他被带到附近的萨林那斯市拘留所关押。第二天,法官听证后,又把塔丕送到蒙特瑞高级法院的监牢侯审。

尼可森夫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妇女,很多人来参加她的葬礼。在此之前,商人波特召集一些人开会讨论此案,他们一致认为塔丕罪不容赦。在葬礼上,群情悲愤。一位老人喊道:“要是不立即处死塔丕,你们就是胆小鬼。”当天下午,近三百人步行前往蒙特瑞,一路上又有一百多人加入。第二天一早,3月17日,他们来到监狱。警官瓦森(Andrew Wasson)在值班,被暴徒捆起来。其他人冲入牢房,把塔丕抓出来,押上囚车。

暴徒们推着囚车游街,朝这里走来,嚎叫着要吊死这个杀人犯。塔丕的妻子和年迈的母亲,还有他七岁的女儿跟着囚车后面哭求大家放过她们的亲人。没人理睬她们。她们跑到囚车前面,跪在地上恳求大家放过她们的亲人。暴徒把她们推开。这一路十英里,她们跑前跑后,哭啊,求啊,但就是没人理睬。来到这里,就在这棵树下,巴寇指着拱门外一株巨大的松树说:“看,就在这根斜杈下面,他们宣布了塔丕的罪状,吼叫着要吊死他,但允许他在死前说几句。”

“乡亲们,”塔丕的男中音经过连日的审问早已嘶哑:“我对不起尼可森一家,也对不起大家。这两天,我后悔死了,无时无刻不在为尼可森太太的灵魂祈祷。无时无刻不在向尼可森一家道歉。无时无刻不在向上帝忏悔。我不该那么冲动,为了那么小的一点争议动怒。我后悔死了。但我不是故意要杀害尼可森太太。我看见奥尼尔拔枪,便开枪打他。但尼可森太太扑过来遮挡,受误伤致死。”

“你胡说!”奥尼尔大叫:“我根本没有拔枪。你是在跟尼可森太太争吵,叫她滚开。还说要打死她个老母狗。”暴徒们怒吼着:“吊死他!吊死他!吊死他这个说谎的狗崽子!”

无论塔丕怎么解释都没用。暴徒们就是不相信他,吼叫着一定要他偿命。塔丕的妻子、母亲和女儿在人群后面哭啊,求啊,但她们的嗓子都哑了,声音太小,似乎没有人听见。没有任何人理睬。

最后,暴徒们把绳索套在塔丕脖子上。另一头甩过那根树杈,把他吊起来。塔丕很重,不知是那两个雇工累了,还是他们故意要塔丕受罪,不一会儿,他垂下来,脚尖着地。刚缓过气来,又被吊起。反反复复折腾了半个多小时才死。

巴寇有点哽咽,停了停才继续讲:“不久,这里山坡上的梨树都开花了,一片雪白。当地人说,那些梨树是第一次开花。”

“这些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我问。

“那个求情的女孩是我母亲的奶奶,”巴寇叹了口气说:“所以,你别光听我的,上网查看一下别人的说法吧。”

望着蓝天白云和四周的美景,我无语。口中的苦艾酒味一直到我写下这个故事才消散。

2014年3月7日

华夏文摘第一一九六期(cm1403a)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