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07
车子驶入奥斯维辛小城后，我看了看导航，距离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有不到两公里，离预约时间还有大半个小时。恰好旁边有一家大型超市，便干脆停车进去逛逛。
与波兰大多数城镇一样，奥斯维辛有安静的一面，窄而厚实的柏油路两侧是一栋栋民宅，小院清幽，没有围墙。超市一带十分繁华，密密麻麻停满了车。超市里琳琅满目，让我这个果酱、意粉、芝士和罐头的爱好者挪不动步。
奥斯维辛小镇
经过上世纪90年代初的适应期后，波兰经济逐步走上正轨，甚至有经济学家称之为“二十五年来世界唯一真正经济奇迹”。曾经的阴云似乎早已散去，但人们仍然会记得多灾多难的历史。毕竟，这是在二战中创伤最重、境遇最惨的一个国家，无论是纳粹的残虐，还是后来苏军的趁火打劫，无论是早已公诸于世的集中营，还是一度被隐瞒真相的卡廷惨案，都是国家之痛。
所以，人们会纷纷来到安静的奥斯维辛，探访那座“死亡工厂”。游客很多，在停车场里攒动，但入场排队的长龙秩序井然。队列中多半是欧洲年轻人，偶有几个亚洲面孔。这一切似乎与欧洲其他地方无异，比如那些同样需要排队入场的博物馆。但走过检票通道，走进铁丝网围住的集中营，你立刻就会感受到那股历经数十年仍未消散的肃杀之气。即使阳光灿烂，即使蓝天白云，也无法掩盖这里曾经发生的阴霾。
一个业余写作者的使命感
在二战中德国所建的一千多座集中营中，奥斯维辛是最大一个。它并非孤立个体，而是奥斯维辛周边42座集中营的总称，由希姆莱于1940年4月27日下令建造。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得到解放，1947年，波兰将奥斯维辛集中营改为博物馆，197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这42座集中营中，以奥斯威辛、比克瑙和莫诺维茨三个营区为最大。如今我们所能参观的1-2号集中营，依次便是奥斯威辛与比克瑙营区。
1号营区占地50英亩，是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中心，共有四十余栋楼房，以两层红砖营房为主，基本保持原貌，1940年6月14日收入首批728名政治犯。这里是游客参观的重点，除每日预约导览行程外（与比克瑙营区相连），每日下午三点到五点则是散客免费进入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虽然排队者众多、但相对自由的免费行程已经足够。比克瑙集中营的历史更为残酷，这是一个占地400英亩的“灭绝营”，主要任务是在毒气室进行大规模屠杀，有大约110万人在此遇害。
奥斯维辛一号营
在那篇曾获普利策奖的中学课文《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里，作者这样写道：“这里也许是世间最可怕的旅游中心。来人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为了亲眼看看事情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可怕，有人为了不使自己忘记过去，也有人想通过访问死难者受折磨的场所，来向他们致敬。”
那么，我是为了什么而来？也许兼而有之。或许，作为一个写作者，即使是业余的，我也像文中所说的那样，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而且“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
这种不安与人类命运有关，毕竟从上个世纪以来，极权阴云从未消散。当然，也与作为景点存在的奥斯维辛有关，毕竟它曾经历过残败失修之苦。
波兰加入欧盟后，克拉科夫成为欧洲人气最高的旅行地之一，奥斯维辛的游客也随之增多，甚至许多以色列、英国的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在许多人看来，游客增多对于一个景点来说并非好事，甚至意味着破坏，但它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契机——正因为游客增多，波兰政府向欧盟、美国和以色列寻求援助，以解决每年巨额的维护费用和运营费用。其中，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有着最深历史关系的德国，就承诺捐赠1.7亿美元并迅速实施。
在排队入场时，我留意了一下负责维持秩序和售票的工作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而在1990年之前，这里的负责人乃至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随着时光推移，当年的幸存者已渐渐凋零，所幸集中营仍在修缮和维护中向全世界展示，历史不至湮灭。尽管在许多人看来，集中营已经失去原有风貌，“人们最后只能看到一个在原址上人工重建的集中营”。但这也许是保留历史印记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因为你无法让断垣残壁承担博物馆的使命。
另一种方式则是文字。西蒙·维森塔尔在《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一书的结尾写道，纳粹党卫军经常训诫囚犯：“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遇难者固然只能沉默，无法控诉纳粹罪恶，但活着的人仍会记录与反思。二战后，集中营罪恶被一再揭露，那些回忆文字与集中营的营房、焚尸炉一起书写着历史。
奥斯维辛营区的那面死刑墙
走进营区，入口铁门上是那句广为流传的标语：“劳动获得自由”，当然，在集中营里，这是一句假话。长长的铁丝网围住营区，与营区步道以三米宽的沙地相隔，对于囚犯来说，他们可以在营区步道行走，但这片沙地便已是禁区。如果踏入沙地，便会被视为有意逃跑，岗亭中的士兵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如今仍然可以见到残旧的木牌，上写止步字样外加一个骷髅头。一栋平房前有一个结构简单的木架，三竖一横，两米多高，木头被岁月冲刷光滑。当年，这个绞刑架上吊死了多少人？会不会每夜都挂着尸体？想到这里，着实不寒而栗。
身边的儿子似乎并未感受到沉重，当时他刚刚幼儿园毕业，连生死都不懂，何况这里发生的一切？他一个人在草地和步道上蹦蹦跳跳，当年的人们全无这样的自由。有最早进入集中营的幸存者回忆，他刚进入营区时，这里只有二十座破旧的砖式建筑，原本是波兰士兵宿舍。他们的工作是不断扩大营区面积，每天的时间被劳动塞得满满的，最终难逃一死。看守曾说：“你们来的这个地方不是疗养院，这里是德国的集中营。在焚尸炉里被烧死然后化为一缕青烟从烟囱里面飘出去，是你们离开这里的唯一出口。”
如今所能见到的两层红砖囚房，外观颇似学校宿舍，楼外蓝天绿树，景致颇美。但当年可不是这样，囚徒们被塞进拥挤、破烂的营房里，一个几平方米的盒子状囚室竟然会塞进数十人，1942年，一个原本容纳数十人的女牢居然一度塞进了1700人！大部分人死于饥饿、劳累和疾病。集中营里有医生，但他们并不治病救人，而是在囚徒身上做活体医学实验，比如试验便捷的绝育方法、对孪生子女进行活体解剖等。
最让人震撼的无疑是那些堆积如山的头发、鞋子和其他物品。即使有保护措施，岁月仍在这些老物件上留下痕迹，它们开裂、变色，杂乱不堪。你无法知道每件物品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只知道幸存不易。
那些男鞋、女鞋、童鞋，甚至婴儿鞋，共计11万双。有一个数字更触目惊心：奥斯维辛集中营得到解放时，仓库里剩余的鞋子是40.4万双。此外，我们还可以见到堆积如山的餐具、牙具、剃须刀、鞋油、眼镜和写著名字的行李箱，它们不再能寻找到自己的主人。当然，还少不了用过的毒气罐，一个个空罐子堆在展室内，谁也无法计算这些罐子里的毒气杀害了多少人。
最初，大部分被押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仍然深信自己只是在向东欧“迁徙”，甚至相信德国人已经为他们购置了土地和农场，所以携带了大量个人物品。入营后，他们的物品被统一没收“保管”，直至他们死去时，仍不知这些东西会成为战争物资。当时，他们的物品被分类囤积，陆续运出以供第三帝国的军队和平民使用。直到战争结束时，集中营的仓库中仍有堆积如山的物品未来得及运走。当时，头发仓库足有一个中型飞机库大小，存放的头发达7000公斤。每个人都会忍不住想：要杀害多少人，才能积攒这么多头发？
这些头发主要用来编织毛毯，直到今天，集中营展室里仍然放有大量由人发织成的毛毯。展出的头发同样堆积如山、动魄惊心，因为年月太久，它们卷曲着纠缠在一起，不再能辨认出当年颜色。
当我们在每栋楼的不同主题纪念馆里穿梭时，走廊的墙上挂满了集中营遇难者的照片，下面注明了他们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许多人十分年轻，还有一对十六岁的双胞胎姐妹，她们于1927年10月4日出生，于1943年7月23日一起死去。
除了入营大头照外，还有一面墙上挂满了囚犯们的手臂照片。每个囚犯都会得到一个编号，但这个编号不是缝制在衣服上，而是直接烙在手臂上，即使刚出生的婴儿也不例外。在纳粹看守眼中，这些囚犯连动物都不如。在集中营里，每一天都是漫长的羞辱。纳粹看守会让囚犯们重复无用的劳动，比如让囚犯们在烈日下站成一圈，每人面前都有一个沙堆，然后像击鼓传花一样把自己面前的沙堆铲到右边，永无休止。又比如让囚犯们搬运石头，从集中营的这头到那头，然后再搬回原位置。
在一个展室里，我见到了许多囚犯的裸体照片。两个成年女性坐在诊床上，肋骨突出，四肢纤细，胸部干瘪，不再有女性特征，下面的说明告诉我，照片里的她们体重都仅有三十公斤。几个孩子站成一排，腿部细如竹竿，膝盖显得无比巨大，肋骨一根根突出。但这并非最可怕的事，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些囚犯骨瘦如柴，当他们死去后，纳粹仍然会将他们身上仅有的那点脂肪刮下来，用于制造肥皂。纹身者甚至会被剥掉皮肤，用于制造灯罩。即使尸身被塞进焚化炉，骨灰也会被挖出，送回德国当成肥料。
营区11号楼被称为死亡楼，其地下有监狱，一楼有“咨询法庭”，进行死刑裁决。11号楼和10号楼之间的院子竖着一面墙，即死刑墙，被判处死刑者会被立刻送到这面墙前执行枪决。就在这面死亡墙前，有数千名犯人被枪决。如今，游客在此驻足，墙下放有鲜花，还有游客以饮料代酒，以表纪念。在营区的数十栋建筑中，玻璃窗是标配，唯有11号和10号面向死刑墙的这一侧，玻璃窗之外还加装木制挡板，也使得这个院子无比阴沉。如果这是为了掩盖罪恶，那可真是掩耳盗铃。
奥斯维辛营区也有一个毒气室，低矮局促，但每次实施屠杀时会塞入数百人，旁边则有两个焚化炉。虽然不似比克瑙的规模那般大，但同样残酷。从1940年起，纳粹开始使用一氧化碳毒气进行屠杀，后来开始使用氰化物齐克隆B.毒气室从此成为大部分囚徒的葬身之地，1942年至1943年间，奥斯维辛集中营共消耗2万公斤齐克隆B，而这种物质只需要5-7公斤就足以杀掉1500人。
毒气室
灭绝营的阴霾
因为奥斯维辛营区每天下午三点钟开始接受免费散客入场，所以游客相对较多。比克瑙营区则需全程导览，只有下午三点前在奥斯维辛营区入场的付费导览游客，才可以搭乘免费摆渡巴士前往比克瑙营区。因此，比克瑙营区相对安静。
这里曾建有近四百座房舍，但德军撤离时为毁灭证据，摧毁大部分建筑。营区内还保留了一节运送囚犯的车厢，车体全封闭，外部挂锁，一端有岗楼，凭吊者在车厢上插上鲜花。
营房最初是马厩，内部十分阴冷。如今仍可见到室内的三层通铺，有些是红砖砌成，也有一些是简单的木板搭成。陈旧的褥子铺在床上，里面掺有大量沙子，营房正中央是毫无遮挡的二百个水泥茅坑。我无法想象，当这里塞上数百上千个人时，会是怎样的景象。
走出营房，夏日午后的阳光一度让我颇不适应。车厢的铁皮反射着光芒，略微有些刺眼。1945年，记者刚刚发现这里的罪恶时，还是在冬天，有人告诉记者：“你们有没有留意这里的雪是什么颜色的？它们是黑色的，像无烟煤”，记者这才发现，目力所及，直至天边，雪都是黑色的，他用手一摸，手上全是污垢。当地人告诉他们，这些污垢都是没有燃烧完全的骨灰颗粒。当人们在毒气室里被杀害后，尸体被丢入焚化炉，骨灰颗粒随着黑烟升上天空，再随着飘雪落回地面。
焚化炉
在一段记录中，毒气室的残暴令人不寒而栗——犹太人被运到奥斯维辛之后，党卫军会进行初次筛选并分成三组，第一组是被认为已经派不上用场的人，这组人会被告知接下来将进行淋浴。纳粹甚至会给他们每人安排一个衣柜放置衣服，并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衣柜号码。但骗局随即结束，“当人们脱光衣服进入营区建筑物地下类似澡堂的房间之后，永远不会知道喷头中根本不会喷出水来。面积只有210平米的‘澡堂’被塞进超过2000人，毒气室大门被封闭之后，党卫军从天花板上预留的小孔向室内灌入氯化氢气体”，人们在绝望和痛苦中撕扯自己的头发，甚至抓瞎眼睛，“15-20分钟之后室内的人全部中毒死亡。随后被害者头发被剃光，金牙被拔掉，随身的戒指耳环等也会被摘除。尸体被送入一层的焚尸炉，一些尸体来不及送入则被就地焚烧。”1942年后，因为囚犯过多，被运送而来的犹太人甚至不做停留，下车就被带进毒气室。
第二组是身体比较强壮的人，他们被送往各个苦役营工作。当他们生病或者体弱不能再干活时，也会被推入毒气室。第三组大多是双胞胎，也有一些侏儒，他们会被用于医学试验，最后抛入焚尸炉。
从毒气室到焚化炉，一切都以化学为主导，也让我突然想起一句粤语俚语：“人是很化学的”，意指生死无常。当年，化学家莱维就是依靠专长得以幸存。莱维后来成为意大利最杰出的作家，人们熟知“174517”这个数字，那是莱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编码。
1947年，莱维的第一本书《如果这就是人类》出版，开始了对大屠杀的内省和反思。然而，随着反思的持续深入，他对人类社会感到了困惑与失望，于1987年因抑郁症跳楼自杀。奥斯维辛没有杀死他，但关于奥斯维辛的思考却杀死了他，对此，另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说道：“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
同样自杀的还有诗人保罗·策兰，他的父母都在集中营中死去，他则成为幸存者。他的出生地原先属于奥匈帝国，一战后归属罗马尼亚，二战时期先后被苏联和德国占领，1947年被并入乌克兰，受苏联控制。身无所依的他，终其一生都无法寻得身份认同。他写下了《死亡赋格》，即使记忆残酷，他仍拒绝遗忘。但残酷记忆使他无法摆脱重负，最终跳进了塞纳河。
这种难堪重负的死亡也许是解脱，内心的激烈冲突使之成为文学和影视的热门题材。但无论是《苏菲的选择》还是《朗读者》，你都很难认为它的艺术夸大导致真实性丧失。在这两部小说（以及同名改编电影）中，死亡都是终结，过程虽然不一，但战争创伤都是贯穿始终的隐线，这样的故事同样会发生在现实中。
除了“平庸之恶”，集中营还有什么
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十年里，集中营一度被遗忘。虽然德国民众曾被组织进入德国境内的集中营“现场学习”，但“国家重建”很快成为忘却集中营的借口。幸存者同样不愿意多谈集中营经历，毕竟记忆过于惨痛。许多集中营也被挪为他用，或存放军事物资，或用于商业，或成为政府机构所在地。
60年代后，集中营的记忆开始受到重视，“奥斯维辛”成为二战记忆的最重要隐喻。两德统一以来，意识形态化的记忆模式也被扭转，集中营不再仅仅是抵抗战士或犹太人的受难地，其他受害者群体也陆续得到纪念。
一些新的概念也在60年代后诞生，首当其冲的是“平庸之恶”。
1947年，波兰当局在华沙和克拉科夫陆续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军官进行审判，即“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1963年12月20日到1965年8月19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下层人员在德国法兰克福受到审判，这便是“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这次审判最让人关注的当然是体制内作恶问题，也就是“胁迫”。当一个人受到组织胁迫而伤害无辜者时，该不该承担罪责，又该承担怎样的罪责？这次审判给出了答案。
当然，这与之前的“艾希曼审判”有关。艾希曼是种族灭绝计划的主要负责人，被以色列特工追捕后，押送到以色列进行审判，处决他的法律依据是以色列的纳粹和纳粹合作者（惩罚）法。阿伦特跟踪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提出“平庸之恶”。
有人认为：“法兰克福审判的最大意义，不是复仇式的清算，而是把沉醉于战后繁荣的德国社会惊醒……用洪亮、清晰、不容置疑的声音拷问德国人的良心，让整个民族走出沉默的迷宫。”
但奥斯维辛不止有“平庸之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中，皮莱茨基记录了他和战友们的秘密抵抗活动。当然，他也记录了“考波什”——“他们手里拿着棍棒，一边狂笑一边攻击我们的同志，他们朝着头部猛打，将他们打倒在地之后，又朝肾脏与其他脆弱的部分猛踢，连人带靴跳到他们的胸部和肚子上，一边咯咯笑一边把人打死。”
所谓考波什，即Kapos，是集中营中因表现良好而担任监督员的犯人，他们的工作就是监督和折磨其他犯人。有些考波什甚至会在一天内杀死多名囚犯，但这并不足以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剩余》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残忍实际上体现了最为严酷的人性与道德困境。类似的道德困境在集中营里随处可见，比如囚犯会自发抓住并暴打逃跑者，因为如果有人逃跑，大家都会遭到惩罚。被关进地牢的人，会为了抢占门缝边的位置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而互相拼命。当有人死去时，活着的人会偷偷割下尸体的肉来吃。
奥斯维辛二号营
莱维也曾为我们揭示集中营的另一面，他告诉我们：“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化的辞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在孤立无助、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许多囚犯成为了帮凶。他们会与看守妥协，争取各种工作。比如有一个“拔牙特别小队”，多半由牙医组成，他们会将死者的金牙一一拔掉，以供纳粹熔化提炼成金。掌管食品配给的囚犯也会利用特权，当有囚犯冒犯负责分汤的人时，一群犯人竟然会一拥而上将他的脑袋按在汤桶里活活溺死，以向掌勺者示好。
在这种道德困境下，反抗者当然是崇高的。皮莱茨基是波兰抵抗组织成员，也是唯一自愿进入集中营的囚徒。他于1940年9月故意被捕。此后近三年间，他在集中营里成立秘密组织，但他一直未能得到外界的武器援助和指示，外部世界甚至“一直保持着无知的沉默”，计划中的反抗暴动最终未能实施。他于1943年逃出集中营，先后撰写三份奥斯维辛集中营报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正是他于1945年写成的第三份报告，也是最完整的一份。
在那个年代，英雄的命运多半悲凉。这位身体强壮、极富谋略与胆量，能够主动进入集中营组织地下活动，又能成功逃脱的英雄，没有死于纳粹之手，却在二战后新一轮的极权统治中遭遇噩运。因为忠于波兰流亡政府，反对苏联霸权，他于1948年被苏联控制的波兰政府处决。狱中的他曾对亲友说：“跟这里相比，奥斯维辛实在是儿戏，苏联训练出来的波兰人简直心狠手辣”。东欧剧变后，许多历史真相得以揭露，比如卡廷惨案实际是苏联人一手制造，皮莱茨基也得到平反。
奥斯维辛郊外的小确幸
傍晚七点多，我驾车离开奥斯维辛，途经小镇郊外的一座教堂。这座白色墙身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外观寻常，不过恰好位于十字路口，十分显眼。夏日的中欧，十点左右才会天黑，九点多方是黄昏，此时则依然艳阳高照，蓝天如洗，连一丝云彩也见不到，越发衬得教堂外墙的洁白。
欧洲教堂本多，我去过的也早已数不清，可不知怎么，偏就想下车看看这座寻常的小镇教堂。走进院落，绕过已锁上大门的教堂，便能见到后院大草地上的墓园。
奥斯维辛三号营
这是奥斯维辛人的主要墓园吧？它与二战无关，与集中营无关，就是当地人的埋骨之所。就像欧洲其他地方的墓地一样，墓碑各异，摆满鲜花，大理石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打在花瓣之上。
刚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走出来的我，望着这尘世中的“小确幸”，险些眼眶一红。
文章来源：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