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07

车子驶入奥斯维辛小城后,我看了看导航,距离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有不到两公里,离预约时间还有大半个小时。恰好旁边有一家大型超市,便干脆停车进去逛逛。

与波兰大多数城镇一样,奥斯维辛有安静的一面,窄而厚实的柏油路两侧是一栋栋民宅,小院清幽,没有围墙。超市一带十分繁华,密密麻麻停满了车。超市里琳琅满目,让我这个果酱、意粉、芝士和罐头的爱好者挪不动步。

奥斯维辛小镇

奥斯维辛小镇

经过上世纪90年代初的适应期后,波兰经济逐步走上正轨,甚至有经济学家称之为“二十五年来世界唯一真正经济奇迹”。曾经的阴云似乎早已散去,但人们仍然会记得多灾多难的历史。毕竟,这是在二战中创伤最重、境遇最惨的一个国家,无论是纳粹的残虐,还是后来苏军的趁火打劫,无论是早已公诸于世的集中营,还是一度被隐瞒真相的卡廷惨案,都是国家之痛。

所以,人们会纷纷来到安静的奥斯维辛,探访那座“死亡工厂”。游客很多,在停车场里攒动,但入场排队的长龙秩序井然。队列中多半是欧洲年轻人,偶有几个亚洲面孔。这一切似乎与欧洲其他地方无异,比如那些同样需要排队入场的博物馆。但走过检票通道,走进铁丝网围住的集中营,你立刻就会感受到那股历经数十年仍未消散的肃杀之气。即使阳光灿烂,即使蓝天白云,也无法掩盖这里曾经发生的阴霾。

一个业余写作者的使命感

在二战中德国所建的一千多座集中营中,奥斯维辛是最大一个。它并非孤立个体,而是奥斯维辛周边42座集中营的总称,由希姆莱于1940年4月27日下令建造。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得到解放,1947年,波兰将奥斯维辛集中营改为博物馆,197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在这42座集中营中,以奥斯威辛、比克瑙和莫诺维茨三个营区为最大。如今我们所能参观的1-2号集中营,依次便是奥斯威辛与比克瑙营区。

1号营区占地50英亩,是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中心,共有四十余栋楼房,以两层红砖营房为主,基本保持原貌,1940年6月14日收入首批728名政治犯。这里是游客参观的重点,除每日预约导览行程外(与比克瑙营区相连),每日下午三点到五点则是散客免费进入时段。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虽然排队者众多、但相对自由的免费行程已经足够。比克瑙集中营的历史更为残酷,这是一个占地400英亩的“灭绝营”,主要任务是在毒气室进行大规模屠杀,有大约110万人在此遇害。

奥斯维辛一号营

奥斯维辛一号营

在那篇曾获普利策奖的中学课文《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里,作者这样写道:“这里也许是世间最可怕的旅游中心。来人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为了亲眼看看事情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可怕,有人为了不使自己忘记过去,也有人想通过访问死难者受折磨的场所,来向他们致敬。”

那么,我是为了什么而来?也许兼而有之。或许,作为一个写作者,即使是业余的,我也像文中所说的那样,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而且“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

这种不安与人类命运有关,毕竟从上个世纪以来,极权阴云从未消散。当然,也与作为景点存在的奥斯维辛有关,毕竟它曾经历过残败失修之苦。

波兰加入欧盟后,克拉科夫成为欧洲人气最高的旅行地之一,奥斯维辛的游客也随之增多,甚至许多以色列、英国的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前来参观。在许多人看来,游客增多对于一个景点来说并非好事,甚至意味着破坏,但它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契机——正因为游客增多,波兰政府向欧盟、美国和以色列寻求援助,以解决每年巨额的维护费用和运营费用。其中,与奥斯维辛集中营有着最深历史关系的德国,就承诺捐赠1.7亿美元并迅速实施。

在排队入场时,我留意了一下负责维持秩序和售票的工作人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而在1990年之前,这里的负责人乃至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随着时光推移,当年的幸存者已渐渐凋零,所幸集中营仍在修缮和维护中向全世界展示,历史不至湮灭。尽管在许多人看来,集中营已经失去原有风貌,“人们最后只能看到一个在原址上人工重建的集中营”。但这也许是保留历史印记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因为你无法让断垣残壁承担博物馆的使命。

另一种方式则是文字。西蒙·维森塔尔在《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一书的结尾写道,纳粹党卫军经常训诫囚犯:“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遇难者固然只能沉默,无法控诉纳粹罪恶,但活着的人仍会记录与反思。二战后,集中营罪恶被一再揭露,那些回忆文字与集中营的营房、焚尸炉一起书写着历史。

奥斯维辛营区的那面死刑墙

走进营区,入口铁门上是那句广为流传的标语:“劳动获得自由”,当然,在集中营里,这是一句假话。长长的铁丝网围住营区,与营区步道以三米宽的沙地相隔,对于囚犯来说,他们可以在营区步道行走,但这片沙地便已是禁区。如果踏入沙地,便会被视为有意逃跑,岗亭中的士兵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如今仍然可以见到残旧的木牌,上写止步字样外加一个骷髅头。一栋平房前有一个结构简单的木架,三竖一横,两米多高,木头被岁月冲刷光滑。当年,这个绞刑架上吊死了多少人?会不会每夜都挂着尸体?想到这里,着实不寒而栗。

身边的儿子似乎并未感受到沉重,当时他刚刚幼儿园毕业,连生死都不懂,何况这里发生的一切?他一个人在草地和步道上蹦蹦跳跳,当年的人们全无这样的自由。有最早进入集中营的幸存者回忆,他刚进入营区时,这里只有二十座破旧的砖式建筑,原本是波兰士兵宿舍。他们的工作是不断扩大营区面积,每天的时间被劳动塞得满满的,最终难逃一死。看守曾说:“你们来的这个地方不是疗养院,这里是德国的集中营。在焚尸炉里被烧死然后化为一缕青烟从烟囱里面飘出去,是你们离开这里的唯一出口。”

如今所能见到的两层红砖囚房,外观颇似学校宿舍,楼外蓝天绿树,景致颇美。但当年可不是这样,囚徒们被塞进拥挤、破烂的营房里,一个几平方米的盒子状囚室竟然会塞进数十人,1942年,一个原本容纳数十人的女牢居然一度塞进了1700人!大部分人死于饥饿、劳累和疾病。集中营里有医生,但他们并不治病救人,而是在囚徒身上做活体医学实验,比如试验便捷的绝育方法、对孪生子女进行活体解剖等。

最让人震撼的无疑是那些堆积如山的头发、鞋子和其他物品。即使有保护措施,岁月仍在这些老物件上留下痕迹,它们开裂、变色,杂乱不堪。你无法知道每件物品的主人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死,只知道幸存不易。

堆积如山的头发、鞋子和其他物品-奥斯维辛

那些男鞋、女鞋、童鞋,甚至婴儿鞋,共计11万双。有一个数字更触目惊心:奥斯维辛集中营得到解放时,仓库里剩余的鞋子是40.4万双。此外,我们还可以见到堆积如山的餐具、牙具、剃须刀、鞋油、眼镜和写著名字的行李箱,它们不再能寻找到自己的主人。当然,还少不了用过的毒气罐,一个个空罐子堆在展室内,谁也无法计算这些罐子里的毒气杀害了多少人。

堆积如山的餐具、牙具、剃须刀、鞋油、眼镜和写着名字的行李箱-奥斯维辛

最初,大部分被押送到集中营的犹太人仍然深信自己只是在向东欧“迁徙”,甚至相信德国人已经为他们购置了土地和农场,所以携带了大量个人物品。入营后,他们的物品被统一没收“保管”,直至他们死去时,仍不知这些东西会成为战争物资。当时,他们的物品被分类囤积,陆续运出以供第三帝国的军队和平民使用。直到战争结束时,集中营的仓库中仍有堆积如山的物品未来得及运走。当时,头发仓库足有一个中型飞机库大小,存放的头发达7000公斤。每个人都会忍不住想:要杀害多少人,才能积攒这么多头发?

这些头发主要用来编织毛毯,直到今天,集中营展室里仍然放有大量由人发织成的毛毯。展出的头发同样堆积如山、动魄惊心,因为年月太久,它们卷曲着纠缠在一起,不再能辨认出当年颜色。

当我们在每栋楼的不同主题纪念馆里穿梭时,走廊的墙上挂满了集中营遇难者的照片,下面注明了他们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许多人十分年轻,还有一对十六岁的双胞胎姐妹,她们于1927年10月4日出生,于1943年7月23日一起死去。

除了入营大头照外,还有一面墙上挂满了囚犯们的手臂照片。每个囚犯都会得到一个编号,但这个编号不是缝制在衣服上,而是直接烙在手臂上,即使刚出生的婴儿也不例外。在纳粹看守眼中,这些囚犯连动物都不如。在集中营里,每一天都是漫长的羞辱。纳粹看守会让囚犯们重复无用的劳动,比如让囚犯们在烈日下站成一圈,每人面前都有一个沙堆,然后像击鼓传花一样把自己面前的沙堆铲到右边,永无休止。又比如让囚犯们搬运石头,从集中营的这头到那头,然后再搬回原位置。

在一个展室里,我见到了许多囚犯的裸体照片。两个成年女性坐在诊床上,肋骨突出,四肢纤细,胸部干瘪,不再有女性特征,下面的说明告诉我,照片里的她们体重都仅有三十公斤。几个孩子站成一排,腿部细如竹竿,膝盖显得无比巨大,肋骨一根根突出。但这并非最可怕的事,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些囚犯骨瘦如柴,当他们死去后,纳粹仍然会将他们身上仅有的那点脂肪刮下来,用于制造肥皂。纹身者甚至会被剥掉皮肤,用于制造灯罩。即使尸身被塞进焚化炉,骨灰也会被挖出,送回德国当成肥料。

囚犯的裸体照片-奥斯维辛

营区11号楼被称为死亡楼,其地下有监狱,一楼有“咨询法庭”,进行死刑裁决。11号楼和10号楼之间的院子竖着一面墙,即死刑墙,被判处死刑者会被立刻送到这面墙前执行枪决。就在这面死亡墙前,有数千名犯人被枪决。如今,游客在此驻足,墙下放有鲜花,还有游客以饮料代酒,以表纪念。在营区的数十栋建筑中,玻璃窗是标配,唯有11号和10号面向死刑墙的这一侧,玻璃窗之外还加装木制挡板,也使得这个院子无比阴沉。如果这是为了掩盖罪恶,那可真是掩耳盗铃。

奥斯维辛营区也有一个毒气室,低矮局促,但每次实施屠杀时会塞入数百人,旁边则有两个焚化炉。虽然不似比克瑙的规模那般大,但同样残酷。从1940年起,纳粹开始使用一氧化碳毒气进行屠杀,后来开始使用氰化物齐克隆B.毒气室从此成为大部分囚徒的葬身之地,1942年至1943年间,奥斯维辛集中营共消耗2万公斤齐克隆B,而这种物质只需要5-7公斤就足以杀掉1500人。

毒气室

毒气室

灭绝营的阴霾

因为奥斯维辛营区每天下午三点钟开始接受免费散客入场,所以游客相对较多。比克瑙营区则需全程导览,只有下午三点前在奥斯维辛营区入场的付费导览游客,才可以搭乘免费摆渡巴士前往比克瑙营区。因此,比克瑙营区相对安静。

这里曾建有近四百座房舍,但德军撤离时为毁灭证据,摧毁大部分建筑。营区内还保留了一节运送囚犯的车厢,车体全封闭,外部挂锁,一端有岗楼,凭吊者在车厢上插上鲜花。

营房最初是马厩,内部十分阴冷。如今仍可见到室内的三层通铺,有些是红砖砌成,也有一些是简单的木板搭成。陈旧的褥子铺在床上,里面掺有大量沙子,营房正中央是毫无遮挡的二百个水泥茅坑。我无法想象,当这里塞上数百上千个人时,会是怎样的景象。

走出营房,夏日午后的阳光一度让我颇不适应。车厢的铁皮反射着光芒,略微有些刺眼。1945年,记者刚刚发现这里的罪恶时,还是在冬天,有人告诉记者:“你们有没有留意这里的雪是什么颜色的?它们是黑色的,像无烟煤”,记者这才发现,目力所及,直至天边,雪都是黑色的,他用手一摸,手上全是污垢。当地人告诉他们,这些污垢都是没有燃烧完全的骨灰颗粒。当人们在毒气室里被杀害后,尸体被丢入焚化炉,骨灰颗粒随着黑烟升上天空,再随着飘雪落回地面。

焚化炉

焚化炉

在一段记录中,毒气室的残暴令人不寒而栗——犹太人被运到奥斯维辛之后,党卫军会进行初次筛选并分成三组,第一组是被认为已经派不上用场的人,这组人会被告知接下来将进行淋浴。纳粹甚至会给他们每人安排一个衣柜放置衣服,并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衣柜号码。但骗局随即结束,“当人们脱光衣服进入营区建筑物地下类似澡堂的房间之后,永远不会知道喷头中根本不会喷出水来。面积只有210平米的‘澡堂’被塞进超过2000人,毒气室大门被封闭之后,党卫军从天花板上预留的小孔向室内灌入氯化氢气体”,人们在绝望和痛苦中撕扯自己的头发,甚至抓瞎眼睛,“15-20分钟之后室内的人全部中毒死亡。随后被害者头发被剃光,金牙被拔掉,随身的戒指耳环等也会被摘除。尸体被送入一层的焚尸炉,一些尸体来不及送入则被就地焚烧。”1942年后,因为囚犯过多,被运送而来的犹太人甚至不做停留,下车就被带进毒气室。

第二组是身体比较强壮的人,他们被送往各个苦役营工作。当他们生病或者体弱不能再干活时,也会被推入毒气室。第三组大多是双胞胎,也有一些侏儒,他们会被用于医学试验,最后抛入焚尸炉。

从毒气室到焚化炉,一切都以化学为主导,也让我突然想起一句粤语俚语:“人是很化学的”,意指生死无常。当年,化学家莱维就是依靠专长得以幸存。莱维后来成为意大利最杰出的作家,人们熟知“174517”这个数字,那是莱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编码。

1947年,莱维的第一本书《如果这就是人类》出版,开始了对大屠杀的内省和反思。然而,随着反思的持续深入,他对人类社会感到了困惑与失望,于1987年因抑郁症跳楼自杀。奥斯维辛没有杀死他,但关于奥斯维辛的思考却杀死了他,对此,另一位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瑟尔说道:“早在四十年前的奥斯维辛时代,莱维已死。”

同样自杀的还有诗人保罗·策兰,他的父母都在集中营中死去,他则成为幸存者。他的出生地原先属于奥匈帝国,一战后归属罗马尼亚,二战时期先后被苏联和德国占领,1947年被并入乌克兰,受苏联控制。身无所依的他,终其一生都无法寻得身份认同。他写下了《死亡赋格》,即使记忆残酷,他仍拒绝遗忘。但残酷记忆使他无法摆脱重负,最终跳进了塞纳河。

这种难堪重负的死亡也许是解脱,内心的激烈冲突使之成为文学和影视的热门题材。但无论是《苏菲的选择》还是《朗读者》,你都很难认为它的艺术夸大导致真实性丧失。在这两部小说(以及同名改编电影)中,死亡都是终结,过程虽然不一,但战争创伤都是贯穿始终的隐线,这样的故事同样会发生在现实中。

除了“平庸之恶”,集中营还有什么

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十年里,集中营一度被遗忘。虽然德国民众曾被组织进入德国境内的集中营“现场学习”,但“国家重建”很快成为忘却集中营的借口。幸存者同样不愿意多谈集中营经历,毕竟记忆过于惨痛。许多集中营也被挪为他用,或存放军事物资,或用于商业,或成为政府机构所在地。

60年代后,集中营的记忆开始受到重视,“奥斯维辛”成为二战记忆的最重要隐喻。两德统一以来,意识形态化的记忆模式也被扭转,集中营不再仅仅是抵抗战士或犹太人的受难地,其他受害者群体也陆续得到纪念。

一些新的概念也在60年代后诞生,首当其冲的是“平庸之恶”。

1947年,波兰当局在华沙和克拉科夫陆续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军官进行审判,即“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1963年12月20日到1965年8月19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下层人员在德国法兰克福受到审判,这便是“第二次奥斯维辛审判”。这次审判最让人关注的当然是体制内作恶问题,也就是“胁迫”。当一个人受到组织胁迫而伤害无辜者时,该不该承担罪责,又该承担怎样的罪责?这次审判给出了答案。

当然,这与之前的“艾希曼审判”有关。艾希曼是种族灭绝计划的主要负责人,被以色列特工追捕后,押送到以色列进行审判,处决他的法律依据是以色列的纳粹和纳粹合作者(惩罚)法。阿伦特跟踪报道了这一事件,并提出“平庸之恶”。

有人认为:“法兰克福审判的最大意义,不是复仇式的清算,而是把沉醉于战后繁荣的德国社会惊醒……用洪亮、清晰、不容置疑的声音拷问德国人的良心,让整个民族走出沉默的迷宫。”

但奥斯维辛不止有“平庸之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中,皮莱茨基记录了他和战友们的秘密抵抗活动。当然,他也记录了“考波什”——“他们手里拿着棍棒,一边狂笑一边攻击我们的同志,他们朝着头部猛打,将他们打倒在地之后,又朝肾脏与其他脆弱的部分猛踢,连人带靴跳到他们的胸部和肚子上,一边咯咯笑一边把人打死。”

所谓考波什,即Kapos,是集中营中因表现良好而担任监督员的犯人,他们的工作就是监督和折磨其他犯人。有些考波什甚至会在一天内杀死多名囚犯,但这并不足以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剩余》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残忍实际上体现了最为严酷的人性与道德困境。类似的道德困境在集中营里随处可见,比如囚犯会自发抓住并暴打逃跑者,因为如果有人逃跑,大家都会遭到惩罚。被关进地牢的人,会为了抢占门缝边的位置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而互相拼命。当有人死去时,活着的人会偷偷割下尸体的肉来吃。

奥斯维辛二号营

奥斯维辛二号营

莱维也曾为我们揭示集中营的另一面,他告诉我们:“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化的辞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在孤立无助、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许多囚犯成为了帮凶。他们会与看守妥协,争取各种工作。比如有一个“拔牙特别小队”,多半由牙医组成,他们会将死者的金牙一一拔掉,以供纳粹熔化提炼成金。掌管食品配给的囚犯也会利用特权,当有囚犯冒犯负责分汤的人时,一群犯人竟然会一拥而上将他的脑袋按在汤桶里活活溺死,以向掌勺者示好。

在这种道德困境下,反抗者当然是崇高的。皮莱茨基是波兰抵抗组织成员,也是唯一自愿进入集中营的囚徒。他于1940年9月故意被捕。此后近三年间,他在集中营里成立秘密组织,但他一直未能得到外界的武器援助和指示,外部世界甚至“一直保持着无知的沉默”,计划中的反抗暴动最终未能实施。他于1943年逃出集中营,先后撰写三份奥斯维辛集中营报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正是他于1945年写成的第三份报告,也是最完整的一份。

在那个年代,英雄的命运多半悲凉。这位身体强壮、极富谋略与胆量,能够主动进入集中营组织地下活动,又能成功逃脱的英雄,没有死于纳粹之手,却在二战后新一轮的极权统治中遭遇噩运。因为忠于波兰流亡政府,反对苏联霸权,他于1948年被苏联控制的波兰政府处决。狱中的他曾对亲友说:“跟这里相比,奥斯维辛实在是儿戏,苏联训练出来的波兰人简直心狠手辣”。东欧剧变后,许多历史真相得以揭露,比如卡廷惨案实际是苏联人一手制造,皮莱茨基也得到平反。

奥斯维辛郊外的小确幸

傍晚七点多,我驾车离开奥斯维辛,途经小镇郊外的一座教堂。这座白色墙身的巴洛克风格教堂外观寻常,不过恰好位于十字路口,十分显眼。夏日的中欧,十点左右才会天黑,九点多方是黄昏,此时则依然艳阳高照,蓝天如洗,连一丝云彩也见不到,越发衬得教堂外墙的洁白。

欧洲教堂本多,我去过的也早已数不清,可不知怎么,偏就想下车看看这座寻常的小镇教堂。走进院落,绕过已锁上大门的教堂,便能见到后院大草地上的墓园。

奥斯维辛三号营

奥斯维辛三号营

这是奥斯维辛人的主要墓园吧?它与二战无关,与集中营无关,就是当地人的埋骨之所。就像欧洲其他地方的墓地一样,墓碑各异,摆满鲜花,大理石在阳光下反射着光芒,打在花瓣之上。

刚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走出来的我,望着这尘世中的“小确幸”,险些眼眶一红。

文章来源:腾讯大家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