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陆出版的《现代快报》转载的文章称:“新中国头十年外援总额40亿元”,且“援助兄弟国家的35.59亿元款项的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鲜分享”。文章援引了中国外交部新近解密的外交文件,详细介绍了“新中国”头十年对外援助的情况。其中有几点介绍引人注目。

一是“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二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二是“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晃郡一个主妇会致毛主席信,说当地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居民受灾严重请求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立即了电汇二亿元人民币(旧币);三是”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0,000卢布(折合人民币17亿元)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15亿或者20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

关于第一点,我们知道,1959年至1960年正是我国大饥荒时期,但当时的中国政府却仍然输出粮食接济别人。当然,接济别人在个人来说应是美德,在国家来说,有时也有必要,但是,当自已国内遭遇严重饥荒每天每日都在死去许多人的时候,不将粮食用于解决国内人民的饥荒,此种罔顾本国人民生命权利的行为岂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所应有的?为了极权中国在世界上的声誉,为了在世界上得到对极权体制及政权的支持而不顾本国人民的死活,这样的政府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政府呢?是否是无良的政府?第二点,就更为可笑。一个国外(何况还是一个极大地伤害了我国的过去的敌国)的地方妇女组织向中国的最高国家领导人写了封信,中国的救灾组织就立即予以援助,一下子寄过去二个亿。这大概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树立独裁者的权威而为的阿谀之举吧?诚然,人道主义的救援是好的,我也并不主张对过去的敌国就一定不能救援,人们该援助的与可以援助的还是要援助,可是象这种随意地向某一领导人求援立即得到反应的救援除了表现一个独裁者的“宽大慈爱,乐善好施”之外,还有什么意思呢?第三点就鲜明地表现了毛泽东这一大独裁者不理智的政治品格。他一心要与苏联攀比,任意增加对外援助数额,他考虑到1953年的中国的国情了吗?当时的中国能够与前苏联相比吗?此种“打肿脸皮充胖子”的行为充分验证了毛泽东这位现代大独裁者的小农意识。

再回到文章开头所引用的材料,我们清楚地看到:新中国的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些既穷又恶的“兄弟国家”。我们帮助的是一些什么人呢?是那些国家的极权统治者与极权统治下的人们。此种穷帮穷的结果,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帮助别人的与受到帮助的,一律都没有能走上自由富强之路,都在困苦窘迫的境况中挣扎。为什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排斥现代民主自由的极权主义国家体制。帮助这样的国家又有什么用呢?(当然,那些人道主义的紧急救援除外)。

如今,当我们回首新中国外交中的此种对外援助真相时,我们不禁叹息:我们的人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做出了多么重大的牺牲,结果却只是帮助维护了一个天良丧尽的极权体制与政权,那些因为粮食被自已的政府拿去因而饿死的饥民们地层下的哭号是我们现在还能够听得见的。

民主论坛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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