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春期,我瞭解文革的主要方式,是发生某些事时偷看父母的反应。因为文革一直写在父辈们的脸上。幸福不是毛毛雨,更不是假想中的芳香之旅。幸福是我们一辈子都在模仿的东西。当你失去更高的盼望,在时代的捆绑中认为自己已不可能赢得更好的奖品。你就如电影末尾的晚年李春芬,坐在公共汽车的最后一排,露出油菜地一样随风荡漾的微笑。风怎么吹,你就怎么笑。

领袖的石膏像,是这部爱情电影里游荡的幽灵。我一生最初几个记忆之一,就是3岁时指着墙上的毛泽东像,大喊“婆婆”,惹起满屋哄笑。如果我当时就懂得观察父辈的脸,会发现有人回头张望,露出一闪而过的惊慌。没有人觉察到我对领袖性别的误认,无意中说出了对政治隐喻的破译。尽管毛泽东曾是最大的偶像,但领袖并不等于那曾经主宰了我们父辈生命的权威本身。那种迫使劳模司机老崔和售票员李春芬的婚姻向着一幅画像折腰的权威,既是阳性的,也是阴性的。专制主义是一种传统的父权式统治,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的母权式譬喻。当它们结合之后,你们才可能结合。

历史学家叶维丽是当年北师大的学生,她回忆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场景。一些学生和毛主席握手后,欢呼雀跃,几天不洗手。所有人又来和他们握手,让幸福感像化妆品一样传销。叶女士说,我常在想,如果当时我也经历了那样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我对那场运动会不会更加投入,更加无力自拔?

电影中老崔的一生给了观众一个反面的回答。他是一个“被毛主席亲自接见过”的司机,带着天大的荣誉去支援三线建设。他把和毛的合影挂在“向阳号”标兵车上,无数乘客都抢着和他握手。从市场的逻辑说,这对其它司机显然是一种不正当竞争。和领袖握手,就是以一种肉体的方式被统治,而不像其他人仅仅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被统治。老崔的悲剧在于,他的幸福从此被另一个男人死死的握住,不可能抽出来给他心爱的女人。直到他死,他的手都洗不干净。

电影的目的之一是解释老崔在新婚之夜的阳萎。如果几个小时前,新娘新娘才向领袖的画像鞠躬,怎么能当晚就打碎他的石膏像呢?政治恐惧只是一种表面的解释,他们连夜把打碎的石膏像悄悄掩埋,也从此把自己的幸福掩埋了。更深一点想,向领袖画像鞠躬是结婚仪式的一部分,论证了革命婚姻的合法性。因此打碎领袖塑像,其实是对婚姻合法性的否定。老崔为什么变成性无能,我的解释是他的婚姻因为领袖塑像的破碎,而沦为了一场野合。这正是后来油菜地那一场“野合”戏的味道。李春芬以为席天幕地会激起老崔的情欲,事实恰恰相反。对野合的恐惧,是老崔婚姻悲剧的实质。一辈子都“向阳”的人,反而“阳”不起来。

有祝福才有幸福。对一个和领袖握过手的被统治者来说,一场不被领袖祝福的婚姻,怎么硬得起来呢。考虑到这场婚姻本身就是借助组织力量安排的,塑像事件对婚姻合法性的否定就更加强烈了。不依靠这个塑像所代表的权威,你老崔能和年轻漂亮的李春芬结婚吗?所以新婚之夜打翻塑像,露出这场婚姻比野合更不堪的实质,没有石膏像保驾护航的同房,其实跟强奸没有区别。

对李春芬来说,领袖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她一生中两场爱情的催化剂,分别是两部电影加映的纪录片。春芬和刘医生在大雨磅礴的露天电影场,一起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使他们的初恋相互肯定。他们的激情暴露后,刘医生在政治压力下背叛爱情。春芬去看组织安排的另一场电影《卖花姑娘》,加映语录的间隙,发现老崔脸上的泪水。她在那一瞬间决定嫁给这个实诚的人。所以春芬的幸福也需要领袖的祝福。尤其当老崔出车祸瘫痪后,她一边照顾他二十多年,一边搜集领袖的画像,用一生去补充对合法性的论证,用一种值得尊敬的方式持之以恒的模仿幸福。

直到2006年的情人节,女主角张静初在放映会上,还应邀演唱电影中那首《毛主席来到咱农庄》。这部电影有诚意,但令人遗憾的是对过往岁月的暧昧。不清楚这种暧昧到底出自导演章家瑞对过去时代的体贴,还是对当今时代的体贴?如果说时代绑架了幸福,导演绑架了记忆,也许不太公平。至少《芳香之旅》借着一场不被祝福的无性婚姻,把“激情燃烧的岁月”还原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时女囚爱上衙役,有时人质爱上绑匪。对幸福的模仿层出不穷。

最荒诞的是电影在今年情人节上映。因为生活至此,情人不是情人,偶像不是偶像。导演打捞了一个属于我们父辈的故事,是打捞而不是拯救,因为拯救需要有人跳下去,把自己当作那沉沦的罪人。而打捞只需站在水边,维护一个人性的乌托邦。人们常引用一句话说“爱是恒久忍耐”,反过来,春芬的恒久忍耐就被误解为今天所缺乏的一种爱。但人们不太记得下半句,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在爱中的忍耐不如不忍耐,不在恩慈中的爱,也不是爱,而是对爱的偏离。就像箭偏离了靶心,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他们用一生去扮演一个爱人。爱得不好,但演得很好,演得几乎和张静初和范伟一样好。

在一切偶像被打碎之后,谁来祝福我们的爱情?人们开始在婚宴上宣读结婚证书,说,我宣布他们的结合是合法的,是有效的。如果老崔听见这句话,他的病又要犯了。

作者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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