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本文不免带黑有挽歌的情调，那是因为文体的关系，而出于内容的原因。它的内容奏出的是愤怒的歌。（布罗茨基《小于一》）
《闲话》这题目老早就已拟定，只是久久不敢提笔写。主要原因是：以《闲话》为题的书或文章太多了，很难再把“闲话”说出点新鲜味道出来。我读过的《闲话》就有：俞樾《小浮梅闲话》、艾纳居士《豆棚闲话》、林语堂《玉堂闲话》、徐志摩《翡冷翠山居闲话》、《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陈源《西滢闲话》、柯灵《随笔与闲话》、方方《文边闲话》、陈建功《“涮庐”闲话》、王颖《谈闲话》、张奚若《闲话》、高一涵《闲话》、徐调孚《闲话作家书法》、陈同平《闲话〈桃花扇〉》、傅白庐《闲话周忱》、吴方《闲话“比较”》胡希明《闲话“00”》、张抗抗《闲话“稀粥”》等等。我想西方的《闲话》自然也少不了。我所知道的英国赫兹里特就把他的随笔集取名《闲话》，艾迪生与斯蒂尔合办的报，甚至就叫《闲话报》。我以为，古今中外这些作家们爱以“闲话”为题，大约想要表示他们的这些文字是随随便便的，非正儿八经的“文章大事”，等同朋友间的絮语、乱侃、漫聊，“谈的都是些信口开河的闲话”（维吉尼亚·吴尔夫《致斯苔拉小札》）。闲话自然是最个人特质的自然流露。厨川白村就曾说：
如果是在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若在夏天，便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小品文、随笔）
如此看来，随笔也就是闲话，不题《闲话》的随笔仍是闲话。
所以很多人都把周作人当作“闲话大家”。其随笔的风格亲切、自然，正像与友促膝闲话，白云悠悠，舒卷自如。而他的人品学识喜怒哀乐，令读者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受其感染。又因为他闲话的谈资（题材）多系身边琐事：读书、下棋、吃茶、听雨、论琴、评剑、洗砚、磨笔……于是又有很多人，认为他是继承明代公安、竞陵“高雅”、“闲适”小品美文的新文学的“第一小品大家”。李春林《情趣小品·序》说：“这种湛醇的情感要用轻松舒缓的笔调写出来，像炉旁床侧或林间的闲话，深入浅出举重若轻。”
也就是说，周作人是“五·四”以来一大批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又残留“士大夫情趣”的“闲话家”中艺术成就较高的一位，有代表性的一位。无论是西方的“自我意识”的“重”，还是士大夫“闲话桑麻”、“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苏轼《放鹤亭记》）的“深”，“大家”均能“浅出轻举”。不是他们都具天才，而是在那种时代，他们有条件以任何形式完成他们启蒙者的集体人格。正如厨川白村所说：
在Essay中比什么都紧要的，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的人格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
为表现不伪不饰的真的自己计，选用这一种既是费话也是闲话的Essay体的小说家、诗人和批评家，历来就很多的原因即在此。
很显然，新文学大家正是有了“人文关怀”，纵然在随随便便的小品文中，也能闲话出大器来。正由于他们的闲话非真浅真轻，人格张力才会穿透历史的空白给现代的我们一些共震。革命时期，人人都忙，动了又运，运了又动，哪有功夫闲话？“文艺战士”手中的笔，除了“拿起笔来作刀枪”互相砍杀外，唯有写检讨一途，自然没法敢在纲目之外随随便便，乱说乱动。所以“随笔”也自然“退出历史舞台”，绝迹了。
当中国文学终于有一天获得“开放精神”的时候，果然在短短几年内出现了“文艺复兴”的架势：小说凝重了，诗歌深沉了，报告文学也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胆魄与智慧……总之，无论“伤痕”也罢，“寻根”也罢，“朦胧”也罢，“崛起”也罢，新时期文学在“探索”、“追问”中前前后后、东西南北地强占空间。“精神业已产生，这一事实无论其由来如何总是要询问一条去路，或者总是以询问去路证明它的存在，这才是关键。”（史铁生《好运设计》）所以，精神询问的有无，是人类面对“困境”所作出的对自己灵魂是否负责的不同选择。“新时期文学”既如萨特所说“自由选择”了“询问”，就势必“不能承受生命中之轻”；虽然也鱼龙混杂，皂白难分，但“当春乃发生”的蓬蓬生机在时空的角逐中却也超越了“遵命”与“庙堂”，至少，其“关怀”总是沉甸甸的。
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新时期文学也来了个“紧急刹车”，结果，把自己辗成了薄饼，摔成了散件，血流一地；成了萨尔瓦多·达利那著名的瘫折的怀表：《风景：难以忘却的记忆》。平面化、零散化、失重化成为九十年代轻飘飘、甜丝丝、淡寡寡文学的总特征，而且愈演愈烈。其中，尤以打着“返朴归真”旗号的闲话（随笔、小品）最为受宠走运。难怪有人惊呼：“不吃点麻辣烫，不打点小麻将，不看点Y录相，不还点闲话帐，你也配当九十年代的中国文人？”一脸正经的文艺理论家不住摇头：“九十年代成了随笔时代！”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有一篇《悠闲哲学趣话》的小品文，作者借“旅游者”的心理，道出了在西方“后工业”的压力下要求悠哉游哉、闲散无为的“零散化”的普遍心态：“对于这位衣衫寒伧的渔夫的同情，此刻在他心里已经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是一丝羡慕。”这是否跟士大夫“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陶潜）的老、庄“返自然”哲学遥相呼应呢？我看未必。士大夫只是借老、庄“返朴归真”的思想强化他们“处淤泥而不染”的独立清高的出世者人格。张潮《论闲与友》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有隐逸思想的士大夫跟世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截然相反，前者为精神，后者为物欲，当然也就有了雅俗之分。故表面同是“野叟曝背”、“闲话桑麻”，但“精神”的有无决定了是“雅闲”，还是“俗闲”，是“清闲”，还是“浑闲”（浊闲）。而西方“后工业”（第三次浪潮）正是现代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我们的所谓“商业大潮”，确有“现代工业文明”的诸多因子。那么文学“平面化、零散化、失重化”也就势所必然，也就不能幸免于“易拉罐”、“棉花糖”、“方便面”等轻而又轻的快餐命运和“酥胸玉腿”、“刀光剑影”、“赌魔笑怪”浑而且浊的“地摊”档次了。
如此，文化焉得不成沙漠？
我们的“现代文明”跟西方还有所不同：那就是还“残留”着封建和极左思潮“死结”的影响。
如此，我们的文化又焉得不成畸型沙漠？！（随时都有“龙卷风”？）
因此，无论西方或东方，真正深切“人文关怀”、反思人类命运（未来的人还能否叫“人”）的“精神询问者”总是极少数极少数。他们只是挡车的螳螂，急风中的弱草，狂潮里的孤萍，谁封他们是什么“精英”？当舌头在怜悯牙齿的时候，当气泡在愚弄眼泪的时候，当镜球灯在鄙视红烛的时候，也正是聪明人在嘲笑傻瓜的时候，浅薄在挖苦深沉的时候，庸俗在给高雅比中指拇的时候。当然，说严重一点，一个丧失“精神询问”的民族，她的文学，也正是在慢慢被扼杀的时候。——浑闲话的恶性膨胀，清闲话的难产、贫血，只是这种文学一个最典型、最值得玩味的范例而已。
近读《东方》杂志（95·10期），中有沈奇《是他杀还是自杀？——九十年代文学困境的提问》一文。作者在文尾总结道：
失重的时代，失真的个人话语，而后又面临可能的“二度失语”——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
该文认为“整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是“‘对抗’的辉煌”、“‘突围’的辉煌”、“最终争得个人话语权力的辉煌”，然而“经由十余年的悲壮的奋争，我们所获得的所谓个人话语权力，其实只是一支笔和几张稿纸。以这种话语方式所发出的声音，在加速转型而急剧扩张且完全为意识形态和商业化操作所垄断了的现代传媒体面前，显得日趋微弱。”于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空前的尴尬，或不知所措，或盲目掺乎，或完全拒绝。而拒绝则意味着我们最终要失去新人类亦即失去未来，这已无异于自杀！”如果真是这样，“掺乎”者必遭他杀，而“拒绝”者又无异于自杀，岂不毫无活路，必死无疑？
我在三、四岁时，外婆教我做一种“手指戏”，伴唱一首儿歌，至今记得：
王婆婆，在卖茶，
三个观音来吃茶。
后花园，三匹马，
两个童儿打一打；
王婆婆，骂一骂，
隔壁子么姑说闲话。
过去，王婆婆确实骂过人，也整治过那些个不很听话的捣乱分子。到而今时代进步了，王婆婆不再骂人，代之以“无所不在，又的的确确并不实际存在的存在”以维护王记茶铺必要的“秩序”。于是茶客们一些“噤若寒蝉”，规规矩矩；一些除了一如既往地大捧特捧王婆婆的茶是全世界超一流的，连开水都烧朵129℃，这祥和安宁的升平景象更是全球绝无仅有的外，也就相当自觉地谈猫谈狗，谈吃谈喝，谈睡谈拉，谈谈纯粹“浑浊”的闲话而已。
当然，隔壁子么姑也知趣多了，再也不拿啥子“乱发杂音”的闲话（川话意）去打扰王婆婆的耳根清静。因为一想起头盘王婆婆好心送来的眼药水，差点没把“红眼”点瞎，么姑的背脊梁就由不得要发毛、发僵、发冷。——不过纵然如此，么姑得了先天性爱说闲话的病，很难封住那张臭嘴，也就不得不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躲朵被窝里，一遍一遍，把闲话说给自己听。（譬如对王婆婆治人的“法宝”，她就目为“第二十二条茶规”，——跟沈奇“意识形态与商业化操作”的观点差不多，也跟史铁生的见解“使人丧失灵性的时代”“魔法”：“疯狂的物欲和僵死的规矩”相仿佛。）
至于当初“打打闹闹”的童儿，现在当然变多了，成了韩少功挖苦的“狠宰客户的生意人，成为卡拉OK的常客和豪华别墅的新住户”，或者“给官员送礼，与商人碰杯，在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学位，要儿女守规矩”。闲来无事，自然也还来王婆婆的茶铺坐坐，同大家一样，闲话闲话，轻轻松松打发半天。（聪明多了！）
可悲的不是“新时期文学”的“自杀”，而是它根本丧失了“自杀”的资格。
可喜的是作为个人的“拒绝”者，尚有那么一线希望，让他那孤苦而执著的“追问”穿透时空，给“新人类”一个遥远的“存在”。——我深信，“精神”应该是“新人类”的“新上帝”！
1995，12，6深夜
今日阴历十月十五日，月亮很圆、很亮。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