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
271.成都地区的二月镇反
就在我积极宣扬《出身论》的观点，张罗出版《中学战报》的同时，成都地区的镇反运动和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日趋白热化。
镇反运动也波及到十九中。十九中的造反组织大部份属于八二六派，不少组织——首先是红战兵团——都参加过冲击军区静坐示威的活动。中央军委2.17来信从天而降，同学们毫无思想准备，人心顿时大乱。紧接着，空军医院派出军代表进驻学校。军代表的主要任务就是执行成都军区的决定，协助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也许是上面有指示，对中学生的问题不予深究；十九中没有同学挨批斗，被逮捕。军代表只是要求参与过冲击军区的同学“认识错误”，“揭发问题”。大多数同学连忙认错，并表示和川大八二六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划清界限。但也有少数同学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红战兵团的另一位负责人王诗臣甚至带领几个同学脱离红战兵团，宣布成立“险峰支队”以示抵制（“险峰”一词取自毛泽东的一句诗“无限风光在险峰”）。随着社会上镇反运动的蔓延发展，王诗臣等人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好在以白主任为首的空军医院军代表的态度相对温和，校园内的气氛倒并不那么紧张。
社会上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工人造反兵团是镇反运动首当其冲的牺牲品。街头上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揭发声讨兵团一小撮坏头头的滔天罪行。按照这些大字报的描述，兵团简直是一个由牛鬼蛇神和社会渣滓组成的反革命大杂烩，从成立之日起就没有干过一件好事。在产业军的积极配合下，成都军区与地方公检法联合行动，逮捕了大批兵团头目和骨干份子。兵团事实上被定性为反动组织，从总部到基层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到了三月中旬，一度自夸为成都地区最大工人组织的兵团已经土崩瓦解。
川大八二六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由于2.17来信仍然肯定了八二六是革命组织，也由于自文革发动至今，学生总是受到更多的保护，因此，军区对八二六采取了网开一面的策略。八二六组织得以保存，但是它的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大批被抓，其余的成员则被要求承认错误，检举揭发坏头头，揪出黑后台。本来，2.17来信只是针对八二六和兵团冲击军区一事提出批评；然而，镇反运动一起来，锋芒所向，不仅超出了冲击军区这一次事件，而且也超出了八二六和兵团这两家组织。凡是和八二六或兵团关系密切的造反派，包括许多机关造反派、教师造反派乃至街道居民的造反派，无不遭受株连。运动的打击面越来越宽，到后来，连红成派也感到威胁。根据工人造反兵团在反击二月逆流时提出的一份粗略的统计，在这次镇反运动中，仅成都地区，被捕的人数即多达两万。
272.抵制和反击二月逆流
川大八二六不甘屈服，但是有2.17来信这柄尚方宝剑挂在那里，他们又很难公开表示反对意见。于是，这些大学生们便挖空心思，寻找各种可能的借口，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一会儿，他们刷出大标语“纪念八二六革命造反半周年”。一会儿，他们又举起“纪念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的旗帜在校园里集会游行。不知是谁，最先唱起了《翻身农奴想念毛主席》这首歌，把歌词中“翻身的人儿”改成了“八二六战士”。很快地，这首歌就在八二六派中流行开来：“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八二六战士想念恩人毛主席。”另一首流行的歌曲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出自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讲的是遵义会议前夕，由于错误路线统治，革命屡遭重挫，广大红军战士向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十分贴近八二六派当下的心情。
进入三月中旬，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北京的造反派召开“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提出了“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其后又有山东革委会的王效禹发表讲话，批判保守势力向造反派反攻倒算。从消息灵通的同学那里，我们见到一篇清华蒯大富讲话的传单，题目是《迎接第八个回合》。按照蒯大富的分析，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着一股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这是自文革开展以来两条路线的第八次交锋。市面上流传着几个副总理和老帅大闹怀仁堂，攻击文化革命，被毛主席严厉批评的小道消息。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指出，现在有一股逆流，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支持已经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至此为止，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形势已经相当明朗。
在这一系列消息的鼓舞下，造反派——尤其是八二六派——士气急速上升。大家热切地交换各种信息，互相打气，转抄和翻印北京动态，举行大大小小的集会游行，高唱《国际歌》、《远飞的大雁》，到处刷出大标语：“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揪出四川的谭氏人物”，“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无好下场”。在这些活动中，八二六派和红成派尽弃前嫌，彼此都喊出向对方学习致敬的口号。先前被搞垮的造反组织纷纷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冷清多时的市中区又热闹起来了，常常可以见到人们在自发地辩论，有的直到夜晚还不肯散去。不过认真说来，这些辩论很难称得上是辩论，它们更象是争吵，争到后来往往流于谩骂。从这些街头自发辩论的情况来看，同情或支持造反派的群众在人数上和气势上都明显地处于上风。
十九中是中学八二六派的重镇（这和其地理位置大有关系）。前阶段的镇反运动虽然没有对我们构成直接的打击，但至少造成了普遍的压抑。因此，对于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同学们都显得既敏感又兴奋。我们三天两头地跑川大了解最新动态，积极投入反击逆流的活动。军代表们习惯于接受官方所谓的正面教育，见到我们转抄翻印的各种传单颇感困惑。一天，一位军代表拿着一份我们红战兵团翻印的蒯大富讲话问我们：“这个朋大富是你们哪一班的？”问的大家全笑了。起初，军代表都是摆出教育者的姿态，帮助同学们认清八二六的严重错误；渐渐地，事情倒了过来，变成同学们向军代表解释为什么要反击二月逆流的道理了。十九中的军代表或许是全市各单位军代表中最早改变态度的。到后来他们奉命撤离学校时，我们彼此已经成了好朋友。
273.川棉厂事件与132厂事件
潮流的逆转越来越明显。成都军区不再提镇反二字，并且陆续释放了许多被关押的造反派。不少造反派出狱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产业军们意识到形势变的对自己不利，但是他们依然很顽强。这样，造反派与产业军的矛盾就日趋尖锐。双方绝少进行理性的争论，而是大打标语仗口号仗。你骂我是“撬杆”（指工人造反兵团）、“撬匪”，我骂你是“保皇狗”、“惨孽君”。紧接着，成都地区爆发了两场大规模的武斗。
四月下旬的一天，川棉厂发生武斗。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说过若干起造反派和产业军发生激烈冲突的事件，但没有太在意。川棉厂离十九中不远，据说产业军总部就设在该厂。呆在学校里的同学正没事干，于是都向川棉厂奔去。
川棉厂人群如潮，我们很难挤到前边，只得站在远处张望。两派已经恶斗多时，产业军困守一栋四层大楼，造反派你呼我喊地发起冲锋。产业军节节败退，最后退到大楼平顶上。造反派则从四楼的窗户上向楼顶攀登。双方都手持棍棒，就在高处打起来。下边围观的群众看得一清二楚，那场面十分紧张，弄不好不是打死就是摔死。我本来一向是讨厌武斗的，可是一旦面临到这种你死我活的场面，感情上一下子就站在了造反派一边。也许这正是武斗的功效之一。
川棉武斗以造反派大获全胜而告终。从大楼里押出一大串产业军的俘虏，一些围观的群众高喊：“打老产（指产业军）！”“打死老产！”我耽心这场武斗下来非死几个人不可了。第二天全城都贴满了关于川棉血案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双方都指控对方是罪魁祸首。让我稍感意外的是这场武斗并没有人死亡。如此说来，那些把人活活打死的武斗一定还要比这凶猛得多。
随后不久，五月六日，在132厂又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头一天，十九中的造反派就接到通知去132厂打老产——当然，正式的说法是去132厂支援那里的造反派。132厂是制造飞机部件的工厂。据说那里的保守派势力很大，前阶段整造反派整得很凶；所以急需外界支援。132厂位于成都西郊黄天坝。十九中的同学乘上大卡车从东郊开往西郊。到达132厂后，只见那里已经聚集了好几千人。有人向来者发派木棍，说是自卫用。我也领取了一根。造反派先集中在132厂的职工宿舍区，隔着一片开阔地和一条马路与厂区相对。中午时分，造反派向厂区冲击。跑在前头的一批人已经冲开厂区大门，闯入厂区之内。就在这时，只听得一阵清脆的响声。人们略一迟疑，立刻明白了这是枪响。132厂是国防工厂，不少产业军成员是复员军人。在最初几秒钟，我们还以为产业军只是朝天鸣枪示警；再定睛一看，才发现前面已经倒下了好几个人，有的身上直冒鲜血。有人尖叫：“老产开枪杀人了！”大家赶快转身往回跑，一口气跑回宿舍区躲避起来，从宿舍楼后伸出头向厂区看，只见前面倒下一片，但仍有少数人不肯退却，然后又有几个穿白衣的医护人员跑上前去抢救。枪声还继续响了一阵。
我和一些相识不相识的造反派躲在宿舍楼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太意外，我感到很奇怪：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周围有人不停地说：“这下子性质变了，这下子性质变了。”我们在宿舍区滞留了很长时间，最后陆续散去。厂区那边后来的情形如何，我不得而知。
我随着人流返回市区。进入市区，天已经黑了。市民们激动地传述着产业军开枪打死人的事情，看来这件事已经满城皆知。文革搞到现在，群众组织之间发生武斗，打伤人以至打死人，都已经算不上什么大新闻；可是这次132厂开了枪，动用了现代化的热兵器，杀死了一大批赤手空拳或顶多拿了根木棍木棒的人，那在全国也是第一次；所以众人都很震惊。人们口口相传，免不了再添枝加叶；还有人紧张地告诉大家，说万恶的老产在自来水里放了毒，千万不能再喝自来水。这事一听便知不可能；可是我在一路上都听到有人传播这个谣言。我第一次注意到，一种谣言能否传播开来，不在于它是否显得可信，而在于它是否迎合了人们的愿望或情绪。
274.红十条下达
132厂枪声一响，形势便加倍地对产业军不利。尽管产业军方面竭力辩解，说开枪是迫不得已，是自卫，是保护国防军工机密；但是一般民众不大理会这些辩解。他们只是愤怒地谴责你开了枪杀了人。
第二天，五月七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共十条，简称红十条。其中有以下几项重要内容值得讲一讲。
一、明确宣布成都军区在前阶段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这意味着镇反运动被否定。十条还指明产业军是保守组织。这就宣布了产业军失败的命运。
二、由张国华、粱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组成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省革筹）。这中间，张国华原来是西藏党委第一把手。粱兴初原在广州，早先是林彪“四野”的一员悍将。刘张二挺是夫妇，过去分别担任四川省宜宾地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因为与李井泉发生矛盾而被撤职。文革发动，刘张揭竿而起，受到红成派和八二六派的共同支持。刘张进入省革筹，应该说对造反派相当有利。
三、十条宣布李井泉是四川地区最大的走资派。这就充分肯定了前阶段造反派打倒李井泉的行动。不只如此，十条还对成都军区加以改组，由张国华出任成都军区政委，粱兴初担任军区司令。我们知道，在前阶段全国性的“炮轰”“火烧”的高潮中，各省的第一把手都遭到攻击，但并非每一个第一把手后来都被中央明确定性为走资派。例如广西的韦国清就一直受到中央的保护，因此，广西保韦国清的一派——通常是被视为保守派的——也就一直没有垮，故而始终对那里的造反派构成巨大的威胁。其他许多省的第一把手，中央不肯出面保，有的还被中央明确定性为走资派。这样一来，那些先前保过他们的群众组织就很难挣脱保走资派的帽子，经受不起造反派的冲击，很快就瓦解了。基于同样的道理，在那些发生过二月镇反和反击二月逆流的地区，当地的军区都受到造反派的攻击，并在中央压力下或多或少承认过错误，但是有的军区领导撤换了，有的没撤换。例如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在否定二月镇反后还是当他的司令，先前支持军区搞镇反的那些群众组织还有靠山，所以垮不了。成都地区则不然。中央点名打倒李井泉，又下令改组成都军区，产业军无依无靠，只有垮台；造反派，特别是二月镇反的受害者八二六派则取得了极其彻底的胜利。
四、十条写到，八二六要和“红卫兵成都部队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加强团结，实行革命的大联合。什么叫“这样的革命群众组织”？依八二六的解释，那是指犯过严重错误的组织——因为红成派一度协助过镇反。红成派当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他们不认为这段文字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两派后来打内战，这段文字也是争端之一。
275.造反派欢庆胜利
十条下达，造反派欣喜若狂。接下来好几天，造反派都敲锣打鼓，集会游行，欢庆胜利。
在五月六日132厂流血事件中，造反派死亡四十六人。三天后，全市造反派联合举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抬尸大游行。四十六具尸体分别置放在四十六辆大卡车上，旁边堆砌着白色的纸花和挽联，宣传车不停地播送哀乐，长长的车队在市中区缓缓而行。道路两旁，观者如堵。
不难想见，这样的形势对产业军会构成何等沉重的压力。听说有不少产业军的头头们吓得躲起来了。家人和邻居告诉我，就连我家所在街道的居民委员会主任也弃家而走，不知藏在何处，好些天后才重新在街道上露面。听邻居讲这位居委会主任在镇反运动中非常积极。这不是不可能。我家所在的街道辖区是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的根据地。所谓街道工业，其实就是那些由街道办事处主管的小作坊小生产组之类。其成员多半是社会最低层中人，也就是说，是那些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旧社会”的历史问题、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问题而被其他比较正规的单位排斥在外的人们。他们在运动初期受到冲击，而后借批判反动路线的名义拉起自己的组织，趁机对整治过他们的干部们实行报复，没等2.17来信发表，若干头目和骨干就被抓进监狱，如今他们又准备借红十条的东风重新崛起。某些街道干部如何能不恐慌？
十九中的八二六派欢欣鼓舞。十九中没有反工作组的英雄，率先反“对联”的同学也寥寥无几。许多人没有尝过因造反而受压的滋味，只在这次二月逆流中才多少对此有了些体会。“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誓用鲜血和生命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经历了二月逆流之后再喊出这些口号，同学们都自以为感动得很。
276.二月逆流之谜
二月逆流是文化革命中的一次重大事件。但是有关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却始终不清不楚。当年我们知道的情况无非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大闹怀仁堂，无非是全国许多地区由军队出面镇压造反派。这中间显然存在着重大的疑问。第一，那几个老帅和副总理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敢于向权倾朝野的中央文革发起主动进攻？第二，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军队镇压造反派的事件？那几个老帅和副总理有那么大的权力吗？
四人帮垮台后，中共当局对二月逆流作出重新评价。聂荣臻、陈再道等当事人在官方报刊上发表回忆文章对这次事件的内幕有所披露。王力则在海外出版的回忆录中谈到了他所了解的若干情况。这些材料有互相矛盾之处，不过略加梳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大概的头绪。
六七年二月上旬，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草拟中央军委八条，其中规定对军队实行正面教育，军内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发”。看来，这可能就是成都军区二月十一日取缔军内造反派的依据。按照陈再道的回忆，在二月八日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曾经说过，冲击军队大院的造反派中“一定有坏人”，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这很难不让军队理解为，如果造反派继续冲击，他们便可以回敬。
又据王力回忆，二月十日，毛召集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开会，就突然打倒陶铸的问题，批评陈伯达。毛提出开文革小组会议，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但只准在他这里和文革小组会议上讲，不准在别的场合讲。毛还说，以后在这里开会，增加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徐向前、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和叶群。这次会搞得陈伯达很紧张，下来对王力说他要自杀，说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连康生也大骂“都是江青搞的”。接下来二月十四日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江青借口病了，不参加。可见当时气氛对文革派相当不利。在这种气氛下，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开炮批评文革派，甚至批评文革，那就是很好理解的了。
根据上述线索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二月逆流固然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推波助澜的结果，但是它的第一推动力却正是毛本人，也只能是毛本人。
277.毛泽东的左右手
王力有段话讲的不错——当然，这段话的意思毫不新鲜。王力说，毛的特点是“每次都以反左开始，以反右告终”。想一想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想一想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王力说：“表现在二月更清楚。是谁先反左？是毛泽东，不是几位副总理和元帅。是毛泽东先提出要批评陈伯达、批评江青。二月十日就提得很尖锐了。然后才有几位副总理和元帅顺着主席的反左反下来了，结果没反几下，马上变成反右，变成‘反对反革命逆流’了。”这话也需要修正。并非总是毛泽东最先提出反左，然后别人才跟着反左；而是唯有毛泽东才有提反左的权力，别人不能先于毛而提出反左。
为什么毛泽东对于别人反左尤其敏感？因为反左更容易直接威胁到他的绝对权力。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借着批评文革派而大肆发泄对文革的不满。他们攻击文化革命是不要党的领导，是要整掉所有的老干部，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逼供信。当毛泽东听取张春桥等对怀仁堂会议的汇报时，起先还作出不在意的样子，只把那些话当作几个老兵发牢骚。可是，当毛听到有人把他比作斯大林晚年，毛不能容忍了，因为他联想到有人想当赫鲁晓夫的可怕梦魇。当毛听到有人讲起延安整风的“教训”，毛不能容忍了，因为毛是通过延安整风击败王明一派从而确立其领袖地位的，否定延安整风便意味着否定毛的领袖地位。因此毛才大发“无产阶级之怒”（康生语），转而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当时在毛之下，左有文革派，右有那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左派右派都遵从毛的无上权威，但彼此的观点和利益又绝非一致，这就造成了双方在毛的统一号令下力图实现自己的意愿的复杂局面。以二月逆流一事为例。如果不是毛先示意反左，老帅和副总理们不敢也不能反左；然而，只要毛提出了反左的意向，他们就力图装进自己喜欢的具体内容。既然毛的指示常常是抽象的、笼统的，它需要别人去填进更具体的内容。这就很难避免出现差距。二月逆流的第一推动力当然是毛；但是，二月逆流最后搞成那个具体的模样，那又是老帅和副总理们推波助澜的结果。它未必恰好符合毛的本意。所以，毛后来要反击逆流也未必都是毛出尔反尔。
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上，几个老帅和副总理慷慨陈词，咄咄逼人，而能言善辩的中央文革的理论家们却洗耳恭听，偶有分辨之辞，绝无反击之说。这不是很奇怪吗？道理很简单。因为毛先前定了调子反左，把文革派置于被告席上。等到后来毛泽东下令反右，形势就倒过来了。在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十八日的怀仁堂会议上，文革派开展革命大批判，老帅副总理低头写检讨。
还要补充一点的是，毛泽东对他的左右两派虽然不是毫无偏向（大体上说，毛更偏向左派），但他对两派都需要。在二月逆流时，毛指示批左派，但规定只在内部批。在反击逆流时，右派甚至受到公开批判，但是到头来毛还是出面保了右派，五月一日毛把右派们通通请上天安门。在逆流和反逆流的轮回中，最吃苦头的是下面的造反派和保守派。
278.为什么有些造反派更热衷武斗
据说，江青于四月十六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讲过一句话。她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不能不使人疑心成都的川棉武斗和132厂武斗是造反派主动进攻的结果。
我当时没有见过这篇讲话。即使见到了，我也不会把“冲一冲”理解为搞武斗。我估计大多数人的情况和我差不多。不过这不能排除确有一些造反派见过这篇讲话，而且悟出了它的暗示。我甚至可以说，即使没有这篇讲话，依当时的形势，造反派主动挑起武斗的可能性也更大；还不必说我自己对这两次武斗的观察。
事情是很清楚的。敢于和乐于发动大规模武斗的一方，要么仗恃兵力雄，要么仗恃后台硬；或者是两者皆可仗恃。四月底五月初的成都，形势明显有利于造反派。造反派人数多，士气旺，更得市民的同情。尤其重要的是，造反派有中央撑腰。产业军没有靠山。它的靠山已经自身难保。你不能想象在镇反运动的高峰期间——那无疑是工人造反兵团处境最恶劣的时期——会有一大群造反兵团的工人们集合起来去打产业军。同样地，你也很难相信在四月底五月初的形势下，产业军会主动地打造反派。文革中，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他们都离不开中共上层力量的支持，只是各自依靠的力量不一样罢了。如果某派群众意识到自己没有靠山或者是自己的靠山比对手的要弱得多，他们的行为通常只会更谨慎而不会更大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就算中央文革暗中怂恿和鼓励造反派主动挑起武斗，除非广大造反派成员自身具有以武斗方式打击保守派的意愿，否则这个仗还是打不起来的。不错，不少造反派是有这种意愿。前阶段他们遭受保守派的迫害，现在他们想报复。问题是，造反派发现他们不大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很难用保守派整他们的办法去反过来整保守派。保守派整造反派，主要是用传统的、正统的专政手段，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送进监狱，送去劳改，以及诸如此类。假如你要劝说一个苦大仇深、执意报复的造反派不要去动手打老保，他或许会这样回答你：“你要我怎么办？公安局、派出所不会把他们抓起来，黑五类里也没有老保这一类。”武斗是对打，是要冒人身风险的。这和运动初期老红卫兵们殴打没有自卫权利的“牛鬼蛇神”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产业军总爱强调他们是执行政策的模范，搞文斗，不搞武斗，不搞打砸抢。应该说，在这方面，产业军的记录通常要比他们的对手更清白。可是，那绝不意味着他们给对手造成的伤害要比对手给他们造成伤害更轻微。
279.二月逆流与二月镇反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变了对二月逆流的评价。在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再讲他是‘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这段最高指示是否真确容有争议，不过，一个明确的事实是，自那以后，作为负面评价的“二月逆流”从此消失于官方词典。
四人帮垮台后，中共进而为“二月逆流”彻底翻案。在许多人的笔下，二月逆流是一场中共内部健康力量试图抵制和扭转文革的疯狂而进行的英勇而正义的斗争。这种评价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早在中共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好几年前，我们一批朋友在私下讨论中，就已经对大闹怀仁堂的某些言论极表赞赏了。但是，我们也不曾忘记，二月逆流同时还是二月镇反。无论如何，我不承认二月镇反是正确的，也不承认它是必要的。二月镇反无疑是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毛泽东发出反击二月逆流的号召，就如同他先前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一样，立刻引起广泛而热烈的呼应，在群众一方自有其相当合理的根据，并不纯粹是愚蠢和盲从。文革这笔账之所以很不容易算得清楚，原因是在它的许多次事件中，都难解难分地交织着正确与错误。我们必须小心地进行剥离。
280.靠感觉与靠推理
从2.17来信下达到红十条公布，成都地区的文化革命经历了一个紧张而富于戏剧性变化的过程。我的观点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描述这一变化过程，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觉得太繁琐。三十年来，国人的思考方式和概念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人大概已经忘掉了当年我们是怎样思考的了，大概也以为没必要去弄清楚我们当年的思考。然而，这个问题正是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如前所说，在镇反运动的初期，我对之几乎没有怀疑。尔后，人抓得越来越多，我开始感到不安。我不是为自己感到不安，我相信自己是很安全的。我没有参加过冲击军区的活动，没有参加过任何可以称为打砸抢的活动。就连成都军区、产业军批判八二六和兵团的那些观点，也没有几条是我曾经认真主张认真坚持的。就象在“炮轰”“火烧”的口号刚刚提出时的情况一样，我对这些口号并不那么赞同，但是我对那种把这些口号扣上“反动”帽子的保守派观点更不能接受。看到许多人因为发表了什么观点，参与了什么行动就被迫检讨请罪，挨批判以至遭逮捕，我感到很不安；虽然我未必赞同这些观点和这些行动。当时，我不具有法治的概念而只有革命的概念，不能从合法不合法的角度看问题，只能从革命反革命的角度看问题，这就使我陷入极大的困惑，很难把朦胧的不满感觉变成明析晰的不同意见。既然讲出反动话是要挨批判受惩罚的，这样，当我不能对自己的想法有信心的时候，我只有沉默。
镇反运动持续发展，我们几个同学开始讨论：这是正确的吗？也就是说，这是符合毛路线的吗？对当时的我们，这两句话是同义语。可是，这怎么能不是毛路线呢？除非你认为毛对此不知情。运动初期派工作组，毛不在北京，所以工作组不等于毛路线。红八月的“红色恐怖”毕竟是老红卫兵自己干的，也不等于毛路线。可是眼下的镇反运动，有中央军委的公开信，有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报道，由解放军直接出面，在很多省市都在进行，如果没有毛的认可或毛的号令又怎么可能呢？基于这一严格的推理，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对镇反的基本方向有怀疑。
有的同学驳不倒我这一严格的推理，但是他们把它放在一边，他们宁可不要逻辑不要推理，“跟着感觉走”，硬是向镇反说了一声不，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不。
后来，我们得到了反击二月逆流的信息，积极投入反逆流的活动。我算是很早投入反逆流的人士之一，不过仍觉得有些惭愧，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还是不够高。再回过头去反思当初的推理，又实在找不出有什么错处。这个疑问我一直留在心里。近两年重新思考文革之事，又读到若干内幕披露，我以为我多少理清了二月逆流的头绪。我当年的推理倒不曾错。二月逆流在逻辑上应该是、在事实上也的确是毛本人推动起来的。只是毛后来又变了主意，遂引出反击逆流那一番故事。不是推理不可靠，但推理的可靠有赖于其前提的可靠。我当年之误不是误在推理上，而是误在不知毛的反复多变上。话说回来，若是当年我就了解到毛的反复多变，我对文革的态度和参与整个都会很不相同了。□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7年1月号（总第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