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
281.反击二月逆流之后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把成都地区的文化革命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前阶段，运动大有“收”的趋势。中央号召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鼓励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并且要求造反派群众“必须正确对待干部”。这很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打倒走资派的斗争已经告一段落，革委会的建立将意味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从而也就是文化革命的胜利。中央下令停止大串连，这表示下阶段的运动将限制在本地区和本单位进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推荐一些地区的先进经验，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派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决定派解放军对大中小学生分期分批实行军训。按照中央文件，原有的跨班级、跨单位、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都要解散，要实行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不难想见，如果这些要求逐一落实，社会上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场面将不复存在，整个运动又将回复到由各级领导机构直接指挥控制的传统形式。
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兴起，打乱了上述进程。首先是复课闹革命宣告夭折。其实，在成都地区，复课闹革命根本就不曾认真开展过。许多中学，尤其是那些只设有初中部的中学，从去年秋天校文革瘫痪以来就沦入荒废状态。除去少数热衷于革命的学生们继续在校园里活动外，绝大多数学生干脆连校门也不进，照面也不打了。在镇反运动期间，成都军区向部份学校派出军训团，其余的学校则仍然无人管理，任其荒废。十九中是有军训团的，因此，当人民日报发表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后，不少同学以为真要复课了，于是便回到学校；谁知到了学校一看，全然没有复课的样子。进驻十九中的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镇反，不是对学生实行军训，开展复课。同学们坐在教室里无所事事，再加上前阶段运动造成的观点分歧与情绪对立，彼此都觉得很别扭。这样，没过几天，大家就又散掉了。尔后，成都地区大举反击二月逆流，军训团从学校彻出，复课一事更是束之高阁，几乎再也无人提及。
同样地，中央关于解散跨班级跨单位的群众组织的要求也迅速地化为泡影。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重新崛起的造反派，组织规模急剧扩张，其横向跨度甚至比先前更大。本来，八二六和红成只是大学生的组织。其他单位的造反派虽然在观点上要么倾向八二六要么倾向红成，但大多数在组织上还是各自独立的。现在，许多组织直接打出八二六某某分团或红成某某支队的旗号，包括一些外地外县的造反派也从组织上并入了八二六或红成。这就使得八二六或红成变成了不仅跨单位跨行业，而且还跨地区的全省性组织。与此同时，串连活动也再度兴起。造反派的学生们下厂下乡，赶赴郊区外县，帮助扶植和恢复那里的造反组织，发展壮大自己这一派的力量。总而言之，在经历了二月逆流这一番反复之后，运动非但没有收拢，而是放的更开了。
282.反右的幽灵
镇反运动之初，几乎见不到任何公开的怀疑或抵制。这一来是慑于军方的权威，二来也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运动已经进入后期，是到了对群众中的坏人加以清理的时候了。不过对于所谓运动后期，不同的人们显然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少人，主要是保守派群众，大概也包括军区的负责人和相当一批干部，多少是基于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以为前阶段党中央鼓励造反只是“引蛇出洞”，是“放长线钓大鱼”，因此，他们现在要反击，要把跳将出来自我暴露的阶级敌人一网打尽。中央军委2.17来信虽然只是针对造反派冲击军区一事而发，可是，成都军区和保守派组织却趁势对造反派展开了大范围的清算，可见他们理解的文革，无非是改头换面的反右而已。连很多造反派和同情造反派的群众—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反右的成年人—也有类似的想法，所以，面对保守派的全面清算，除去少数青年学生大胆出面抵制外，绝大多数成年人造反派仍不敢表示反抗。等到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势终于明朗，这些成年人简直喜出望外。随着形势的发展，大家越来越相信文革和反右就是不一样，党中央毛主席果然是支持造反和保护群众的。颇有一些老于世故的人，在前阶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还能沉得住气，按兵不动，如今也一头栽进造反派队伍。在反击二月逆流之后，造反派方面不仅人数更多，声势更壮，而且品类也更杂，做起事来更少顾忌。
经历过反右的人，在文革中常常联想到反右。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文革和反右究竟一样不一样？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发生。”李志绥的这一观点可说与我不谋而合。应该承认，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初步形成了借用党外的力量，借用群众的力量反对所谓官僚主义和整治党内反对派的思想。当时，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号召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未必不是出自真心。然而，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民主人士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尖锐，其攻击矛头竟直接指向共产党制度，指向毛本人。这样，毛泽东才下令展开反右斗争。然后，他再把当初号召鸣放一事解释为引蛇出洞的“阳谋”。当然，在发动整风运动的初期，毛泽东想来也估计到有人会借机反共；出于大权在握的自信，他想来也有过欲擒故纵的算计。只不过在开始，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大概是借党外压党内，借群众压同僚，而不是在党外、在群众中抓右派。
283.反右与文革
假若上面的分析不错，那么，反右便是一场流产的文革。因其流产，它给亲历者留下“阳谋”的深刻记忆。文革中，常听到有人讲起反右，或作为教训，劝诫亲友明哲保身；或作为经验，预言造反者绝无好下场。根据我的观察，保守派本来并不以为中央有所谓“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他们一见到有人跳出来反党委反工作组，便马上挺身保卫，坚决反击；而不是稳坐钓鱼台，等着阶级敌人暴露充分之后再收紧网口。只不过在他们发现中央竟然并不支持他们反击右派的革命行动，反而放任甚至鼓励造反派时，他们想不通，又不敢怀疑文革本身，这才去猜想其中是否暗藏玄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有些保守派援引反右的经验，散布“秋后算账”的论调，依我看，那主要是给彼此打气，向造反派诅咒，并非真心确信。在这段期间，大部份保守组织都给压垮了，如果真的相信是“放长线钓大鱼”，何至于此？到了二月镇反，有些保守派或许真的把文革认作了反右，不过大多数保守派恐怕还是有保留的。起码在理论上，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前阶段的“炮轰、火烧”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就连大闹怀仁堂的那几个老帅副总理在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也无不小心翼翼地与刘邓的问题和工作组的问题撇清关系。
青年学生不曾经历过反右。我们在高中语文课本上学习过毛泽东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对“阳谋”一说也略知一二。对于中央放手纵容造反派攻击党委一事，我们很少想到过这会是什么引蛇出洞的策略。这一则是我们想象不到党中央毛主席竟会出尔反尔，翻云复雨。再说，造反派的行为和我们所了解的当年的右派实在也大相径庭。同是批评党委，右派是批评党委不民主；造反派是批评党委不革命。同是涉及知识分子政策，右派批评当权派不尊重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造反派批评当权派包庇重用资产阶级权威，听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和其他文化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造反运动加入了反政治迫害的成份。可是，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目的，主要在于肯定自己的革命性。我们是唯恐不能证明自己革命故而投入造反。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反动路线之坏，坏就坏在它否认我们的革命性，把我们打成右派。我们起来造反动路线的反，正是为了挣脱可能加在我们头上的右派的罪名。这不是和五七年反右的情况正好相反吗？
284.发表《五一六通知》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去年五月十六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实，有关《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和背景，早在半年前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所以我们并不感到特别新鲜；不过现在公开发表，再配合报纸广播的大力宣传，大家还是又兴奋了一阵。
《五一六通知》被称为指导文化革命的伟大纲领。在文革开展一年之后再来学习这篇文件，我们都很佩服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亲手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动员亿万群众投入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苏修敢搞文化大革命么？如果苏联人民也能够贴大字报批修正主义，苏修统治集团还能不垮台么？
文化革命造就了一种热烈的中国中心主义。我们被告知、而我们也多多少少地相信，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正在做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这就比四九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比五八年共产党号召“十五年超英赶美”更加令人激动，令人振奋。大约也正是从这时起，报上愈见频繁地登出关于国际友人称颂文化大革命，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报道。记得人民日报还出现过这样的标题：“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以我阅读的仔细，我未尝没有意识到报上所说的“世界人民”，大概只是“世界人民”的一个有限的部份。然而，看一看我们的全部生活在一年的时间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相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极其不平凡的伟大运动，这样一场运动发生在拥有七亿人口的辽阔土地上，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造成深远的影响。这样一想，我也感到很骄傲了。
然而，《五一六通知》的某些段落却引起我另外一种感受。《通知》指责那些“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放手让牛鬼蛇神大肆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通知》严厉批判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类主张，断然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只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使我回想起当初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时我心中的不满和疑惑。另外，我也没有忘记《出身论》受批判这件事。这些感受平时都潜伏在脑海深处，偶被触动，总要让我郁闷一阵。
285.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
报纸上又开始了连篇累牍的革命大批判。戚本禹的大块文章《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一次不点名地点出刘少奇，文中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象这样，既要读者个个明白批的是谁，同时却又避免直接说出被批者的姓名，不仅繁琐，简直滑稽。据说这是体现政策，是表示不同的规格和不同的待遇。好比过去皇帝杀大臣，砍头，身首异处，这是一种规格；吊死，留个全尸，这又是另外一种。在不点名的点名和指名道姓的点名之间作出区分，实在比在砍头和吊死之间作出区分还更荒诞。不过在当时，我们只觉得有趣。至于在群众的大字报和传单上，在四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上，对刘、邓早就直呼其名了。
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包括大字报）很多，列举出的罪状也很多。最让我们乐于批判的罪状有两条。一是刘少奇以党自居，“老子是党”，反我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其实我们也弄不清刘少奇何时何地公开讲过这种话，不过从他推行所谓反动路线这件事来看，给他安上这条罪名应该不算冤枉。另一条是刘少奇号召党员要作党的驯服工具。这在文革前是作为官方的口号写在报上文件上的。驯服工具的意思无非是要人对党绝对服从。可是，说成“工具”，还加上“驯服”，未免就有了贬辱的意味。然而，共产党语言的一大特点—而且也是它的一大力量—便是，它常常要有意地贬辱其追随者的个人尊严，以强化组织对个人、领袖对群众的绝对优势。在追随者方面，则造成彻底的依附和谦卑。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信者的谦卑是一种倒转过来的傲慢。”追随者的心理是：我作为个人是极其渺小的，但我属于伟大的党。我是党的驯服工具，你们还够不上呢。
文革前，驯服工具的口号颇为流行。文革一来，毛泽东支持造反，毛泽东号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边的人要大闹天宫。这就显得和驯服工具论格格不入。造反派批驯服工具论，许多当过保守派的人也批。那时，保守派认错的典型方式就是承认自己中了驯服工具论的毒，把某某党委当成了党的化身。
顺便一提，四人帮垮台后，当局为刘少奇恢复名誉，很多先前被批判的主张、观点又被重新肯定。意味深长的是，驯服工具一说却不见有人提起。
批判刘少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按照报上的批判口径，《修养》一书只讲个人的修身养性，不讲阶级斗争。《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以前读过《修养》，还很受感动。现在读到对《修养》的批判，首先是下意识地想否认当初那份共鸣。这也许是一种很普遍的反应。当官方对那些我们曾经喜欢过的东西扣上骇人的罪名时，我们首先的反应常常不是抵触，不是质疑，而是力图掩盖或否认我们曾经有过的好感，并且力图主动地接受官方的说词。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接受了官方的观点，尽管在内心深处未必心悦诚服。
286.产业军的败亡
虽然报纸上接连登出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的文章，但一般群众似乎并不大关心。大部份人还是对群众组织彼此之间的争斗更有兴趣。这里出现了两块战场，一是造反派对保守派，一是八二六对红成。
中央十条下达后，产业军一派陷于困境。不过产业军仍很顽强。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观点，但不肯放弃自己的组织。在这时，保存组织的意义既然已经不是为了坚持原先特定的观点，因而主要就是为了坚持和对立派相抗衡。造反派一方能够感受到这层意义，所以他们执意要把保守派从组织上打垮。于是就又引起冲突。
我印象较深的一次冲突是五一九中和场事件。五月是麦收季节，学生造反派组织起来去近郊农村支援麦收。十九日这天，川大八二六出动大队人马来到近郊的中和场（头一天我们十九中八二六刚去过那里），突然聚集了许许多多的农民，将八二六团团围住。他们是贫下中农战斗军的成员，和产业军一派。农民们手拿锄头扁担就要开打，八二六的学生只好举手投降，然后被放走。事情总算没闹得太大。这事多少有些可笑，再有红成派大加讥讽，故而广为流传。
产业军派虽然顽强，但因为被定成保守组织，只能处于守势，兼以没有后台，架不住对手的不断攻击，到五月下旬就垮掉了。
十九中的学生保守组织是校红卫兵，去年十一月便瓦解。其成员一部份加入造反派，一部份当了逍遥派。在二月镇反中有个别原保守组织成员出来活动，但并没有所谓保守组织复活之事。倒是有一个名叫“红纵”的教师组织，由几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教师组成，先头派出去搞“四清”，去年年底才回校，不久就赶上镇反，自然站在了军区一边，到头来被视为保守派。一些同学刷出大标语“砸烂红纵”。我见了很不赞同。问题还不在于红纵是不是该算老保，我是反感“砸烂”这类语词—当然，我更反感把“砸烂”付诸行为。双方争论了一阵。对方说我“右倾”，“太书生气”。
文革中，各种充满暴力、仇恨和侮辱意味的语言泛滥成灾，还颇多创造。我讨厌这类语言。也有例外的时候。有的骂人的话编得极巧妙，在拉开距离的前提下忍不住会欣赏的。不过我自己从不使用这类语言。□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7年2月号（总第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