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

281.反击二月逆流之后

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把成都地区的文化革命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前阶段,运动大有“收”的趋势。中央号召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鼓励革命干部站出来亮相,并且要求造反派群众“必须正确对待干部”。这很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打倒走资派的斗争已经告一段落,革委会的建立将意味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从而也就是文化革命的胜利。中央下令停止大串连,这表示下阶段的运动将限制在本地区和本单位进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推荐一些地区的先进经验,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派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决定派解放军对大中小学生分期分批实行军训。按照中央文件,原有的跨班级、跨单位、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群众组织都要解散,要实行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不难想见,如果这些要求逐一落实,社会上的自发性群众运动场面将不复存在,整个运动又将回复到由各级领导机构直接指挥控制的传统形式。

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兴起,打乱了上述进程。首先是复课闹革命宣告夭折。其实,在成都地区,复课闹革命根本就不曾认真开展过。许多中学,尤其是那些只设有初中部的中学,从去年秋天校文革瘫痪以来就沦入荒废状态。除去少数热衷于革命的学生们继续在校园里活动外,绝大多数学生干脆连校门也不进,照面也不打了。在镇反运动期间,成都军区向部份学校派出军训团,其余的学校则仍然无人管理,任其荒废。十九中是有军训团的,因此,当人民日报发表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后,不少同学以为真要复课了,于是便回到学校;谁知到了学校一看,全然没有复课的样子。进驻十九中的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镇反,不是对学生实行军训,开展复课。同学们坐在教室里无所事事,再加上前阶段运动造成的观点分歧与情绪对立,彼此都觉得很别扭。这样,没过几天,大家就又散掉了。尔后,成都地区大举反击二月逆流,军训团从学校彻出,复课一事更是束之高阁,几乎再也无人提及。

同样地,中央关于解散跨班级跨单位的群众组织的要求也迅速地化为泡影。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重新崛起的造反派,组织规模急剧扩张,其横向跨度甚至比先前更大。本来,八二六和红成只是大学生的组织。其他单位的造反派虽然在观点上要么倾向八二六要么倾向红成,但大多数在组织上还是各自独立的。现在,许多组织直接打出八二六某某分团或红成某某支队的旗号,包括一些外地外县的造反派也从组织上并入了八二六或红成。这就使得八二六或红成变成了不仅跨单位跨行业,而且还跨地区的全省性组织。与此同时,串连活动也再度兴起。造反派的学生们下厂下乡,赶赴郊区外县,帮助扶植和恢复那里的造反组织,发展壮大自己这一派的力量。总而言之,在经历了二月逆流这一番反复之后,运动非但没有收拢,而是放的更开了。

282.反右的幽灵

镇反运动之初,几乎见不到任何公开的怀疑或抵制。这一来是慑于军方的权威,二来也是由于人们普遍认为运动已经进入后期,是到了对群众中的坏人加以清理的时候了。不过对于所谓运动后期,不同的人们显然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少人,主要是保守派群众,大概也包括军区的负责人和相当一批干部,多少是基于五七年反右斗争的经验,以为前阶段党中央鼓励造反只是“引蛇出洞”,是“放长线钓大鱼”,因此,他们现在要反击,要把跳将出来自我暴露的阶级敌人一网打尽。中央军委2.17来信虽然只是针对造反派冲击军区一事而发,可是,成都军区和保守派组织却趁势对造反派展开了大范围的清算,可见他们理解的文革,无非是改头换面的反右而已。连很多造反派和同情造反派的群众—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反右的成年人—也有类似的想法,所以,面对保守派的全面清算,除去少数青年学生大胆出面抵制外,绝大多数成年人造反派仍不敢表示反抗。等到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势终于明朗,这些成年人简直喜出望外。随着形势的发展,大家越来越相信文革和反右就是不一样,党中央毛主席果然是支持造反和保护群众的。颇有一些老于世故的人,在前阶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还能沉得住气,按兵不动,如今也一头栽进造反派队伍。在反击二月逆流之后,造反派方面不仅人数更多,声势更壮,而且品类也更杂,做起事来更少顾忌。

经历过反右的人,在文革中常常联想到反右。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文革和反右究竟一样不一样?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今日我的后见之明是,如果当时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未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十年,在一九五七年,而不是在一九六六年发生。”李志绥的这一观点可说与我不谋而合。应该承认,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初步形成了借用党外的力量,借用群众的力量反对所谓官僚主义和整治党内反对派的思想。当时,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号召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未必不是出自真心。然而,毛泽东没有料到的是,民主人士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尖锐,其攻击矛头竟直接指向共产党制度,指向毛本人。这样,毛泽东才下令展开反右斗争。然后,他再把当初号召鸣放一事解释为引蛇出洞的“阳谋”。当然,在发动整风运动的初期,毛泽东想来也估计到有人会借机反共;出于大权在握的自信,他想来也有过欲擒故纵的算计。只不过在开始,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大概是借党外压党内,借群众压同僚,而不是在党外、在群众中抓右派。

283.反右与文革

假若上面的分析不错,那么,反右便是一场流产的文革。因其流产,它给亲历者留下“阳谋”的深刻记忆。文革中,常听到有人讲起反右,或作为教训,劝诫亲友明哲保身;或作为经验,预言造反者绝无好下场。根据我的观察,保守派本来并不以为中央有所谓“放长线钓大鱼”的计划。他们一见到有人跳出来反党委反工作组,便马上挺身保卫,坚决反击;而不是稳坐钓鱼台,等着阶级敌人暴露充分之后再收紧网口。只不过在他们发现中央竟然并不支持他们反击右派的革命行动,反而放任甚至鼓励造反派时,他们想不通,又不敢怀疑文革本身,这才去猜想其中是否暗藏玄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期间,有些保守派援引反右的经验,散布“秋后算账”的论调,依我看,那主要是给彼此打气,向造反派诅咒,并非真心确信。在这段期间,大部份保守组织都给压垮了,如果真的相信是“放长线钓大鱼”,何至于此?到了二月镇反,有些保守派或许真的把文革认作了反右,不过大多数保守派恐怕还是有保留的。起码在理论上,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前阶段的“炮轰、火烧”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就连大闹怀仁堂的那几个老帅副总理在批评中央文革小组的时候,也无不小心翼翼地与刘邓的问题和工作组的问题撇清关系。

青年学生不曾经历过反右。我们在高中语文课本上学习过毛泽东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对“阳谋”一说也略知一二。对于中央放手纵容造反派攻击党委一事,我们很少想到过这会是什么引蛇出洞的策略。这一则是我们想象不到党中央毛主席竟会出尔反尔,翻云复雨。再说,造反派的行为和我们所了解的当年的右派实在也大相径庭。同是批评党委,右派是批评党委不民主;造反派是批评党委不革命。同是涉及知识分子政策,右派批评当权派不尊重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造反派批评当权派包庇重用资产阶级权威,听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和其他文化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造反运动加入了反政治迫害的成份。可是,我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目的,主要在于肯定自己的革命性。我们是唯恐不能证明自己革命故而投入造反。对当时的我们而言,反动路线之坏,坏就坏在它否认我们的革命性,把我们打成右派。我们起来造反动路线的反,正是为了挣脱可能加在我们头上的右派的罪名。这不是和五七年反右的情况正好相反吗?

284.发表《五一六通知》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去年五月十六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其实,有关《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和背景,早在半年前就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所以我们并不感到特别新鲜;不过现在公开发表,再配合报纸广播的大力宣传,大家还是又兴奋了一阵。

《五一六通知》被称为指导文化革命的伟大纲领。在文革开展一年之后再来学习这篇文件,我们都很佩服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亲手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动员亿万群众投入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苏修敢搞文化大革命么?如果苏联人民也能够贴大字报批修正主义,苏修统治集团还能不垮台么?

文化革命造就了一种热烈的中国中心主义。我们被告知、而我们也多多少少地相信,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正在做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做过的事情。这就比四九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比五八年共产党号召“十五年超英赶美”更加令人激动,令人振奋。大约也正是从这时起,报上愈见频繁地登出关于国际友人称颂文化大革命,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报道。记得人民日报还出现过这样的标题:“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以我阅读的仔细,我未尝没有意识到报上所说的“世界人民”,大概只是“世界人民”的一个有限的部份。然而,看一看我们的全部生活在一年的时间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相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极其不平凡的伟大运动,这样一场运动发生在拥有七亿人口的辽阔土地上,那必然在人类历史上造成深远的影响。这样一想,我也感到很骄傲了。

然而,《五一六通知》的某些段落却引起我另外一种感受。《通知》指责那些“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放手让牛鬼蛇神大肆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通知》严厉批判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类主张,断然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只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使我回想起当初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时我心中的不满和疑惑。另外,我也没有忘记《出身论》受批判这件事。这些感受平时都潜伏在脑海深处,偶被触动,总要让我郁闷一阵。

285.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

报纸上又开始了连篇累牍的革命大批判。戚本禹的大块文章《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第一次不点名地点出刘少奇,文中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象这样,既要读者个个明白批的是谁,同时却又避免直接说出被批者的姓名,不仅繁琐,简直滑稽。据说这是体现政策,是表示不同的规格和不同的待遇。好比过去皇帝杀大臣,砍头,身首异处,这是一种规格;吊死,留个全尸,这又是另外一种。在不点名的点名和指名道姓的点名之间作出区分,实在比在砍头和吊死之间作出区分还更荒诞。不过在当时,我们只觉得有趣。至于在群众的大字报和传单上,在四处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上,对刘、邓早就直呼其名了。

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包括大字报)很多,列举出的罪状也很多。最让我们乐于批判的罪状有两条。一是刘少奇以党自居,“老子是党”,反我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其实我们也弄不清刘少奇何时何地公开讲过这种话,不过从他推行所谓反动路线这件事来看,给他安上这条罪名应该不算冤枉。另一条是刘少奇号召党员要作党的驯服工具。这在文革前是作为官方的口号写在报上文件上的。驯服工具的意思无非是要人对党绝对服从。可是,说成“工具”,还加上“驯服”,未免就有了贬辱的意味。然而,共产党语言的一大特点—而且也是它的一大力量—便是,它常常要有意地贬辱其追随者的个人尊严,以强化组织对个人、领袖对群众的绝对优势。在追随者方面,则造成彻底的依附和谦卑。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信者的谦卑是一种倒转过来的傲慢。”追随者的心理是:我作为个人是极其渺小的,但我属于伟大的党。我是党的驯服工具,你们还够不上呢。

文革前,驯服工具的口号颇为流行。文革一来,毛泽东支持造反,毛泽东号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边的人要大闹天宫。这就显得和驯服工具论格格不入。造反派批驯服工具论,许多当过保守派的人也批。那时,保守派认错的典型方式就是承认自己中了驯服工具论的毒,把某某党委当成了党的化身。

顺便一提,四人帮垮台后,当局为刘少奇恢复名誉,很多先前被批判的主张、观点又被重新肯定。意味深长的是,驯服工具一说却不见有人提起。

批判刘少奇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批判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按照报上的批判口径,《修养》一书只讲个人的修身养性,不讲阶级斗争。《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以前读过《修养》,还很受感动。现在读到对《修养》的批判,首先是下意识地想否认当初那份共鸣。这也许是一种很普遍的反应。当官方对那些我们曾经喜欢过的东西扣上骇人的罪名时,我们首先的反应常常不是抵触,不是质疑,而是力图掩盖或否认我们曾经有过的好感,并且力图主动地接受官方的说词。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接受了官方的观点,尽管在内心深处未必心悦诚服。

286.产业军的败亡

虽然报纸上接连登出批判党内最大走资派的文章,但一般群众似乎并不大关心。大部份人还是对群众组织彼此之间的争斗更有兴趣。这里出现了两块战场,一是造反派对保守派,一是八二六对红成。

中央十条下达后,产业军一派陷于困境。不过产业军仍很顽强。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观点,但不肯放弃自己的组织。在这时,保存组织的意义既然已经不是为了坚持原先特定的观点,因而主要就是为了坚持和对立派相抗衡。造反派一方能够感受到这层意义,所以他们执意要把保守派从组织上打垮。于是就又引起冲突。

我印象较深的一次冲突是五一九中和场事件。五月是麦收季节,学生造反派组织起来去近郊农村支援麦收。十九日这天,川大八二六出动大队人马来到近郊的中和场(头一天我们十九中八二六刚去过那里),突然聚集了许许多多的农民,将八二六团团围住。他们是贫下中农战斗军的成员,和产业军一派。农民们手拿锄头扁担就要开打,八二六的学生只好举手投降,然后被放走。事情总算没闹得太大。这事多少有些可笑,再有红成派大加讥讽,故而广为流传。

产业军派虽然顽强,但因为被定成保守组织,只能处于守势,兼以没有后台,架不住对手的不断攻击,到五月下旬就垮掉了。

十九中的学生保守组织是校红卫兵,去年十一月便瓦解。其成员一部份加入造反派,一部份当了逍遥派。在二月镇反中有个别原保守组织成员出来活动,但并没有所谓保守组织复活之事。倒是有一个名叫“红纵”的教师组织,由几个大学刚毕业的青年教师组成,先头派出去搞“四清”,去年年底才回校,不久就赶上镇反,自然站在了军区一边,到头来被视为保守派。一些同学刷出大标语“砸烂红纵”。我见了很不赞同。问题还不在于红纵是不是该算老保,我是反感“砸烂”这类语词—当然,我更反感把“砸烂”付诸行为。双方争论了一阵。对方说我“右倾”,“太书生气”。

文革中,各种充满暴力、仇恨和侮辱意味的语言泛滥成灾,还颇多创造。我讨厌这类语言。也有例外的时候。有的骂人的话编得极巧妙,在拉开距离的前提下忍不住会欣赏的。不过我自己从不使用这类语言。□

(未完待续)

——《北京之春》97年2月号(总第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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