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今天的共产中国,有一个在中共控制之外的数千万人的庞大地下基督教社会。由流亡异议人士而皈依基督教的远志明牧师首次在银幕上揭开了这个另类中国的神秘面纱。

上个月开放杂志介绍了远志明呕心沥血拍摄的《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纪录片,杂志做完后,我在香港的基督教短期宣教训练中心买了一套回家看,四张VCD共四小时,原想先只看一套,结果欲罢不能,一口气看到凌晨四点钟,内心的震撼难以言喻。

一九九四年开放杂志做过一个基督教在中国复兴的专题,对文革结束后基督教新教及旧教(天主教)在中国惊人的发展有一些大略粗浅的认识。当时我在报导中引述海外教会一些数字说,耶和华的信徒在中国可能已超过一亿人。说实话当时我对此数字相当怀疑,因为不论身在大陆或身在海外,一般人实际上很难感觉到中国有一个庞大的基督教社会存在。所谓一亿基督徒从何而来?

全国基督教徒已达七千余万人

远志明的这套纪录片称,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后全中国约有七十多万基督教徒,但经过毛泽东时代对基督教的赶尽杀绝到文革后开始后复苏迄今,中国基督教徒人数已增加一百倍,达七千多万人,这个数字尚不包括作为基督旧教的天主教。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九九二年六月完成的一项未公布的全国宗教人口统计,显示中国实有天主教徒一千二百万人,十年后的今天此数字应有大幅提升。日前新闻报导说,梵谛冈称中国现有两千万天主教徒。按此计算在中国信奉新旧两派基督教的教徒人数确实可能已在一亿左右,中国无疑已成为世界基督教大国之一。

对此,很多人是很难想像的,因为这相当庞大的基督教社群大多数在中共的残酷宗教迫害下呈地下隐密状态。这些地下教会拒绝与官方合作,不向官方的三自会登记(地下天主教会则坚持忠于罗马教廷受到迫害),无视官方的不准传教的规定。但是除了不断传出的地下家庭教会和地下天主教会被中共捣毁、福音传道人和神职人员被毒打拘禁的简讯消息外,我们对这个在中共控制之外的另类中国很难一窥其庐山真面目。远志明的《十字架──耶稣在中国》可以说是第一次在银幕上揭开了中国地下家庭教会的神秘面纱,揭示了基督教在中国大复兴的真相,特别是中国农村地下家庭教会在文革后自发性再生(未借助外力)如野火燎原般壮观的福音运动的真相。

我想这套纪录片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的基督教现状,也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中国农民的现状。

纪录片摄制队用了一年多时间走遍全中国,拍摄了几百个家庭聚会点和圣经培训班,采访了几十位教会领袖和几百个传道人。

被访者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已秘密传教的河南家庭教会领袖徐永泽是位传奇人物,我已早闻其名。据报经他传教发展的家庭教会达数千个,教徒遍布全国。他多次被中共逮捕。一九八八年美国著名福音传道人葛培理访华,徐永泽从河南赶到北京欲与葛培理会晤时被捕,在当年这是一则国际新闻。

上万农村传道人满怀热情遍全国

摄制队采访的传道人大多数是□手胝脚、土生土长的农民,中年以上的是因为早在文革前家族信教而成为基督徒,中年以下则是在基督教热兴起后皈依上帝。其中有许多农村女青年,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其中一个中年传道人,是个孤儿,十四岁被家庭教会收容后信教,公安闻讯去逮捕他,他在地窖躲了七天七夜。十九岁时开始传道生涯,游走四乡,传播福音。

这些四处流浪的传道人因为躲避公安追捕而远走他乡过著艰苦而危险的生活,他们都有被中共公安抓捕关押遭毒打的经历,有的甚至被抓过十多次,被捕坐牢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有一个少女传道人被公安追捕时推落屋顶而摔成残废。一位坐牢八次的河南传道人,被中共公安将他和一位女教徒铐在一起然后挂在一个柱子的铁橛子上,两人脚尖只能一人挨地,吊了四个小时后,两人的手全变成黑色。

但无论怎样的磨难和迫害都不能浇熄他们的传教热情。一个河南传道人说:我的心里很喜乐,我知道我做的工作很有价值。面临著什么羞辱啊,逼迫啊,家里贫穷啊,坐监呐,我从没有放在心中。

但就是这些平凡的农民凭者坚韧的信仰热情,走村串巷,秘密传教,走过一个地方就建立一个教会点,然后教会点一分二,二分四,不断滚雪球,很快就将福音传遍一大片地区。如一个山东传道人大字不识一个,竟在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样板大庆油田内外围用了十年时间各建立起二十多个片区,一个片区一百五十个聚会点,一共十多万信徒的家庭教会。

解说词说:一个个如此平凡的农民,背后竟然有数以万计的家庭教会,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实际上还有更多数不清的家庭教会分散隐密在中国农村。究竟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独立传道人,纪录片未提到。据中共一九九一年一份内部文件称,浙江、安徽等十三个省自治区统计有“自封传道人七千七百个”,此数未计其他省份,迄今已十余年,估计家庭教会传道人可能已是一支数万人的大军。而且他们还有一支庞大的后备军。纪录片称家庭教会已办起数百所民间神学院,培训青少年传道。那些面向镜头一脸稚气的神学院学生说,他们受到神的感召,决定用自己的生命去服伺神。

质朴的悲情祈祷聚会令人震撼

《十字架││耶稣在中国》拍摄的大量农村家庭教会聚会的激情场面特别令人震撼。聚会地点有山洞、旷野、简陋茅舍、海滨河畔等,信徒都是质朴的农民,以青年男女最多。他们或激动忘情地打著拍子纵声高唱赞美诗“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或高举双手泪流满面地向主祈祷“主啊,你怜悯我们,把我们从茫茫的人海中分别出来……”

这种大喜大悲罕见的信仰表达形式,让人动容催人泪下但也让人困惑。据说哭泣祈祷是中国农村家庭教会的普遍现象,有些海外华人教徒甚至视此为异端。

我想这种悲情的表达与中国农村基督教徒本身的处境有很大关系。在纪录片中城市的家庭教会及官方三自会的活动就没有如此强烈的悲情表达。

中国的农村可以说是一片苦难的土地:贫穷、饥荒、官府迫害、苛捐杂税、城市对乡下人的歧视和隔离、整个社会对农民状况的冷漠等等,使得生活在这片苦难土地上的农民成为中国当代最受压迫的最低层阶级。如果说中国人都在受苦,则以农民承受的苦难最深最重。中国的汉族民族是一个精神饱受压抑的民族,农民没有话语权所受压抑更深,受冤受苦无处倾诉。但痛苦只有宣泄才能得到解脱,基督教徒的聚会祈祷与神对话,向这些苦难深重的被压迫者提供了尽情释放心中痛苦的渠道,因而使得他们的祈祷特别悲情。

对于中国农民,中国菁英常有一种阶级偏见,认为这些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大地之子大多数精神麻木,欲望很低,最大人生目的无非是“老婆儿子热炕头”、“安居乐业”,即仅止于温饱的低层次生存权,至于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人生意义,农民是不懂的,木纳寡言迟钝朴拙是是中国文学艺术家为农民描绘的集体面谱。

看远志明这套纪录片,我感受最深的是,中国大地上的农民其实也一样有他们的精神追求和终极关怀。而且由于他们现实人生特别黯淡无望,他们对人生意义的追寻和渴求甚至更加强烈,只是苦无资源,所以当接触到西方的基督教福音这个所谓舶来品时,他们不会有中国上层社会的文化传统包袱将基督教拒之于门外或被动地接受,而是狂热地拥抱。因为在基督教福音中他们得到中国冷酷的社会拒绝给予他们的温暖、爱、尊严和人生意义,就像纪录片中的颂歌,是神把这些卑微的人“从尘土中高举”起来。

中国家庭教会在农村的现状很像世纪初原始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情况,都是社会底层民众秘密聚会,都受到当权者的残酷迫害,但都是禁而不止,越禁越壮大。对于这隔著两千年时空的两个基督教群体来说,基督的福音就是被压迫者的福音,而这也表明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壮大是势所必然。

农村女孩创作千余首圣诗圣歌

纪录片对平凡的农村传道人能掀起基督教复兴有如此巨大能量感到不解。其实解答也可以从上述思路获得。

很多研究指出,人的潜能远比一般人所表现出来的大得多。当然中国农民也不例外。这些所谓“平凡”的传道人原本其实很有才华,但被现实压抑无从发挥,是信仰的热情开发了他们的潜能,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他们在聚会时控制群众场面很有大将之风;传教能言善道,能歌善舞,发展教会也有组织才能,把基督教社群,民间神学院办得井然有序。不由令人猜想,或许当年耶稣来自社会底层的使徒们也可能是如此传教吧!

片中最令人称奇的例子是创作了一千多首圣诗圣歌的河南农家女小敏。小敏初中未毕业,不懂乐理,甚至不识简谱。她随口吟唱的圣歌竟传遍全国家庭教会及官方三自教会,《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这套纪录片的所有圣歌全由小敏作词作曲(著名音乐家黄安伦配乐)。中国芭蕾舞交响乐团与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为纪录片歌曲录音,歌声一停乐手全部鼓掌,都以为这些歌曲出自某个音乐大师之手,当指挥苏文星告诉他们,这是初中未毕业的农家女的作品时,都觉得不可思议。

纪录片中出镜的小敏一看即知是冰雪聪明的女子,她应该是个对音乐的感悟力很强的天才儿童,如果从幼年即时得到良好教育和栽培,焉知不会是另一个李云迪。可惜生于农村被埋没了,成年后信仰的热情给了她灵感和启迪,音乐创意遂源源生出,从而创造了奇迹。

中国八亿农民的生存状况已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远志明这套纪录片让我们首次看到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农民主流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这对于我们思考中国农村和中国的未来,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转自《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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