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的经济腐败与民主改革
史无前例的中国腐败
中国官场之贪污腐败，早已举世皆知。但是一般人还是严重地低估了它的恶劣程度与恶劣性质。许多人，甚至包括许多揭露批判腐败现象的学者，总是习惯于把今天中国的腐败现象和历史上的或其他社会的腐败等量齐观，做不恰当的类比，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原则区别，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掩盖了或淡化了现今中国腐败的极端恶劣性质。譬如，常有人把现今中国比作“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把特权者化公为私的行为比作“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把特权者瓜分国有土地比作当年英国的“圈地运动”；或者是把今日的中国和拉美相提并论，如此等等。必须看到，今日中国的腐败有它的独一无二的特点。首先，它是发生在从共产向私产的转型过程之中，这就和其他时代、其他国家发生的情况根本不同。
我们知道，官员贪污，主要是利用职权之便侵占那些挂在国家名下的资产以及从那些政府直接干预的经济活动中搾取利益，因此，国有资产越多，政府直接干预的经济活动越广泛，官员贪污的机会也就越多。中共搞了三十年的共产，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积累了空前庞大的国有资产，这是那些没有搞过共产的国家望尘莫及的，所以中共一旦贪污腐败起来，势必也是前无古人。其他社会（包括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拉美，或菲律宾、印尼等）基本上是私有制，在传统社会，即便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实际上政府直接控制的资产和直接干预的经济活动都还是有限的，就算官员们拚命贪污，也只能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其所得仍属有限。共产党却不同，共产党一度把全国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把几乎一切资产都集中到了政府手中，把几乎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权力之下，这要贪污起来那还得了！
其次，在中国，没有民主，没有法治，权力没有制衡。有人说，有民主有制衡未必就没有腐败，如菲律宾；没有民主没有制衡未必就一定腐败，如五十年代的中共，起码在经济上还称不上腐败。这话不是毫无道理，因为产生腐败的直接因素和民主与否无关，而在于其他的社会条件。但问题是，当社会提供了产生腐败的若干条件而又缺少民主缺少制衡，其腐败势必更加恶劣。
再有，如今的共产党，不但缺少民主与法治的硬约束，而且也缺少意识形态的软约束。早先的共产党多少还有些理想主义，故而其成员多少还有几分道德自律，相互之间也多少还有些监督。如今的共产党早已蜕变成一个赤裸裸的利益集团，十官九贪，无官不贪，上下串通，官官相护。太石村事件说明，连查一个小小的村官的帐目都如此艰难，可见腐败之癌已经扩散到何种地步。
在这里，六四又是一个关节点。六四之前，民意高涨，政府官员的腐败尚在初期且多有忌惮；六四之后，民意受到严厉打压，官员腐败遂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一发而不可收拾。再加上苏东剧变的警示，权势者对未来没有信心，于是更加紧眼下化公为私的步伐，这就促成了腐败的恶性发展。
还须一提的是，中共的某些措施，本来是有积极意义的，殊不料却对腐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废除终身制，于是产生了所谓59 岁现象，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饱官方去，饿官又来，临退休前狠狠捞一把。过去，贪污腐败的官员还发愁有钱没处花，钱多没处藏。如今中共实行对外开放，这就为资金外流，携款外逃大开方便之门。
如前所说，今日中共之腐败之所以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是因为它发生在化公产为私产的改革背景之下。那么，原先的这个“公产”又是谁搞起来的呢？不是别人，恰恰就是中共自己，是共产党打着共产革命的旗号，用血腥的暴力消灭有产者的私产造成的。倘若要回到私产制，就该物归原主才是。或者，掌权者鞠躬请罪，在民主机制的监督下对公产公平分配。正像我多次指出的那样，中共先是用专制的手段灭私充公，然后又靠专制的庇护化公为私，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全做了。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的五十年间。用秦晖的话就是：“同样依托专制强权，先以‘左’的名义抢劫，再以‘右’的名义分赃。以‘社会主义’为名化平民之私为‘公’，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权贵之私。‘国有部门’在‘左右循环’中成为‘原始积累之泵’：以不受制约的权力为强大的马达，一头把老百姓的私产泵进国库，一头又把国库的东西泵进权贵的私囊。……横竖都是他占便宜而别人付‘代价’。”这种性质的腐败，在古今中外都是没有先例的，是极其恶劣的。
“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
在历史上，确实有过不少专制国家自上而下进行改革获得成功，但是从未有过一个高度腐败的政权自动改革，还政于民的先例。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仅仅是专制的、独裁的，那么其中的大部分官员都是在依照这个政权所颁布的法律和政策进行工作并得到相应的待遇。一旦最高统治者要进行改革，改变原来的法律和政策，一般官员用不着担心自己会受到处罚，他们只要照新法律新政策办事就行了。他们可以把过去做的错事坏事推给先前的最高领导者，推给原来的法律和政策，推给旧体制，他们自己则可以免予被追究。因此他们不必担心改革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灾难，顶多是使自己的利益受一些损失罢了，所以他们也不会拚命反对改革，不会拚命维护旧体制。毕竟，他们与旧制度还没有到生死与共的程度；与新制度也没有到你死我活的程度。
但是一个彻底腐败的政权就不是这样了。因为腐败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法律被贪官的意志所架空。彻底腐败，意味着大部分官员都处在所谓无法无天的非法状态违法状态。即便按照现行的法律和政策，他们也是罪犯。虽然说现行体制为官员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但毕竟，腐败不腐败是个人的选择。你不能，起码是很难把自己的腐败罪过全都推给上级领导者，推给原来的法律和政策，推给旧体制。你终究无法免于罪责。可以想像，一旦实行民主改革，还政于民，不要说再有什么新的，更公正廉明的法律，即便按过去的法律，大部分中共官员也很难避免因腐败问题而被清算。因此，他们就会对民主改革充满恐惧，充满敌意。他们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抱成一团，共同抵制民主改革。早在那本影射陈希同案件的小说《天怒》里，作者就通过书中一位贪官之口指明，中共现政权正是让大小官员们享有贪污腐败的大好机会，从而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维护，这就叫“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在六四之后十几年的今天，经济改革非但不再是促进政治改革的动力，而且还变成政治改革的阻力。
温铁军道破天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去年在福建宁德有一次讲话，对腐败与民主改革之间的关系作了相当坦率的表达。
我必须说，温铁军这篇讲话很精彩，好就好在坦率。毕竟，温铁军是学者，学者就要讲道理，以理服人。哪怕他是在为不讲道理的专制政权辩护，他也必须讲出为什么要为不讲道理的专制政权辩护的一番道理。换言之，他必须讲出不讲道理的道理。
温铁军说：
“我们去年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 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这里，温铁军明白地告诉大家，中国之所以不能推进民主化改革，就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已经大面积的深度腐败。推行民主改革，等于是要把他们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所以他们当然不愿意。
温铁军这段话实际上也是告诉大家，所谓加强执政党一元化领导，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腐败，维护腐败分子的非法既得利益。
注意，当温铁军说中国缺乏健康力量，无法搞出良性政治，这实际上已经承认腐败的精英集团不是健康力量而是不健康力量，眼下的政治不是良性政治而是不良政治。温铁军如此坦率，这无疑是值得称许的。
但我们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腐败的精英集团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吗？不是，都不是。他们恰恰是这十几二十年来改革的产物。在改革之初是没有如此大面积的深度腐败的（这里主要是指经济腐败）。这就是说，如果在改革之初，或者在六四之前就推进民主化改革，由于那时还没有强大的不健康力量，中国会比较容易地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如果在改革之初，大家就共同向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当局实行分权制衡，保障基本人权，那还不过是要求当权者放弃他们不应有的政治特权，大不了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当权者们接受我们的自由民主要求还并不特别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氾滥成灾积重难返，再要他们实行自由民主，那就不仅仅是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上的特权，而且还是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那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经济犯罪的法庭，这当然就更困难得多了。温铁军不是所谓异议人士或民运人士，但是他对当今中国现实的认识和我们却相当一致。这真叫英雄所见略同。
拖延民主改革就是犯罪
然而温铁军和我们的一致也仅此而已。他的结论和我们正好相反。温铁军最后的结论是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这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先前共产党就是因为拒绝自由民主，坚持在所谓一元化领导即一党专政之下进行经济改革，这才导致了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就产生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面积深度腐败的精英集团，使得今日中国缺乏健康力量而很难走上良性政治，那么，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岂不是火上加油，变本加厉，将错就错，错上加错，一错到底，一条道走到黑，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
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一条邪路，要把它拉回正道已经是越来越艰难。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努力把它拉回正道。这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以后我们势必要付出的努力和代价只会更大更大。更何况，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不付出代价。事实上，代价天天都在付。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靠喝人血吃人肉才能维持生存，它必须靠全民族的道德沉沦才能维持生存。因此，任何对民主改革的拖延都是犯罪。不错，权贵者们恐惧清算，因此千方百计地抗拒民主。但正如刘晓波指出的那样，权贵者们的恐惧，其效果也有两面性，它既可能使权贵者顽抗到底，也可能使权贵者顺从民意——“只要民间要求社会公正的道义压力足够强大，设计出的清算策略以法治秩序为底线”。这无疑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问题。◆
2006年3月
《数人头胜过砍人头》第四辑 民主转型
（晨钟书局 二零零六年十月。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