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月刊一月号发表西门丁文章《电影“五月”工作杂感》,记述他为拍摄电影《五月》做资料搜集工作的感想。这部电影是由石中英成立的三侠影业公司筹拍,以“六七暴动”为背景的爱情故事。

文章中,西门丁提出许多似是而非,没有答案的问题:“事后中国政府不提,英国政府不提,导致新一代完全不知道香港曾经发生过此一社会运动”;“五月风暴到底是反英抗暴,还是左派暴动”;“五月风暴到底是香港土共擅自发动的或是有中央领导另怀目的而私下指使北京派驻香港的干部掀起的”;“真相到底如何目前难以查清楚”等等。本人认为,谁是“六七暴动”的领导者,组织者才是问题的关键。笔者愿以亲身经历,证明“六七暴动”确是中共在香港的地下港澳工委所领导和组织的,为西门丁找出答案。

有评论说,“六七暴动”实在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境外延伸,是非常正确的。所谓伸延即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指令一脉相承直达香港,让香港与文革联系起来。

早于1962年,毛泽东主持党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的报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一股战斗的阴风,一阵紧似一阵,吹遍神洲大地,毛泽东己经奏起那文革的前奏曲。一跃而为中国第二号人物的林彪为了攀登权力高峰,找出一条利用鼓吹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捷径,有步骤地推崇毛泽东思想,宣扬它是站在现时代的顶峰,一句顶一万句,是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1964年,林彪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毛主席语录》(即红宝书),在全国掀起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高潮,把人们由对毛主席的崇拜衍变成迷信,使他们相信毛思这精神力量可以化为物质。港澳工委要革命,要斗争,要紧跟,不落后,也在地下党内开展毛着学习,一时间党员之间,亲共机构职员和老师学生之间背诵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毛语录》成为时尚。而这就是罢工工人站在厂房前诵读《毛语录》,学生戴毛章,举语录冲击港督府的由来。因为他们相信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只要读毛着,斗争便可得胜。西门丁所说:“被访者在狱中才认识中国”,只是个别例子,并非普遍现象。

1965年上海《文汇报》抛出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作者吴唅,1966年再刊出《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扎记的反动本质》两篇文章,批判吴唅,邓拓及廖沬沙,正式吹响文革的号角。至5 月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516 通知》),指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同时撤销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副,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革自此疯狂地展开。“六七暴动”的前一年,文革己经展开,在中共的权力斗争己达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状况下,港澳工委为了紧跟中央,坚定立场,不犯错,遂以港英为对象,发动一场破釡沉舟、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干到底,用以证明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力量之伟大的反英斗争,是必然的结果。西门丁所说:“社会矛盾是事件产生的内因”,不过是次要的因素。港澳工委利用阶级矛盾,煽动和激化阶级矛盾,甚至寻找阶级矛盾,引导群众走上暴力之路才是暴动的主要因素。

1967那年,笔者二十八岁,是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共产党十二年的地下工作者,曾全程参与“六七暴动”,是事件的见证人。我的公开职位是“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即学友社)的主席,主要任务是通过该社团各项文化艺术活动,发展学生党员,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务。我所在的地下党组织直属由中共中央领导的地下“港澳工作委员会”(即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副社长祁烽)的教育战线中的灰线(红线指全部亲共学校,灰线则是官津补私学校的统称),直接领导人是梁焕然和欧阳成潮。有关“六七暴动”中我执行过的指示和命令,全都由他们在中央支持下传达。所以什么“土共擅自发动或领导私下指使”的说法均不能成立。

我在党组织会议中曾经多次学习毛泽东思想,包括《矛盾论》、《实践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一次,大家正在热烈讨论之际,领导人梁焕然激情地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你不杀他,他要杀你,我们脑子里一定要有阶级斗争这根弦”。讲到紧张时突然咬牙切齿,杀气腾腾地拍着枱大喝一声:“阶级斗争系边度?”(在哪里?)把我的脑袋震荡得快要晕眩。她这一声“系边度”突然把书生讨论的阶级斗争拉到我们的面前,要动真格了,那根被她拉紧了的弦把我吓得目瞪口呆。毛泽东吹响了的阶级斗争像追魂的鬼魅,我们无能力抵抗,也没法逃避。以后,窥探阶级动向,搜捕阶级敌人的工作密锣紧鼓地进行。学友社出现了“谭富强事件”,“黄玉山事件”和“三家村小集团事件”。

新蒲岗香港人造花厰工潮发生之初,领导人便通知我要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传达地下党将要发动一场严峻而漫长的斗争。至“香港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之时,领导人亦指示要组织学友社内的同校学生成立学生斗委会,动员学生在校内撒传单,挂布条,团结同学发展壮大斗委会。我接受命令在属下的中乐组中成立了彩虹邨中学、培道女子中学、基协实用中学等多个斗委会。与此同时,又以学友社系统的学生为基础组成文艺战斗队,为方便各个单位安排演出,这支队伍由各界斗委会统一领导。文战队曾多次在北角春秧街进行公开快闪演出,均在防暴队出现之前逃脱,非常危险。学界斗委又曾三次组织专由官津补私学生参与的飞行集会式示威游行,我负责通知属下学生斗委会成员集合地点时间和讯号,动员他们参加。学友社社址也经历港英三次搜查,第二次有学生受伤,部份送去设在广卅的“广东省人民支持港九爱国同胞反英抗暴斗争委员会”(简称支港)检查医治。以上的一切证明“六七暴动”确是中央支持,港澳工委领导、计划、组织、预谋的暴动。

至于“六七暴动”是抗暴还是暴动一问,本人在一篇文章《六七暴动恶花今结果》(刊于拙着《我与香港地下党》页36)中认为这是一场由“反英抗暴”转化为“六七暴动”的骗局,转变的分界线始于遍地真假炸弹和林杉堂兄弟之死。开初的反英实为号召群众的幌子,其后的暴动是犠牲群众的恶行。就我所知,中共从来没有反殖解放香港之意,而是要利用斗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使香港同胞变得更加爱国。

对当年的少年犯,我只有一句话,中共欠你们一笔债,不能偿还事后当然无话可说。你们是被煽动出来上当受骗的一群,我这个前党员,只能代表我自己向你们致歉。

2017年4月16日

(本文刊于明报月刊六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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