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涛:爱情故事:老于坚究竟在和谁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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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三呢。老于坚这篇文章状似指出“民间”与“诗歌堡垒”的对立与区别,那么,一切有别于“诗歌堡垒”、有别于“老诗人”的诗歌写作,理所当然地就划归到“民间”这个大阵营中去。这是一条最基本的“统一战线”。但是,“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尤其一些“不善之鸟”还有可能飞落到重新回归后的中国新文学之诗坛的“坛主”位置上。这令老于坚十分不爽。众所周知,人们在介绍诗坛诗人时,往往习惯性地将于坚排名在第二位或更后面的位置上,仅管也是“在前排就坐”,但毕竟离“一导蹲位”尚有些距离。

怎么办呢?

这点小问题还用动脑筋吗?想想“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发生的?主席为搞掉少奇又是如何“炮打司令部”的?中国有几千年封建传统,这点小权谋还用得着手把手教会吗?也许有人会说这二者的联系未免太荒唐,未免太夸大其辞,未免太牵强附会。但仔细想想那个“盘峰大会”,它的内部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民间派”的“宣传部长”伊沙、“宣传干事”谢有顺、“皇帝之下半身新装”设计者朵渔、“小乳牙”沈浩波等人在他们的“诗歌理论”里已经阐释得明明白白,“地球人都知道”,于是,老于坚在这篇《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文章中,就只高屋建瓴性地简单提说“知识其实乃是一种权力话语。尤其当知识份子有意识地意识到这一点”:“知识份子从50年代以来,背叛的就是常识,这种背叛是以投奔真理的名义进行的”。

我本人并不反对诗歌作品的多样性,并不反对诗歌多种流派的并存,并不十分反对诗人们之间打情骂俏般的肉麻吹捧或拉帮结派、自动站队式地恶骂。但我坚决反对拿“知识”或“知识份子”当尿盆子,想扣在谁的头上就扣,想怎么扣就怎么扣。想想于坚、伊沙、朵渔、沈浩波,哪个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份子?仅看他们收在《2000中国新诗年鉴》里的文章,不也是张口闭口左拉、马奈、弗洛斯特、荷尔德林?更有甚者,那个编委谢有顺竟然说过“诗歌是守护自尊的生活,还是守护知识和技术;汉语诗歌是为了重获汉语的尊严,还是为了与西方接轨,我相信,每一个敏感的人都会在他的内心迅速地做出决定”(《诗歌内部的真相》,见《九十年代文存(上卷)》),我说他是“剥皮大师”一点都不为过呢。

出版家贺雄飞先生认为,所谓的知识份子,“乃社会的良知、真理和神圣的褒读者、专制体制的叛逆者,天生的职责就是批判和自我批判”。知识份子并不是不能批评,但是贺雄飞说,“即使他们中某些人的人品有问题,我也永远不会因此而失去对知识的敬重”。

老于坚之流知识份子以褒读、践踏“知识”和“知识份子”名义来搞诗坛“争霸”。这与“文革”中打着红旗反红旗“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何其相似。

沈浩波不是说了,“看看吧,叶芝、艾略特、瓦雷里、帕斯捷尔纳克、里尔克……这些名字都已经腐烂成什么样子了”,因此,前文说过老于坚“四两拨千斤”攻破“诗歌堡垒”自不成问题,就是对付统一战线里的“知识份子”,也是份而化之,唾而弃之,在我腐烂之前,也得先把你们统统剁碎、搞臭、呕烂。似乎只有这样,中国的新文学才能更快地“重新回归”“民间”。老于坚不是说了,“帝国几度兴亡,民间没有兴亡”,似乎只有后死者,方才称得上“先锋”也。

余杰说于坚之流“认知能力低下”。我基本没意见。但用老于坚这一套来解释那个“盘峰大会”,解释“民间”与“知识份子”对立,解释诗坛“争霸”或“争雄”,说他“逻辑思维混乱”,却不免过于武断。我说过,老于坚“鬼着呢,主意大着呢”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说的“其三”。

收在《2000中国新诗年鉴》里的民间诗派“下半身”女诗人尹丽川一首诗《爱情故事》中写道:

“我整夜失眠
它在我体内
它不是我的。
我多了个东西
……
我在清晨
吸了口气。
你抽出你的东西
你拿走我多余的东西
……”

我想,对于诗坛来说,老于坚们之所以不敢点名批评“诗歌堡垒”那些老诗人的名字,采取“阳奉阴违”的所谓不反抗姿态,却要旗帜鲜明地贯彻“盘峰大会”会议精神,紧密团结在以于坚等诗人为核心的“民间”周围,深入揭批“知识份子”的反动腐朽本质,沿着“诗歌无愧于先锋”这样一条正确道路,大踏步地从文学史“退出”,以迎接中国新文学的“重新回归”,其行动的唯一障碍恐怕就是那个叫作“知识份子”的“多余的东西”吧。

《师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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