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人类自身的成就有理由使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五千年来人类各民族创造的种种奇迹，使得宇宙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光辉。在众多光辉灿烂的源流中，有一道我们炎黄子孙时时引以为荣的并时时从中吸取营养的文化长流，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从孔夫子活着的时候起，到九十年代的今天，全世界的思想界，一直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大量的有益的深刻反思，其中还有无情的解剖，中国历史上几乎是每声剧烈的社会变动，往往都伴随着一场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探讨。尤其是鸦片战争开始后的百余年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评价，则更为积极猛烈。结论是多种多样。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至今天，人们心目中的普遍观念是－儒家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儒家文化。这是一种很不全面的看法，这种见解的缺陷妨碍着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获得正确的知识。其实儒家文化只是汉武帝以来的中国官方的文化。而这种文化由于阳儒阴法等等导致的只具表面性，更决定了不能将儒家文化绝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全部。
二、表层与深层
我们要在传统中坚定地汲取优质的部分，无情地抛弃劣质部分，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的构成有个全面的正确的认知。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承优弃劣的硕果。
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如何？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不光有表层的，更有深层的。仅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是失之偏狭的。仔细地纵观数千年中国人的个人、群体、集团、帮派、组织的精神与行为，可以看到儒家文化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层，而其深层则是法家、兵家、纵横家为主，变了形的佛教与道教为辅助成份的混合体。支配人们思想意识与行为活动的正是这些思想流派，至于儒家的学说，不过是官方统治者以及文人口头禅而已。
儒家提倡仁政，实践中有几个专制政权奉行的不是法家的滥刑重敛的暴政主义呢？专制统治阶层的各级首领表面唱孔孟仁义道德的论调，实际政治行为中，对部下对百姓，使用的多是法家拼命提倡的权术、诡诈之伎俩。这一套就是人们常说的阳儒阴法。
每至经济崩溃、社会失控、天下大乱时，每个稍有点文化的军阀、专制君主都怀抱一部孙子兵法一类的兵书，直打得混天地晴，民不聊生。另外许多人抱着一种顶礼膜拜的虔诚，对各类兵书加上注解、感悟、颂词，把多少美好的智慧与精力浪费在研究并实施如何杀人、如何攻战的方面；那些善于作战的帝王将相，总是受到许多国民发自内心的钦佩，象诸葛亮那样的好战分子，却被推崇为智慧的化身，而儒家反战的和平主义思想却常遭普遍的忽视。凡此种种，表明兵家的影响早已深入到中国古代人群的思想意识的深处。兵家受到人们思想与行为两方面的极度推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构成部份。
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实质上奉行的是市侩投机主义。他们摇唇鼓舌，唯利是视，东挑西唆，在人际社会与国际间激化矛盾，投机取巧，以谋取个人利益。这样的人与主义，不但没有受到普遍的严历的批评，相反受到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的钦佩与羡慕。大多数生活在中国人群中的中国人，只要具备基本的认知能力，都必然能发现我们的同胞中有许多人深受纵横家的这种市侩投机主义的支配。
原旨佛教是伟大的，但在东传中国以后，很少人将讲经与行经结合起来。讲经成了历史过程中一部教霸的谋求富足安逸与声誉的途径，而多数百姓则是愚昧地麻木地将幻想寄托于信佛之上，甚至不少仕大夫也到佛学王国寻找精神解脱。但不管怎么说，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不可忽视的部份。至于道家文化（请注意道家与道教的区别），则是少数有文化的极端虚无主义者的寄托。另外术数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生活、行为影响深刻。
由此可见，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是统治者阳儒阴法，多数人兵家崇拜，大众效仿纵横家的投机主义为主体的，佛道及术数文化为次体的综合体。对于这个综合体我们必须分清其表层与深层的差异。表层上人们口头上、书面上、交往中唱着儒家仁义学说，深层上人们的灵魂内部装的却是对法家、兵家、投机家等无限拜服的大杂烩。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很久以前就在世界相对孤立中，造就了许多惊人的成就。我们的许多先民们在思想、学术及社会实践等领域中进行了冷静的认真的务实的思考与行动，千百年来，追求真理与正义的人们都从这些思考与行动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来没有一个欲为民服务，造益社会的精英，背离传统文化中的优质部份——它的主要构成是混合型经济制度，自由经济思想、仁政的思路、社会保障制度。
井田制就是古代的较为完美的混合经济制度。周文王曾一度实施过它。此种大约是“方一里为井，其田九百亩，中画井字，界为九区。一区之中，为四百亩，中百亩为公田，外八百亩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亩，而同养公田，是九分而税其一也。”（见《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朱熹注解）古代的一些记录表明井田制是以私有产权为主体，以公有产权为次体的混合经济制度。这是一种对公私两种产权制度都具有节制功能的制度。孟子曾极力提倡恢复这种公私兼顾的经济制度（见《滕文公章句上》）。西晋的占田制，北魏与唐代实行的均田制，都不过是对井田制的一种变相的继承。其主导精神仍然是确保耕者有其田并另给一块生产税赋的土地。这种伟大的平均地权、公私兼顾的做法在二十世纪的孙中山主义的学说与撤离大陆的中华民国的政治实践中获得了发扬与光大。汉朝时，中国思想界与行政过程中，复兴了节制私人资本、禁止私人垄断的理论与实践，王莽的“五均六管”做法是由政府经营主要经济事业并调节经济的运行，尽管由于体制不配套的失败，从思路上看还是值得肯定的。盐铁论的争战中，主张官营盐铁的人，实质上是主张国家要直接地参预经济事业。由此看来，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理论及民国此方面的实践与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王莽的五均六管的制度有一点关系。
按现代西方人的观点，现代社会保障学说及体系的建立更多地得益于英国人S.贝弗里奇在1942年发表的两篇报告——《关于失业问题的报告》和《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在这二篇于社会保障领域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中，贝氏极力主张削减贫困、疾病、不清洁、愚昧和懒惰为社会改革的初始的首要的基本的重要的目标。
中华民族很早以前就开始实行社会保障制度。首先本着耕有其田的精神的井田制度中，其重大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人人有地种，有饭吃，就是要消灭失业。周文王施仁政的基本出发点，便是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孟子曾予以热烈的赞扬。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的满足并在此基础上得以发展，是孔子大同学说的主体内容。孔夫子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使国民“少有所养，壮有所用，老有所终，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里面包含着完整的社会保障理论，孟子则更为务实，他呼吁统治者应“制民恒产”、“不违农时”、“不乱捕乱伐”，给国民适量的田宅，扶助国民种树与养家禽家畜，以确保国民的基本的生活——饱暖。中国封建社会，尽管二千年黑暗一片，但多数时期都实行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尽管由于极权制度的摧残此制度的实际效果很差。
人们总以为自由经济思想是近代西方思想界的产物，其实，中国自由经济思想的历史非常悠久，只是许多人还不很了解。周文王便有“关讥而不征”，即实行不征商税的自由贸易的制度，同时“泽梁无禁”，即允许国民自由开发山林川泽的资源，做到了让利于民。这种自由经济思想受到了孟子高度的热忱的赞扬、肯定与提倡。孟子将“关讥而不征”与“泽梁无禁”看作是仁政的必要条件。到司马迁那里自由经济受到他的肯定，他说：“第一流的经济管理是实施遵循人性的经济制度，让人民自由经营经济事业，而与民争利是最差的经济制度。”（“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自由经济到了孙中山那里，蔚然成章，大放异彩。孙中山合东西两种文化中的自由经济思想与实践的精华，创造了中国自由经济思想的新结晶——民生主义，它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制度框架，接受通行的世界自由贸易制度的规划，鼓励国民发展自由经济事业，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起了非常重要的不可偏离的指导性作用。
说到仁政精神，离不开对仁政历史的简单回顾。孔孟、墨子是先秦诸子提倡仁政的中流砥柱。而他们往往又认为周文王是实施仁政的历史代表。因为周文王实行了公私混合的井田制度，九分之一与十分之一的轻税制度，自由的经贸制度，“罪人不孥”的反株连主义，以及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得到政府救济的社会保障制度。孔子的大同学说与孟子的王道主义，不过是对舜尧时代的原始民权主义，古老的井田制度与文王的仁政精神所作的总结、继承与提倡。可以说平均地权、省刑薄敛、自由贸易、让利于民、选贤举能、勤政爱民、救济没有劳动能力的国民等等，是仁政精神的主要体现。其中选贤举能发展到后来演生出了完整的科举制，而更加古老的“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则表明很古老时，中国人就实施了政绩定期考核的制度。
中国古代历史的最大缺陷是缺少相应的制度保障。遂使仁政的精神多数时期总是停留在社会精英的思想追求而非整个社会的体制实践中，停留在历代专制统治者欺世盗名的谎言之中。但是中华民国如今的实践表明，仁政的理想绝非空想，仁政的精神，一旦获得民权制度作为保障，就必化为现实，整个西方民主文明，就是仁政文明。
井田制包含有“民有”的色彩。《尚书》中的“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包含有“民治”的思想，而孔孟的大同学说则包含有“民享”的思想。
在长久的传说炎黄为发明者之过程中，崇拜科学技术的意识极为鲜明，可惜秦而后极权专制流毒，淹没了这种意识达二千年之久。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政理想与实践是我们必须予以继承发展、光大的优质部份，而那些一味教导人杀人方法的兵家思想，一味教导人玩弄权术并以滥刑滥罚的暴政为理想政治模式的法家思想，一味影响人见利忘义、放弃良知、投机取巧的纵横家的市侩投机主义的思想，假佛教的欺世主义以及道家的虚无主义等等，都是传统中国文化中应予彻底否定的劣质部份。
继承并光大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优质部份，提防并摒弃它的劣质部份，是新历史时期中国所有国民的重大的历史性的任务。古代人民与社会精英为我们留下的思想与实践的财富，是我们生长壮大，改良社会，为民服务的资源性凭借之一。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坐在传统上原封不动。
四、理想与现实极度反差的根因
中国古代许多伟大的思想理论，为什么不能普遍地长久地化为社会制度性的实践呢？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异质与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
总起说来有三种原因——体制因、民众因以及历史的外因。体制因就是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以致于伟大的以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仁政的思想理论，多停留在口头上与纸面上。经过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尤其是经过商鞅变法运动，以专制主义为核心思想的法家学说，得到了普遍的实施与认同。秦王朝以法家的专制主义为手段对国民与社会实施极其残酷的反人性、反民生的统治与摧残。此后二千年里，仁政精神遭到彻底的剪除，极权专制成为社会制度以及统治者骨子里的专制主义的取向，在社会的制度层面与人们思想意识的深层取得了彻底的优势。仁政主义需要以尊民、爱民、保民直至民治民有民享的制度为基础，因为仁政主义的出发点就是为民服务。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最高级的最普遍的仁政。而专制主义的出发点与归宿皆是建立、扩大、并巩固君主及其爪牙构成的特权阶层的利益。因此仁政主义与专制主义是一对水火不能相融的矛盾。延续了二千年的极权专制主义制度是大同学说、仁政思想以及许多其他的古代中国文化精英的伟大理想不能实现的主因。专制主义残酷的压迫，零碎的肤浅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化发展的机会，更没有人设计出操作机制。这种停滞、僵化的局面至孙中山革命时期被打破。但是四九年国民政府败在中共手下，撤离大陆，使得大陆中国重新沦陷于野蛮、残暴、落后、愚昧的极权专制主义的国度。目前中国分裂为二块，一块是立足于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一块是统治着大陆的共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岸的对立是两种文明的对立。中华民国奉行的是以仁政主义为归宿的民主主义，中共保守派奉行的是以扼杀民权、摧残民生、压迫少数民族、一切为了特权阶层利益的专制暴政主义。中共保守派的坚持的一党专政，仍然是中国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的死敌。
民众因指的是民众自身的落后因素，妨碍了伟大理想全面深刻地化为现实。总体上看，中国民众的民族性含有诸多消极性，主要表现为因循守旧、乐于内斗、固步自封、媚上压下、投机取巧、随波逐流等等愚昧的思想、感情、意志与言行等等。这种民族性中的消极因素的延续，与法家的专制主义、纵横家的市侩投机主义、兵家的诡诈主义的长期深刻的毒害影响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这种民族性阻碍了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广泛的深刻的传播。携带着这种民族性的群体，怎能普遍地舍身忘我地投身于追求真理、正义、民主、自由的现代化事业呢？就是说这样的民众群体有很大的落后性与被动性。
中国社会的人群，一直可以分成两大类——垄断了各种权力的统治阶级与以劳动、交税、服役为生的劳动阶级。前者每时每刻都在拼命地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即不劳而获的特权，霸占权力的特权，而任何要求选贤举能、自由贸易的仁政要求都必然反对他们的特权，因而他们在古代极端地害怕并压制仁政主义，在当代则极端地害怕并封杀民主主义。他们用牢笼与棍棒统治国家，害怕仇视任何形式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与运动。而劳动阶级由于长期受压迫、剥削、奴役，一代又一代终年累月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之中，最基本的生存保障也没有，更谈不上受教育的机会，于是贫困、无知、愚昧、麻木、冷漠，便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每天在死亡线上或在求生存的活动中疲于奔命，哪里还有多少意志和力量去反对专制主义呢？可见统治阶级的残暴贪婪的保守性，劳动阶级的贫困愚昧的落后性，构成了社会进步中二种主体性的阻碍力量。
另外中国历史变迁过程中，也曾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满清王朝二百余年的残酷的专制统治，摧残了中国社会新经济新文化因素的正常生长。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西方先进文明对古老的传统型的中国社会的浸入与渗透，并没有促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一方面四九年以前西方列强没有真诚心意地帮助中国推进现代化事业，他们只是拼命地利用中国的市场与原料，榨取我国的资源与人力所产生的利润，同时在中国统治集团的内部与军阀集团之间大肆地实行投机主义，大量的货款促成了中国人的内战，强化了专制极权主义制度，严重地破坏了和平建国的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内部统治集团，无论是洋务派、北洋军阀都未把现代化的事业放在首位，他们终日思虑的只是如何打着改制、改革、富民、强国的旗号，对国民实施新一轮的掠夺与如何维护自己的统治阶层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至于民主宪政、自由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种种现代管理制度，都只是空谈的话题与欺世的宣传。
1926年至1930年的国民革命，完成了中国的基本统一。本来，只要有二、三十的年的和平建国的时间，中国在30－60年的二、三十年之内，完全有可能成功地完成传统型社会到现代型社会的转轨过渡。1937年前的五、六年间，中国社会的建设工作在各个领域都走向不断的发展。（详见《蒋传》第154页，王俯民著）但二十年代以来兴起的共产主义的恐怖运动以及1937年日本的全面侵华，完全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事业的进程，这场战争，使中国人民直接与间接死伤达二千余万，使中国本来有家可归的一亿多国民沦为赤贫的流民，使多数中国人都饱受到战争的痛苦与灾难，使中国损失了三百八十三亿三千万美元（以1937年的美元币值计算）的财产，因此而使中国社会本可以用于促进现代化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毁于凶猛的战火，致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事业遭到了致命性的毁灭性的一击。
1946年至1949年的国共两党的内战，是大陆走向民主主义还是沦为极权专制主义的一场生死战。结果，不但战争的物质破坏巨大，而且以奉行极权专制主义的中共胜利为结局，其造成的制度性破坏，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蔓延毒害。这场灾难也可以说主要是外因造成的，即国际恐怖运动对中国大陆的渗透获得凶猛的响应与成功。虽然造成中共胜利有多种原因，但一边是杜鲁门不断削减对国民政府的支持，一边是斯大林不断暗中坚决地增加对中共的支持，是中共得以获胜的主要外因，也是中国现代化遭到严惩阻碍的外因。
中共五十年的统治，其本质上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质部份，即实现了现代科技、现代物质基础之上的极权专制主义的统治。与此相反，中华民国经历了不断的改新与完善，不但继承了全人类的优秀的文化成果，而且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质部分。但是我们乐观地预言，二、三十年之内，中国奉行两种不同文明的政制的对立必将结束，它必定是以民主力量的胜利为历史礼物，来宣告极权主义的彻底破产，来开始全中国的伟大的复兴运动，来进行新的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杨天水于南京龙潭监狱1997年春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