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5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唐才常

清朝最后十几年的历史,可书之处远胜于先前的近300年,甚至胜过王朝以降的2000多年。

1898年9月初,长沙时务学堂教习唐才常,接到挚友谭嗣同自北京发来的电报,请他前往北京共商政事,襄助变法。一个月前与谭嗣同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请诛康有为的请愿书正从全国各地四处飞往北京,变法岌岌可危,此时皇帝诏谭嗣同入京,祸福未知。更尽杯酒之后,谭嗣同口占道:“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

“两昆仑”三字,时常出现在谭嗣同诗中,指的便是他与唐才常这对少年故交。二人以侍奉以文殊菩萨的两位昆仑奴自比,而文殊菩萨所喻为和,诸君自知。

唐才常1867年生于湖南浏阳,出身于贫寒的书香门第之家。11岁拜湖南大儒欧阳中鹄为师,时欧阳中鹄正受聘为吏部主事谭继洵家馆,唐遂为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学弟,结为莫逆。此二少年时人称羡。谭嗣同清傲脱俗,喜操琴舞剑,以“剑胆琴心”自勉,其琴艺正是唐父所授;唐才常聪慧脱颖,长于诗文,涉猎百科。后谭嗣同随父赴兰州,待到重逢之日,谭继洵已官至湖北巡抚,封疆大吏,而唐家仍清贫如故。而此二子非但未因门户高低而疏远,反而更加深笃。所谓“二十余年刎颈交,绂丞(唐才常字)一人而已”,因为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萌发了维新思想,分离多年之后的童年伙伴身上,居然发生了与自己同样的变化,实为人生难得之快意事。

未久,老师欧阳中鹄入四川学政瞿鴻禨幕府为僚,为唐才常在四川谋得一份教职。他节衣缩食,从不流连街市,所得薪资凑整后寄回家中,供养祖父及诸弟妹。唯一的爱好就是收集碑文拓片,每得一佳作便彻夜观摩。

1893年,张之洞总督湖广在武昌创立“两湖大学堂”,教授“实学”。所谓实学,数学、物理、地理、化学等近代科目。凡录取学生均配给“膏油费”,还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奖学金,学而优者衣食自足之外,还有结余补贴家用。于是唐才常千里迢迢赶来报名入学,正遇上同来报名的谭嗣同,无奈造化弄人,只剩下一个入学名额。谭嗣同遂以自己晚到为由,将名额相让,事后略带幽怨地叹道:“嗣同生平未做过一件快意事。”

张之洞挂名两湖大学堂校长,这所学堂后来还出了黄兴、宋教仁两位旧王朝的掘墓人。唐才常原本便对新式数理学科兴趣颇高,更视为“救国”之道,再加上天资聪颖,在这个新式学堂里如鱼得水,品学优异,很快脱颖而出,深受张之洞喜爱。他在学堂里“游息自如,了无束缚,可谓极人生自然之乐。”但因为辞掉了在四川的教职,家中复又陷入清贫举债的窘迫境地。只好托谭嗣同想办法,嗣同平日里从不利用自己巡抚公子身份在俗世里行走谋私,此番却四处奔走借钱,终于帮唐家还清债务,还动用自己巡抚老爹的便利,为唐才常谋得一份兼职差事补贴家用。唐才常在家书中说:“复生(谭嗣同乳名)平日如空山之云、天半之鹤,不可稍干以私”,“如此委屈深情,真感激无他”,“切莫辜负”。

1892年,湖南巡抚吴大溦想铺设一条电报线缆,遭士绅们以“破坏风水”为由抵制,并很快蔓延成为席卷长江流域的一场排外运动。事后,谭嗣同悲愤地向老师欧阳中鹄写信,痛陈朝廷腐败无能,民间愚昧迷信,盲目排外,只有变西法、开新学才是国家唯一出路,并设想一条从在基层教育中普及“新学”开始,最后搭成全国性维新的道路。他建议“以一县为先”,把原先教授四书五经的南山书院改组为教授数学、物理等科目的新式学校。这封信洋洋万言,充满真知灼见,欧阳中鹄立刻把信转给新上任的湖南学政江标,江标对谭嗣同赏识有加,于是浏阳算术馆很快成立,由十六位校董每人捐献5万铜钱,开民间创办新学之先河。在两湖书院学过新学的唐才常任教习,他视算术馆为救国之路的第一步。“湘省直中国之萌芽,浏阳直湘省之萌芽,而算术直萌芽之萌芽。”

在谭、唐二人的努力下,以算术馆为基础,倡导各色学会,其中有宣扬变法维新思想的南学会、湘学会,也有号召废除陋习的不缠足学会,全省有迹可查者多达13个。他们认为:破除守旧思想,要先从士绅阶层做起。上层官僚受权势利益纽带捆绑,难有作为,指望朝廷拨款办学,不仅希望渺茫,官僚化的管理和腐败行为都会严重降低办学效率和成色。而下层农民们又不识字,也难以扔下手里的生计来求学。让士绅阶层们接纳新学,心甘情愿地拿出钱来办学,有足够的助学金和奖学金,才能使农民们不会担心因为送子弟读书而丧失一个家庭劳动力。

经过数年努力之后,浏阳算术馆在省内名声大起,学生们的学业水准较之官办的两湖大学堂毫不逊色。人们视之为奇迹,这个总资产只有800吊钱的民办学校,居然堪比总督大人一年4万多两银子砸出来的两湖大学堂。

1897年,维新派官员黄遵宪任代理湖南按察使,巡抚陈宝箴决定借重黄遵宪之力推进维新。学政江标举荐谭嗣同、唐才常入长沙,按浏阳算术馆模式,创办时务学堂,推广新学。民间出资的时务学堂,无论管理还是学风,都较武昌的两湖大学堂更加开放、自由。与两湖大学堂相比,时务学堂的教习们拿着微薄的薪俸,住在简朴宿舍,潜心教学,学生则以刻苦求学为荣,刹那间成为全中国的学术中心。其最为大胆之举,便是聘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经历了数年酝酿,学习新学的热忱已经高涨,第一期60个招生名额,收到了4000多份入学申请。

谭嗣同、唐才常皆为教习,教习们大多在30上下,而总教习梁启超年仅24岁!听闻天下才俊梁任公到来,谭嗣同引唐才常前往梁启超宿舍相识(谭、梁先前已经在北京见过面)。唐才常带了一方心爱的浏阳菊花砚,作为送梁启超的结交信物。谭嗣同即兴做铭诗一首:

空华了无真实相,
用造莂偈起众信。(佛家语,作文曰莂,写诗曰偈)
任公之砚佛尘赠,(任公、佛尘为梁唐二人字)
两君石交我作证。

恰逢此时,江标离任湖南学政,前来找谭、唐叙别,听说二人正在梁启超宿舍,便赶来正好巧遇。江标见状兴致大发,便留宿一宿,亲自操刀将这首铭诗刻在砚上。这便是四君子石交之美谈。

梁启超的到来使南学会的性质更上一层楼,唐才常任会刊《湘学新报》主笔,他的作品不仅涉及变法,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介绍文章。在整个湖南,唯有唐才常能堪此大任。南学会吸引了1800多名会员,成为湖南维新运动的主导,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名为学会,实具议会之规模。”

不久,湖南的维新引起了朝中守旧势力的警觉,纷纷口诛笔伐。而总督张之洞显然已经站到了守旧派一边,本地守旧势力借机发力。1898年5月,梁启超被逐出时务学堂,带领一群学生和广东同乡们上北京与师父康有为汇合。未久,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势单力薄的维新派在守旧派围攻下很快露出败相。而康有为狂妄自大、刚愎自用且毫无务实精神的个性,则在维新派内部不停地制造分裂,使不属康梁一党的维新派们不敢涉足,导致维新派更加捉襟见肘。

光绪皇帝连下几道诏书,诏全国维新派进京共襄维新之举。是以8月谭嗣同受诏,到9月又诏唐才常。

当唐才常来到武昌,准备搭船前往北京,政变消息传来,皇帝被囚,西太后返政,康梁一党逃亡,六君子殉难。他火速写信给唐才质,让弟弟“来往信札,有关时事者,皆付丙丁(火),惟壮飞之书宜留。”

变法之路已绝,而壮飞殁,自己何去何从?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馀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他回家料理完诸事,决定追随谭嗣同赴泉台而去,与清廷势不两立。他要联合同道,宣布清廷为非法政权,在南方各省建立自立武装,行大改革。办完壮飞后事,他随即起身取道上海前往香港。在香港,他受到了梁启超的热情接待,梁启超在湖南时就提出以策动南方各省脱离清廷独立,作为变法的基本战略。他非常支持唐才常的计划,但身在澳门的康有为并不热情,他在做梦等老佛爷一死,光绪皇帝重新归位后,再诏自己回去“主持宪政大局”。得不到康有为的支持,唐才常又前往日本寻找兴中会的孙文,试图调和革命党与“保皇局”之间的分歧。两派本有共同的目标——促进宪政,之间最大的障碍来自康有为。他打心眼里瞧不起革命党,不愿与他们合流。他认为自己稳操胜券:慈禧年事已高,只需坐等其毙命即可。而梁启超出于多年的师生情谊,不愿与康有为轻易分裂。

唐才常在两派之间的奔走卓有成效,至少,在短时间内,搭成了两派之间的和解。孙文的革命党与号称“反清复明”的洪门早已建立了密切关系。在长江流域和西北各省,洪门会堂之一“哥佬会”已经大量渗透到清军中。孙文将兴中会中四位与哥佬会最为密切的会员,让他们随唐才常回国全力助其起事。

1899年5月,自立会在日本留学生中成立,9月,唐才常携林圭、蔡锷等原时务学堂学生,以及一干愿断头相随的人,从日本返回中国,准备建立组织,策动南方各省独立。临别梁启超奉上大量银元作为回国活动经费,并承诺“一月以后,必有万金左右寄上,幸勿为念。”二十余勇士如荆轲辞易水,慷慨悲歌,相送者无不动容。

他们回国后的活动卓有成效,迅速与哥佬会取得联系,筹建正气会,为了赢得已经渗透到清军中的洪门会堂的支持,正气会也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洪门会堂的组织形式。名称使用“山堂”、“龙头”等,使用煞血为盟的仪式,举事口号是充满江湖气息、含混不清的诗句:“万象阴霾打不开,洪羊劫运日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为了赢得日本留学生,他筹建“东文译社”,组织翻译、出版日文书籍。

实际上,自立会、正气会、东文译社是同一个组织。

1900年,庚子拳乱爆发,清廷利用拳民,煽动整个社会的排外情绪,进一步将变法之路彻底堵死,不仅使有识之士愤怒,更使反清义士嗅到了推翻清廷的机会。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重臣发起“东南联保”,长江以南各省拒绝助拳参战。唐才常遂邀请国内维新党人,在上海租界内的豫园召开自立会议,会上一致认为清廷煽动排外情绪,发动愚蠢的战争,陷同胞于自相残杀之水火,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中国政府的合法性。于是宣布成立“国会”,后改称“中国议会”。通过如下章程:

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

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

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

四,入会之人专以联邦交、靖匪乱,不认现在通匪诸矫诏之伪命;

议会选举容闵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成立新自立国。唐才常为总干事,负责督办自立军。

前几条并没有太多异议,但接下来议会又通过了如下几条:

尊光绪帝;不认端王(载漪)、刚毅等,立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但不一定是排除满人。

而新自立国的最后宗旨是:

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步。

这些看起来难以自洽的立国纲领,其中有无法言说的苦衷:自立军在各省号称可以动员十万兵力,实际可能在两万左右。一旦起事,局势向何处发展难以定论,最大的困扰来自军饷。在没有起事之前,这些渗透在清军中的自立军可以坐吃清军军饷,一旦起事,就必须自备。而在这方面,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康有为。“保皇局”手上有上百万美圆的华侨捐款,拿出数万流动资金支持起事不在话下,只要康有为愿意,变卖一些股票,或者再号召美洲华侨捐款,短期内募集数十万美元,可供自立军半年左右粮饷械弹之用。一旦起事夺取地方政府财政权,则经费将走上正轨。

我们很难想象,这二十多人,靠着几万大洋的经费,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竟能将自立会发展到如此规模。康有为和孙文看到唐才常卓有成效的工作,都觉得形势大有可为。康有为也认为以其等老佛爷自己坐毙,不如直接“勤王”来的爽快。他许诺将进一步支持30万大洋,作为自立军起事军饷。在保皇局内,他说一不二,财政大权统归他一人支配,即便是梁启超,也只能听其拨款行事。为了争取康有为支持,不得不在立国纲领中加上诸多保皇条款。

这引起了很多反满者们的不满,章太炎在通过决议后,愤怒地当场剪掉辫子退出议会,宣布与唐才常绝交。这是章太炎的不对,既然参会,就要尊重决议,即便自己不同意。退会闹分裂非大丈夫所为。而在未来国体的争论方面,究竟是建立民国还是立宪君主国,也无法形成共识;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南方重臣,究竟视为敌友?也无法搭成共识,只好搁置大部分关键问题。书生的迂腐气使“新自立国”几乎陷入分裂。

总干事唐才常拟定很多自立军告示,其中既有“我等谓满洲政府不能再治理中国,我等不肯再认为国家”;“保全良善,革除苛政,成立一新政府”;“所有清国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府后,一概废除”之类的革命性文告。又有“讨贼勤王”,“请光绪帝复辟”一类保皇论调。

这些含混不清的纲领也使很多参与者弄不明白举事究竟要干嘛。林圭曾经对会员们解释说:“今日救国,非要进行大改革不可,什么排满,什么勤王,我都不管,我们大家一齐起来造反!”

林圭在武昌的行动决绝而高效,据说有一次他去鹦鹉洲观摩新军操演,部队全都向他打出自立会收拾,除了张之洞的亲卫营,武汉三镇的新军全都准备等候“大元帅”一声令下,调转枪口。

唐才常下令各地自立军,1900年8月9日同时举事,自称正气会“副龙头”,遥尊孙文为峰。因为自立军主力系渗透在清军内部的洪门会堂成员,“遥尊孙文为峰”,是他必须的选择。但此举康有为不干了,他认为唐才常已经投靠了革命党,决定掐死自立军粮饷,拒绝按约定向唐才常汇款。

眼看起事在即,而军饷迟迟未到,他不得不几次推迟起义时间。武昌的几个哥佬会头目不干了,纷纷退会。到了8月9日,因为通讯不便未受到推迟起义的秦立升按原定时间在安徽大通发动起义。迅速而顺利地控制了大通,但没有各地响应,秦立升部鏖战七日后被两江总督刘坤一调集重兵镇压。

自立会行动已经暴露,外有强敌,内无粮草,江湖会堂领袖纷纷退出,自立军岌岌可危。唐才常听闻大通事败,自立会行径彻底暴露,他立刻赶往武昌总部。但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落荒而逃,生死未卜的消息传来,唐才常决定浮出水面,决死一搏,他决定效法谭嗣同夜说袁世凯之举,作为最后一线希望,游说张之洞。随行的还有大义凌然的学生林圭,追随恩师一同赴死。唐才常向张之洞痛陈自立救国之事,愿奉张之洞为“自立国主”,宣布鄂、湘两省独立,天下必纷纷响应。老滑头张之洞正在静观局势,与唐才常叙一番师生之情后,并没有当场逮捕唐、林二人,因为英国人也在游说他,如果由他主持在长江以南建立一个立宪政府,英国将资助南中国的铁路、矿物、武备技术和资金,广建学校并接纳大量中国留学生赴英。一个讲规则的立宪中国,比翻云覆雨的专制王朝更符合英国的利益。

但到了8月21日,慈禧太后还活着,并且已经逃入陕西的消息传来。他明白老狐狸张之洞必将倒向清廷,并随时可能收网。此时几乎只剩下一条出路,会众解散潜伏,首领逃亡。但唐才常已报定必死之决心,没有反水清军的支持,他要武装一支新兵。决定发动最终一搏,攻占汉阳兵工厂,向新兵们散发武器。一旦成功,清军很可能再次反水。

8月22日,唐才常下达了举事命令,准备进攻汉阳兵工厂,并电令沈荩率部“急起”,立即开进陕西拦截慈禧太后西逃的路线。当日,张之洞先行动手一步,包围自立会总机关,唐才常与学生林圭、傅慈祥、田邦璇、田均卜兄弟等20余人被捕。

因年幼而放回田均卜回忆称:唐才常被捕时泰然自若,“面无惧色,仍时与其同志谈笑自若”。在当晚押往巡抚衙门的江轮上,他面带笑容对田均卜说:“好星光啊!”

张之洞不敢见唐才常,派后来当过伪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负责审问。在维新期间,他因为担任过京汉铁路南段总办,而与唐才常有过交往。面对故人,唐才常留下“湖南丁酉拔贡唐才常,为救皇上复权,机事不密请死。”二十一字自供,再无它言。

当夜,与林圭等一众师生共19人,在武昌紫阳湖畔姚家花园后园被斩首。留下绝命诗:“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染荒坡。”

多年以后,梁启超回忆起四君子石交的那一方浏阳菊花砚:“数年来,所出入魂梦者,惟一菊花砚。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殁矣,而此砚复飞沉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然。”

江标和唐才常一样,收到光绪皇帝的进京议政诏令后,在赴京半路得知变法事败消息。他被“发回原籍,终生不复录用”。从此抑郁成疾,1899年,他先于唐才常一年英年病殁,年39岁。

喻东岳

一位酷似唐才常的浏阳同乡——喻东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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