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网络图片）
林则徐名言：“为国者首以人才为重”。国家发展当然依赖本国人才的贡献，任何压抑人才的“伤士”都是对国家的深重伤害。前清官吏都有这一认识，偏偏“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成为中共秉国的伤痛最深处。“伟大毛时代”再三贬辱士林，倒置贤愚，罄竹难书，“深远影响”绵延至今。随拈一例——甘肃会宁曾以“状元县”著称，近年发生乡村教师离职潮，教师不愿再为乡村孩子传道授业，纷纷离职报考警察。陇西县也出现“离教投警”热潮。原因虽然众多，最根本的还是待遇与社会地位。基层警察与教师的薪差也有几百块，但在警察的特权面前，乡村教师已无谈论职业理想的兴趣与冲动。西部地区师资本就紧张，贫乏的学习条件导致一茬茬孩子辍学，过早进入社会，惹生不少治安隐患，加剧基层警力的需求度。然强警毕竟治末，强教才是治本。尽管2012年中央发文要求保证教师均薪不低于公务员，但基层仍无法改变教师明显低于公务员的窘状。大陆现有330万乡村教师，长期低薪，物质精神双重困境，形成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窘状。（《新京报》2015-8-13）
马列主义以贫为贵以愚为尊，悖违理性，势必招致士林诽议。但为证明赤色革命必要性与改天换地的“实绩”，各国赤党为铺展赤图——公有制、计划经济，“只能”镇压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1957年，毛共向士林亮剑，知识分子长期被贬“臭老九”。文革后虽宣布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但社会机体深重受伤，价值体系严重歪拧，已无法简单矫治回正，只能由几代人慢慢“擦屁股”、扳回来。
屠呦呦现象
2015年10月，85岁的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此前，屠呦呦一直得不到社会承认，无法进入科技界主流，贬为“三无”——无院士衔、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经历。“青蒿素”（治疗疟疾新疗法）获奖，也是人家老外运用西式智慧征询：“除您之外，您认为谁该获奖？”其他三位发明相关人一致指屠，屠呦呦这才“脱颖而出”。好险，如果屠女士未享高寿，也就接获不到这份人生收获；如果不是人家“砸”来诺奖，还不就“非常正常”地埋没了？
墙内开花墙外香，很反讽很尴尬呵！屠呦呦的祖国为什么看不到她？为什么长期“灯下黑”？一直那么起劲呼唤“诺奖”，为什么硬没发现屠呦呦？“诺奖”既至，大陆这才行动起来。2016年1月，屠呦呦与一位院士共获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打破该奖惯例——首次授予女性及非“两院”院士。（《中国青年报》2017-1-10）
屠呦呦现象当然凸显中共无法掩饰的“欠债”——人才评价机制严重歪斜。1949年后，此前民国已趋成熟的人才评价机制尽遭扬弃。大陆知识界长期行政化，“人的因素第一”，人文社科领域更是“政治第一”，评价机制深度扭曲，形成痼疾。
评价机制严重落后
人才评价机制的科学化精细化，乃是一项“高精尖”人文工程，需要数代或十数代人的摸索打磨。欧美的领先植根文艺复兴以来大方向正确——尊重个人权利，同时积累了六七百年的各项经验。1980～1990年代中国留学生之所以大部分“乐不思蜀”，除了物质生活差异，主要还是人文环境的巨大落差。留学生们很快发现：欧美社会法治化，个人努力与社会承认速率成正比，评议机制极富激励性。而国内到处武大郎开店，必须讲关系——“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
数十万学子滞留海外，中共以“爱国主义”召唤他们回国，应者寥寥。他们虽然怕穷，但更怕埋没怕受气。大陆糟糕的人文环境使他们很担心遭妒嫉挨挤兑。尤其受不了这一“培养期”——先得成为奴才，才可能成为人才。
人才识别速率精确标刻一个国家达到的人文层次。越落后的国家，越无视人才。因为，越落后的国家，政治波动越大，政府只盯住“维稳”，哪有心思关注社会进步？各种评价机制也就势必粗糙落后，人的因素第一，谁官大谁说了算。
一位五旬美国教授（笔者亲戚），2010年大陆几所高校力邀他们回国兼职，一所大学还诱以“申报院士”，她咨询笔者意见，我只能给她打预防针：“你得做好忍受种种不公正的心理准备。中国目前远未达到按规矩出牌的人文层次。”最后，她放弃回国兼职，一则担心评议机制不公正，二则对方甚无诚信，允诺的条件突然砍去一只大角。
美国强大根须
美国的强大，植根粗壮的人文茎须。美国人说：英国开发了海洋（皇军海军开拓了“日不落帝国”）、法国开发了陆地（拿破仑的陆军征服全欧），德国开发了天空（容克飞机称霸二战前期），我们美国则开发了人。一块荒蛮落后的北美大陆，仅仅百年，人家就耕耘出一个泽被全球的现代化强国。“二战”反纳粹、“冷战”反共运、当代“反恐”……假如没有美国，世界将会怎样？
美国的高速发展，当然依赖美国人民的努力，单元细胞的粗壮汇成国家的强大。而美国人民之所以勤奋努力，当然是人家重视个人价值，千方百计推助青年实现“美国梦”。总统山、美元上的头像……西方思想家早就认识到：个人价值乃是构建人类现代文明的价值柱石。个人自由发展既是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前提，也是提高社会生产效能的第一动力。积极调动社会成员的个人积极性，小河涨水大河满，弱势群体亦从社会整体进步中沾享均益。
文艺复兴使欧洲“发现了人”，美国无传统束缚，开国之初一步到位，浇铸先进理念入立国原则，且一路不断修订激励人才的各项政策。我国留美生当然强烈感受巨大中西豁差。虽说“是金子总会发亮”，但本能使他们选择更容易发亮的“土壤”——选择欧美作为祖国。
中共则一路强调“四大服从”，高倡“螺丝钉精神”，越看轻自己越表示“不行”，才越接近党性，越接近“合格接班人”。文革竟至剥夺全国人民的思想、愿望、人格，必须匍匐毛膝，毋须思考仅须听话。毛泽东祸国如斯，居然至今仍享“三七开”，还有一批“骨灰级”毛粉，没两三代人，能“擦”干净这滩“毛渍”么？
大陆至今尚未摆正群己关系，还在要求青年“不要过高估计自己”，连“公民”二字都成禁词……生怕民权重而君权轻。可见，人文落后不仅是中共历史欠债，也是扼掐国家发展的重大瓶颈。
盛产贪官难产人才，国家发展何依？社会进化何托？就是经济发展，人文环境跟不上，“自由”难伸，谈何“幸福”？难道中国人民会满足于吃饱穿暖（即便有房有车）的“初级阶段”么？没有社会运转理性化、评价机制科学化，中国能真正进入现代化么？
笔者亲历
笔者16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工作单位从北到南，从基层林区到省级机关、杭州高校、上海财大，只收到“风霜刀剑”，几无“阳光雨露”。打压嘲讽、苛求挑剔、贬斥训责……能少受点气就已阿弥陀佛。王蒙名言：“要知道对我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worst.（比最差稍好）”[i]在中国，标准必须降低，忍耐必须提高。聂卫平、姜昆，出身北大荒知青，当年在黑龙江农场、兵团还不是受尽窝囊气。1973年，聂卫平进了国家队，赢了日本九段，农场还久压档案不放——劳动态度不佳，还得继续“接受再教育”。青年没机会，社会无活力。一个压抑放逐青年的社会，自然不可能收获他们的创造。
1980年代初，笔者想考硕研，头头训斥“不安心工作”。报考得持单位介绍信，“冒号”不同意，你就考不成，受教育权就这样被“合法剥夺”。还扔过来一句“这个人有个性”，我在浙省政协就算“完了”，不可能有“进步”了。幸好本人三十岁激流勇退——坚辞省政协，请调人气惨淡的学校，五考硕士五考博士，尽管风雪弥漫，多少尚倚自力。设若贪恋省级大衙门，此生也就混个处级（说不定小科级）。
饶是沪上一流名校，评价机制也是刊物档次、课题级别。所谓“客观化”即通道单一化，逼得高校、社科院文教单位等竞相“活动”高档次刊物，“核心”以上刊物很难不腐败——与有客观需求的单位搞各种“合作”。弄来弄去，还不是英俊沉下僚，利益跟着权位走——哪处头头会吃亏？
人才评价尺度的现代化当然是日益精细化、多元化，依靠论文发表档次、课题级别的“客观化”，实为评议的粗糙化慵懒化。“客观化”固有防堵人为因素的一面，但也折射出相当缺乏自信。2001年，港大系主任张五常撰文批评学术衡量不能重量不重质、不能只重刊级不重内涵（不幸包括港大在内）。他举例：19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职升迁就不设发表论文数量与级别之限，“连一篇没发表的也行。我们只要看还没发表的内容如何就可以决定了。”一位洛杉矶大学教师，博士论文都没写就连升两级成教授。张五常本人刚到华盛顿大学几个月就申请晋升教授，支持文章只有薄薄11页，校外专家评语：“11页足够了。”张五常任港大系主任11年，决定升降留聘，他说连11页都不用，只须知道他是否说过一两句创新并大致经得起考验的重要之语。张五常先生总是对推荐人说：“简单地告诉我，这个人说过些什么？”（《报刊文摘》2001-12-17）
切肤之痛使笔者对大陆“人文环境恶劣”感受深刻，进而意识到开放言禁与社会进化的关系。每年各级“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只能说点民生小事（如地沟油、摩拜单车），不能指点民主大事、监督官员、检查财政。如此这般，各级政务如何改进？社会如何进化改良？说都不让说，只能谀颂当“歌德”，一批评就是“缺德”，如何集思广益？如何改进公务？相比言禁党禁、贪腐遍地、司法不公，人才评价机制好像还挨不上号，“边远问题”矣。
最近，中共“十九大”刚刚开完，毫无“新时代”的新气象，只有一仍其贯的自吹自擂、自我表扬，天下苦共久矣！看来还得继续“苦”下去。赤毒入髓，赤病难愈，实在不知如何是好，读书人惟一声潼关长叹！
初稿：2017-2-16 上海三湘 增补：2017-10-28 East Windsor
1、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北京）2006年版，页243.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2/26/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