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前所言，邓小平很清楚，所谓经济改革，就是要改掉当初共产革命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恢复被先前共产革命打倒的那一套，这意味着共产党先前引以为傲的那些丰功伟业实际上都是严重的错误乃至罪过。
美籍华裔科学家朱传榘先生回忆道，1980年10月，他第一次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大陆，通过赵东宛和吴明瑜的安排，见到了邓小平。邓小平一见他就讲：“朱先生啊，你看这怎么好啊，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啊！对不起人民啊，共产党怎么才能挽回嘛……”
早在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会见一位非洲领导人时就说：“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建议你们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另一位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万里讲得更明快。1978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深入农村微服私访，目睹农民的贫困，连小伙子都吃不饱肚皮，忍不住热泪长流，对随从人员说：“你看看！一个种地的，自己吃不饱肚子，我们共产党干了30年，连人家这么一个要求都不能满足！”在不久后国务院召开的高层工作会议上，万里再次提到农村的贫困，尖锐地批评道：“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
文革中，一大批老革命（包括邓小平）深受迫害。这一方面是自作自受：他们参与制造了一个害人的制度，而后自己又被这一制度所害；但另一方面，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例如邓小平）又是因为他们比暴君毛泽东多少要好一些，所以才招致暴君的嫉恨。因此，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倒被专政，一方面是报应，一方面是受难。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救赎。
事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从1978年到1989年这段时期，是中国全面改革的最好时机，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在朝野之间有着相当广泛的和解。老革命们由于文革落难的这段经历，使人民比较容易原谅他们过去作过的种种错事。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也由于他们在文革中落难的经历，比较容易摆脱历史的包袱而从头做起。
应该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敢于冲破体制的约束，大力推动改革，这是值得肯定的。按照傅高义的解释，邓小平出于要干一番实事的愿望，因此他必须利用中国共产党这个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资源；而邓小平之所以要坚定维护中共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思想上多么正确，而是因为邓小平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不借助于这个组织体制，他什么事也干不成。我甚至可以说，邓小平这么想，至少在开始一段时期，还是可以理解、无可厚非的。
但问题是，既然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共产党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乃至罪过，共产党对不起中国人民，那么，共产党凭什么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凭什么不引咎辞职以谢天下，凭什么还要高坐台上执掌大权呢？如果你说，因为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能够有效运转的政治组织，不通过共产党就做不成事，那么，这顶多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再说，共产党专政本来就是建立在实行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点之上的，随着这一点被否定，共产党专政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总而言之，邓小平本来应该在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也推动政治改革，推动共产党自身的改革，使共产党逐步变成一个正常的政党，即民主的政党，在将功赎罪的同时完成脱胎换骨。他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坚持共产党专政。
（六）
阿尔曼多·皮塔西奥在《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一文里指出：“80年代末，东欧的各共产主义政权均面临极其困难的经济前景，有时还要应付强烈的社会紧张状态，个别国家甚至不得不应付有组织的反对派运动的发展。但是，它们之所以最终崩溃，主要倒不是由于这些原因，而是因为，它们的领导集团本身以及各个共产党已经提不出一套既能应付和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困难又不否定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的办法。”
阿尔曼多·皮塔西奥这一说明很重要。我们知道，东欧一些国家早在50年代60年代就开始经济改革。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都力图在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以期振兴经济，但总是没有多大成效。尔后他们不得不意识到，要振兴经济，唯有否定他们自己最初所作的根本性选择，也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重新恢复被他们原来打倒的资本主义；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就再也无法像过去一样理直气壮地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民众和平抗议时没有下令开枪镇压？因为他们自知理亏，无法说服自己去扣动杀人的扳机。
中共内部也有类似的变化。尽人皆知，80年代的中共，经济上的改革派——除了邓小平一类少数人外——每每也是政治上的改革派或温和派。这是顺理成章的。既然他们已经在心照不宣地搞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政呢？有不少中共官员带头鼓吹自由化，鼓吹政治改革；另外有很多官员，包括一些最高层的官员，像赵紫阳，虽然对政改不很热心，但至少是绝不愿意再整人了。尽管邓小平隔三岔五地发动反自由化运动，但是这些运动总是搞得虎头蛇尾，有如强弩之末，而整个社会却变得越来越宽松。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才会发生八九民运。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七）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邓小平自己讲出的理由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这些理由一望而知是谎言，是邓小平自己也绝不相信的谎言。不过这些谎言倒从反面告诉我们，如果不是抬出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套话语，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去镇压人民的和平抗议。
傅高义也知道，邓小平镇压民运并不是出于坚持什么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没有用邓小平自己讲的话来替“六四”做解释，他帮邓小平提出了另一套解释的话语。傅高义说，因为邓小平“对内战和文革的混乱记忆犹新，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秩序很脆弱；如果他断定它受到威胁，就会作出强硬的反应”；对邓小平而言，“底线是中国不能乱”。
这实在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误解。别忘了，邓小平是共产党第一代革命家，如果他是天性怕乱之人，当年干嘛去加入天下第一乱党共产党，立志把中国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经济秩序搞得地覆天翻？当时的中国远比今日宽松，政党林立。如果邓是重视秩序的人，他就该选择进入体制内；即便想当反对派，也可以加入其他政党，大可不必加入共产党，更不必说后来还搞暴力革命，搞武装割据了。至于说到“文革的混乱”，邓本人也说过，像文革这样的事情，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邓小平下令镇压八九民运，决不是害怕中国陷入天下大乱，而只是害怕共产党失去专制的权力。
（未完待续）
2013年1月16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6期 2013年1月11日—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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