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们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在49年以前是一个农业国，在1946年以后的内战时期，在一部分中共统治区已经开始进行土地改革；49年以后在全国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中国进行土地改革时杀了很多地主，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但土地改革还是应该搞的），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激起了极大的生产积极性，这样就解放了生产力，使得经过长期战乱的中国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在1949年，工商业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不大，49年以后，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一种温和的政策，没有立即没收资本家的资产，而是采取赎买政策，所以在1949到1956年中国的工商业也恢复和发展得很迅速。
中国到1956年才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在1956年完成的。所以在1958年以前，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引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还来不及暴露出来。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中工人的社会地位与49年以前相比大大地提高了，工人的收入也比49年以前增加了很多，工人们还体会不到所谓的“按劳分配”制度的缺点，工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地高涨。而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时间还不长，国家和国家机关还没有完全蜕变为社会的主人，共产党仍然得到人民的拥护。所以在1958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很快。
然而好景不长，在195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就陷入了困境。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是“政控经济”（政治、政党、政府操控的经济的简称）的弊病，中国共产党提出三面“红旗”的政治路线全面控制了中国经济，推行了一系列违反经济规律的政策，导致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调整了经济政策，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可是不久以后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政控经济”最恶劣的一幕再一次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经济。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到处都出现“吃大锅饭”的现象。在农村中这种矛盾更为突出，有的地方粮食产量极低，农民简直快要活不下去了。在工商业领域中，“吃大锅饭”的现象也十分普遍，人浮于事、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国营企业的通病。于是中国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与此同时，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的政局也出现了大动荡。1975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职务，让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企图让他恢复国民经济。但是邓小平复出工作不久，毛泽东发现邓小平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与自己不同，于是就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紧接着在1976年，发生了周恩来去世、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等一系列大事，到9月份毛泽东扔下一个烂摊子向阎王爷报到去了。
1976年，中国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这正是中国发生政治大变革的大好时机。但这只是国内的形势，当时的国际形势则不利于中国发生政治大变革。当时国际形势的大局是冷战、美苏对抗，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美国及西方国家采取了联中反苏的政策。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系大为改善，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坚持一党专政、违反人权的暴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政策，在国际上没有要求中共改变一党专政的压力。在国内也几乎没有人提出改变一党专政的要求，很多人看到了中国陷入极其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要求改变一党专政，而是寄希望于党内有人进行改革。
在毛泽东去世、打倒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凭借他在中共高层中广泛的人脉关系再度复出，实行改革开放，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开放”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大量外资（绝大部分是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裔的投资）进入中国，并且引进了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建立起许多合作、合资企业及外资企业，提供了中国经济“起飞”的物质基础。随后中国经济真的“起飞”了，GDP高速增长，经济危机解除了。经济是基础，有了稳固的经济基础，政治危机也就解除了。原本就几乎没有人要求改变一党专政，人们只是希望党内有人进行改革，现在既然邓小平搞改革了，那就让共产党继续执政吧。
十年以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危机，社会主义阵营老大的苏联及其东欧小兄弟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而社会主义阵营老二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却凭借“8964”镇压站稳了脚跟，一直维持了下来，直到今天中共政权似乎依然很强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主要原因是中国搞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得很好；次要原因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共的绥靖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民经济长期高速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及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多亏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才能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才能提高。邓小平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持有这种观点正是在民怨沸腾的中国一直不发生革命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深入地剖析一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参阅《北京之春》2016年2月号的《再谈中国经济改革》一文）。
首先，让我们回溯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1977、1978年，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人们的普遍共识是：经济改革非搞不可，经济制度非改不可。但是改什么呢？怎样改呢？当时全中国无人知晓，连被吹捧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也不知道改革什么和怎样改革。可是改革必须搞啊，万般无奈之下邓小平只得说“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只能过小河沟，而中国经济改革要过的是像长江、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靠摸石头是绝对过不去的。硬要摸着石头过长江、黄河，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必然是一步步进入深水区，最后被淹死。
要过长江、黄河，就必须造船或架桥。什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船或桥呢？那就是经济改革的理论、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邓小平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提不出任何像样的理论，却提出了邓“三论”（是言论的“论”，而不是理论的“论”）。邓“三论”就是“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三论”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方针，在邓“三论”的指引下中国经济改革走上了歧路、绝境。
当时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想要提出经济改革的正确理论和指导思想，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改革究竟要改什么？中国经济的毛病出在哪里？也就是要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在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以全社会（或集体）为单位进行生产与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费。由于消费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因此每个人参加生产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报酬以满足家庭消费之需。但是每个人获得报酬的多少取决于全社会（或集体）的生产力的高低，个人的努力和贡献与他获得报酬的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每个人都是大公无私的，都愿意为大众的利益而尽力工作，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才能良好地运行；否则总是会有人出工不出力，在工作中偷懒，而这种偷懒现象会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开来，因为偷懒者获得的报酬与努力工作者获得的报酬是差不多的。这就是所谓的“吃大锅饭”现象。
为了避免这种弊端，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就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认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实行这个原则就可以激励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但是“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是一个不合理的、不可实行的原则。世界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全都失败了，“按劳分配”在实际执行时往往就变成了“按劳动时间分配”，而“按劳动时间分配”就是“吃大锅饭”的同义语。
当时在中国到处都可以看到“吃大锅饭”的现象，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自然就想到要改变这种“吃大锅饭”的现象。当时最常见的改革的口号是：打破“大锅饭”，真正实行“按劳分配”。但是邓小平和中共的理论家们不明白“吃大锅饭”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也不懂得“按劳分配”是一个根本无法实行的原则，硬要实行“按劳分配”，那就只能把“按劳动时间分配”当作“按劳分配”来实行，结果就是“吃大锅饭”。所以当时中国无人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究竟应该怎样搞。
中国经济改革的最初十年是非常混乱的，在此期间出台的大大小小的改革措施多得数也数不清，各种改革措施像走马灯一样变换不定，可以说完全是在瞎改胡搞。在瞎摸“石头”摸了十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终于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就是“破计划经济，立市场经济”。当时在所有的政要、学者中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市场经济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实在是对经济学天大的误解和曲解，严重地误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
事实上，中国经济搞得一团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实行了计划经济，而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是一种“政控经济”。中国搞经济改革，并不是要改掉“计划经济”，不搞计划经济，难道要搞非计划经济或无计划经济？而是要废除“政控经济”。
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改变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私有化”，废除“政控经济”。而在邓“三论”的指引下，中国经济改革却背道而驰，走向了完全错误的方向，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评价一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开放”是一个正确的决策，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外，其他的就乏善可陈了。
在改革之初中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这个改革措施是正确的。“包产到户”符合我国农业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病，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在我国出现了一个农业生产快速增长的时期。
“包产到户”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宣布“包产到户30年不变”就大错特错了。由于坚持“30年不变”，导致“三农”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了。土地的经营者——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实际上属于国家，这种畸形的土地所有制正是造成今天面临很多问题的祸根。今天已经到了必须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的时候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然也必须改变。
在改革之初的大约十年期间，城市的经济改革、工商等行业的改革呈现出极其混乱的局面。在瞎摸“石头”摸了十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终于找到了一个方向，那就是“破计划经济，立市场经济”。当时流行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市场经济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在“市场经济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全国掀起了市场化（或产业化）的热潮。把不该市场化的教育和学校产业化、市场化了，把学校办成了“学店”，产生了“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把不该市场化的医院都产业化、市场化了，把医院办成了“医店”，产生了“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把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场化了（保障低收入人群有房住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住房百分之百地市场化是错误的），产生了“买房贵，买房难”的问题。新“三座大山”就此形成，压得全国人民喘不过气来。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犯了方向性错误而失败的典型事例。
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实行“私有化”，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改变为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私有制，中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这样的私有制可以称作是大多数人的私有制。可是邓、江、胡却在中国搞了官僚资产阶级私有化，是把公有制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
把公有制变成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过程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十余年。把大量中小型国营企业以极低的价格甚至是象征性的价格卖给了私人（官员的亲友或是与官员有勾结的人，这些人绝大部分不是权贵，属于新形成的官僚资产阶级）。这种低价出卖国有资产的事情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仍有发生，但是主要是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早期。
第二阶段是“股份制改造”。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要对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但是大张旗鼓地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及21世纪。经过“股份制改造”以后，大中型国有企业变成了股份制企业，绝大部分股权落入了官僚资产阶级手中。经过这两个阶段，完成了把国有资产变成官僚资产阶级所有的转变。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建立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官僚资产阶级掌握了党国大权，又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意味着“政控经济”进一步加强了。本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废弃“政控经济”，可是邓、江、胡的经济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有废弃“政控经济”，反而强化了“政控经济”。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个例子来证明之，为节省篇幅就都省略了。
官僚资产阶级掌握党、政、军、经济大权的制度必然也是官僚资产阶级残酷剥削全国人民的制度。官僚资产阶级迅速敛聚了巨额财富，使中国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大国。除了新“三座大山”、“三农”问题、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悬殊以外，中国的经济改革还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恶果：全方位的、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空气、水、地下水、土壤被污染），各种安全事故频繁地发生，每年有几百万人死于各种职业病、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不治之症、被假药、有毒食品危害，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贪腐盛行，腐败社会化，社会道德沦丧，拜金主义成了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大多数人不讲诚信，等等。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完全失败了。
既然中国经济改革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破坏性的坏作用，为什么中国经济还能长期地高速发展呢？那是因为在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外资大量流入中国；十多年以后，内资也非常充足了。充足的资本（包括外资、内资）与几亿廉价劳动力相结合，自然产生超高额利润，这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除此以外，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还有一些附加的原因：（1）“独生子女”政策在一定时期内产生的“人口红利”（家庭及社会的少儿抚养比例降低及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2）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这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暂时性地有利于经济发展；（3）中国企业在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方面投入资金很少，这进一步降低了生产成本，也暂时性地有利于经济发展；（4）在中国，开采和使用资源（矿藏、森林、草原、土地、水等等）的费用极低，有时甚至几乎是无偿使用。这四项对当时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但这是以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的，今天我们预先花了子孙后代的钱，欠下了债，这笔巨债最终是必须偿还的。（5）各国国民消费占GDP的百分比一般为大约60%，而中国的这个比例却只有百分之三十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以压低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的。
中国的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官员渎职、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产品、无数个豆腐渣工程、严重的环境污染，每年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中国的资本非常充足，中国的劳动力是超廉价的，再加上上述五个附加的原因，两者相结合产生的超高额利润足以在弥补了贪污腐败、官员渎职、假冒伪劣、环境污染等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后，还能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我们经常见到有人对邓小平感恩戴德，说什么“多亏有了邓小平，中国经济才发展得这么快，人民才过上了好日子。”说这种话的人一定是经济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工人、农民、农民工可并没有过上好日子。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充足的资本（包括外资、内资）与几亿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没有什么关系。中国经济能长期高速发展，我们首先要感谢中国的工人、农民、农民工，其次要感谢港、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裔。没有他们，或者二者缺其一，就没有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邓小平，我不感谢他，反而要谴责他。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8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