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遵信先生已仙逝多日，但我仍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每当夜深人静，我一合上眼睛，眼前总是出现老包那慈祥睿智的影像，想到从此与老包天各一方，再也不能聆听老包评点历史、纵论天下，内心深处的痛苦难以名状。
回顾与老包结缘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相知到相识、相交的三部曲。
最早知道包遵信的大名，是偶然也是必然。大约在1984年秋季的一天，我外出办事，在机关大楼门口，看到几位年轻人手里拿着几本小书在推介，书的封面设计很独特，白色封面配上黑白的抽象画，对比鲜明，视觉上很有冲击力。再一看书名，有《人的发现》、《增长的极限》、《激动人心的年代》、《GEB——一条永恒的金带》、《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等，很是喜欢，遂一一买下。回到家里，拿过一本读起来就再也放不下。书的作者大都记不得了，但主编包遵信却牢牢地记在脑中。以后每出一本我就买一本，有的北京买不着，我就托四川的朋友帮我买。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70多册（据说总共出了87册）。
这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和老包曾任副主编的《读书》（我从第一期开始就是该杂志的忠实读者）、《文化哲学丛书》、《中国哲学》（老包曾当过10年主编）以及当年出版的其它人文社科书刊，对于像我这样喝狼奶、吃毒食、学马列毛长大的人来说，其启蒙解毒功效是难以估量的。我从中吸取新知，接受主流文明的洗礼，确立以自由、民主、科学为取向的价值依归，并将布满大脑的专制思想毒素一点一点排除出去。对于我日后与共产主义决裂，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奉行者，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老包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一任主编，在青年一代中享有很高声誉。1989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我当时担任中央国家机关团委书记，负责组织一系列纪念活动。于是想到请他来和机关的青年人举行座谈，经国务院办公厅的青年官员张永杰（《第四代人》著者之一）介绍联系到他，他很爽快地答应下来。4月20日他与严家其、秦晓鹰一起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一个大会议室发表演讲，由我主持。会场能容纳数百人，座无虚席，气氛十分热烈。老包操着浓重的安徽口音，慷慨陈词。记得他演讲的主题是以个体为本位，消除奴性，弘扬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当是时，开明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刚去世，学潮开始兴起，机关里的青年人普遍同情学运，对老包等人的演讲反响强烈！
会后，我请他到我办公室小坐，团委机关的干部纷纷慕名而来（老包还兼任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在文化青年中名头很响），向他请教各种问题，他从容应对，显得非常兴奋。我竟未及与他多谈，只好相约日后登门拜访，再做畅谈。
谁知此后我俩都深度卷入八九民运，他被捕入狱，我遭到整肃。直到3年多以后，他出狱我下海才得以重逢。一般人以为老包遭此劫难，定会心灰意冷，“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复关心时事。事实恰好相反，老包不改英雄本色，到处游走，指点江山，批评朝政，怒斥权贵。他一有空就来找我，或者到三联书店，约上三五好友，海阔天空，汪洋恣肆，享受一番精神大餐。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互联网时代来临。老包一直以笔为枪，不习电脑，怎么劝他也不听，美其名曰“不花那个时间”。但他又渴望了解时事，摄取新闻，无奈之下，只好过上一周左右，就以一起吃饭为由跑到我家，让我把海外网站上的新闻内容打开给他看（有几年是看李洪宽编的《大参考》）。以至于有朋友以为老包就住在我家附近，其实老包住在塔院，与我住的沙窝少说也有10多公里距离，他很少打车，多数时候都是挤公交车，上午来我家，下午返回。我知他喜交游、喜饭局、喜豪饮、喜爱有思想的年轻人，也常常带一些年轻朋友去他家神侃，然后一起下馆子。他每次都显得很开心！有人说老包是火爆脾气，有人说挨过他骂，但是在我和他的无数次交往中从来没有遇见过。到是见过晚辈在席间与他冲撞起来，老包则尽显包容大度。
老包为人极为仗义，亚运村凯旋中心“川码头”餐厅内有他亲手书写的“义”“气”两个巨大的毛笔字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对朋友十分真诚，有求必应；对待晚辈后学更是不吝指教，尽力提携。我在2000年前后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宪政民主道路的书请他作序，他为此专门找了几本中国宪政史方面的论著，认认真真地下了一番功夫，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序言，受到许多朋友好评。
老包虽然是历史学家，但他最关心的则是中国的自由化与民主化。他曾多次对我慨叹说中国人气量狭窄，喜欢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后人总是否定前人，这样就使得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民主传统，总是回到原点上重新起步，此乃民主之所以不昌的一个重要原因。又曾言：自由派与民运阵营里的某些人太热衷于内斗，对自己宽大无边，对别人严厉苛刻，往往为一点小权小利就打得不可开交，显得非常幼稚；民主事业需要团结、合作、妥协；共产党还知道要搞“统一战线”，民运内部却分为一个一个小圈子，谁也不理谁，这样怎么能成事呢？老包没有“小圈子”意识，他跟有的人观点不尽相同，平时也没什么来往，但一听说别人生病住院，便不顾自己身体欠佳，拉上我一起去医院看望。这样的事不胜枚举，难怪老包人缘这么好！与人为善，善莫大焉。
他在《未完成的涅槃》自序中写到：以“未完成的涅槃”作这本书的书名，用意有二：（一）“八九民运”作为一场民主运动，并没有达到人们对它预期的目标——推进中国民主化——，“六四”以后政治上的黑暗，不啻说明它失败了；（二）作为这个运动主体的大学生知识分子，也没能在这场运动中完成思想上的飞跃。时下弥漫在知识界的政治冷淡主义就是证明。基于这两方面考虑，我用了这篇旧文的题目来作这本书名。“极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负尽百年心”、“恩仇稠叠盈怀抱，抚髀空为‘梁父吟’”！这是梁启超的诗句。一个多世纪以来，为了争取中国的现代化，多少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奋斗不息，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当然也有宝贵的经验，难道在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还没有走出传统社会的希望与决心吗？
“不知是哪位美国作家说过：‘只有对如何揭示自己疮疤和罪恶的方式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才能构成对善行的足够保护。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民族，将会繁荣兴旺。’我祈盼着我们的民族繁荣兴旺。我希望自己的反省，多少能提示我们民族的疮疤和罪恶，唤起人们对她振兴的奋发向上的精神。”
老包的所思所想蕴含着极其深刻的反省。在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求索实现现代民主的道路，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抛弃传统中专制主义的沉重包袱，开掘传统中积极有益的精神资源，对传统进行批判性、创造性地转化，重新建构中国自身的自由民主传统，这是多么艰巨的历史任务啊！这一任务不完成，坐在那空想民主的到来，怎么可能不“抚髀空为‘梁父吟’”呢？
2007年11月3日，在北京东郊殡仪馆举行了包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与追悼会，全国各地的许多朋友不顾当局的禁令与阻止，前来向先生的遗体告别。用鲜花做成的花圈与花篮摆满了大告别厅，一直排满大厅外边的道路两边。我在与夫人合献的花篮上题写了“先生精义，永存我心！”8个字。
“精”是指精神、精髓，“义”是指义理、义气。包先生虽然驾鹤归西，在形体上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却不会消失，而会永远留在受到过他的恩泽的后辈心中，成为他们永久的精神财富。
首要的一点是自由精神。我近来常常在想，什么是贯穿老包一生的精神特质？老包为什么能很早就从左翼知识分子转变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的结论是：老包骨子里酷爱自由，他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为了自由，他可以放弃一切世俗的东西；为了自由，他勇于与权势和专制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自由，他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自由，他耗尽了自己的最后一滴血。
老包最珍视的价值是自由，最关注的事情是实现自由。正如老包在《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发展的谱系》一文所言：“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命运与发展，中国宪政民主大目标如何才能逐步实现。”老包在文中还引用李慎之先生的论述：“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两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
老包于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承继了北大由严复、蔡元培、胡适等先贤开创的自由主义传统。一生横跨于思想文化领域与社会运动领域，中年以后即以反专制、除蒙昧、争自由为已任，其思想之自由、人格之独立、斗争之果敢，在他那一代人中罕有其匹，足堪为后辈之师。
于浩成先生为老包写的挽联十分贴切：
一生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堪称启蒙先导；
至死争取自由，捍卫自由，无愧维权英雄。
第二是启蒙精神。1784年，康德在《柏林月刊》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何谓启蒙？》一文。他在文中指出，启蒙系指人摆脱自身造就的蒙昧。蒙昧则是指如果未有他人引导，自身就无法运用其理解力。他认为启蒙有三个作用：第一、启蒙解放自我，使人从内在压迫中解放出来；外在压迫容易解放，内在压迫的解放更为困难，自我意义上的解放才是真的解放。第二、启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是逐步展开的。第三、启蒙必须在自我和他者之间进行，自我启蒙也是他者启蒙，他者启蒙也是自我启蒙。康德认为文化的启蒙是让人获得自由，取得公共理性的运用能力。
康德还在文中提出了他的著名论断：“革命也许能够打倒专制和功利主义，但它自身绝不能够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
由老包作第一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开启了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先河。丛书在“编者献词”中明确指出，“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因此丛书“力图从世界观的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性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随着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理论以及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引进，经验论科学主义很快在新启蒙运动中替代了唯物论科学主义。形成了一个多元、开放和具有自我反思、自我纠错能力的理论传统。《走向未来丛书》还刻意引进西方的人文主义，将“科学”从实用主义提升到人文关怀的层面，从而对消解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表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著名房地产商人潘石屹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80年代在中国有了一套特别有影响的书，叫《走向未来丛书》，我常翻看它。”一位署名“天行健”的网民在网文中写道：“自那以后，读书无数。但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书对我影响最大，我会脱口而出——《走向未来丛书》。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套丛书，没有这套丛书为我启蒙，我在思想上也许永远不会长大，也不会经历以后那些特殊的兴奋与痛苦，我的生活肯定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还有一位年轻网友说：“我父亲在青年时期最喜欢看的书就是《走向未来丛书》，从中受益很大，他的书架上至今还保存着其中的几本，我翻了一下，也觉得内容很不错。”所以说《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八九学生领袖王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道：“中国的1980年代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启蒙，说到思想启蒙，包遵信是个代表性人物。他是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象征。那么，没有80年代的思想启蒙，就不可能有89年的学生运动，也不会有我们89一代对民主的追求。”
近年来，不断有人撰文贬低启蒙的意义，认为启蒙运动过于张扬人性与理性，导致今天“人欲横流”，“人的心灵同样会走向闭塞，形成一种理性和进步的蒙昧主义。”我完全不能认同这种观点。中国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以来饱受专制主义毒害，民众的臣民意识非常深厚，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认识相当缺乏。非启蒙无以去昧，非启蒙无以开智，非启蒙无以解毒，非启蒙无法树立公民意识。因此，中国启蒙运动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著名汉学家舒衡哲在《中国启蒙运动》一书中说得好：“只要专制、官僚和教条主义的思想仍然盘踞在民众的脑袋中，启蒙运动必将在中国继续发展下去，无论路途是多么曲折，代价是多么的高昂。”
第三是践行精神。闫润渔在《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写到，许纪霖受殷海光提出的“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概念的启发，认为可以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分为两类：观念的自由主义者与行动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还有第三类自由主义者，即知行合一的自由主义者，老包就是这一类型的自由主义者的典范。自由主义是用来实行的，她固然需要言说、需要阐释、需要传播，但更需要践行、需要担当、需要争取。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如果光说不练，自由主义就会始终停留在观念层面，无法成为社会现实。秦晖有一本大作的书名叫做《实践自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老包一介书生，两袖清风，“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其文章道德足以为后世师，但愚以为在他身上最为可贵、最令人钦佩的品格乃是“先天下之行而行”的践行精神。
老包对儒家学说尤其是纲常秩序批评甚力，但他几次和我说起，他不反对儒学的倡导者践行儒家的精髓，我理解他指的是“仁义礼智信”、“言出必行”、“舍生取义”、“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老包一直热情地参与争取自由与人权的社会活动，参与关于政治改革的研讨，参与知识界呼唤社会宽容的公开信，参与呼吁重新评价八九运动的签名，参与公民维权活动，声援天安门母亲、北师大学生刘荻、湖北作家杜导斌、维权律师高智晟；即使在2004年脑干出血，身患重病以后，仍然坚持不懈。直到今年8月，他仍然作为领衔者之一在中国学者、作家、维权人士就北京奥运发出的公开信上签名。
老包去世前半个月在协和医院住院，我到医院去看他，他端坐在康复椅中，精神矍烁，意气风发。交谈中他兴奋地和我说：“奥运公开信写得好！发得好！在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如果不发出声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耻辱！我们还要继续干，继续发出声音！”
这就是作为自由战士的老包，始终以争取自由为已任，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及自身安危，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一息尚存，奋斗不止。
我很庆幸自己在人生旅程中能够有缘结识老包，从他那里得到许多令我终身受用不尽的思想、品德和启示。我在心里对着老包的影像说道：包先生，安息吧！作为受过您的恩泽的晚辈后学，我惟有竭尽自己的心力接续您的未竟事业，才能告慰您的在天之灵。
先生大德，流芳千古！
先生精义，永存我心！
2007年11月
《开放》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