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26 山民遇水 念君子之温

张謇

(辛亥革命的台柱,真正“识时务”之俊杰)

“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和“卡普托里斯”(资本家)本是舶来概念,存在严谨差异。前者指既无特权,亦毋需依附于特权的经济独立阶层,亦作“中等阶层”。后者指拥有资金,从事投资行为的人。在欧洲近现代史上,这两类人存在相当大的重叠,利益和政治诉求也根本相同,是以有时会被混淆使用。但中国情况却大不相同,完全不依附于特权阶层的“资产阶级”少且弱势,资本市场的主角所谓“官僚资本家”。

这两类投资者的行为大相径庭,“资产阶级”的诉求是保护市场、清除壁垒,先天具有追求个人自由、反对特权等近代诉求。而“官僚资本家”的行为对市场是破坏性的,他们或直接来自官僚阶层,或来自有官僚背景的家族,或同官僚阶层之间存在严重的利益瓜葛……与官僚阶层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通过钱权结合来打击竞争对手,既需要市场又使市场畸形化,或者说,他们需要一个失去规则和法律保护的市场。和企业家们追求品牌与管理效率不同,他们靠劣质产品和各种商、政诈术来竞争,配合官僚保护伞,使真正的企业家们举步维艰。如果市场被官僚资本覆盖,那么它非但不能成为引发民主改革的引擎,反而成为官僚秩序的蓄电瓶。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官僚资本猖獗的时期,一次比一次规模更大:晚清“自强”运动至“新政”初期;1927年国民革命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垮台;( ) 。

盛宣怀

(盛宣怀,第一代官僚资本的代表)

“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态度非常暧昧,有时也会对官僚阶层在自己身上上下其手地揩油感到皱眉,但一般来说他们是主动投怀送抱的,而且也早已习惯了享受被揩油的快感。两类人并不存在明显的分野,从“官僚资本家”到“资产阶级”之间,存在一个相当大的灰色地带。二十世纪头十年,乡绅阶层加入投资者的行列,大大地扩大了灰色地带。大的投资者多多少少和官场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李鸿章、张之洞时代那种几乎完全依附于官场的情况正在缓解。

1908年以来的新政给这一进程一大激跃,立宪运动运动和中国资本市场的扩大、对官僚阶层依附程度的降低,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由于缺乏足够的详实数据支持,我们沿用旧的论调,把立宪运动中思想的成分居于要中之要。

有一些迹象表明,清廷新政的部分意图,是想挽回废除科举后旧式功名者们的不满情绪,为他们开出一条继续参与到统治阶层中来的通道。各地咨议局成员,有旧式功名者占了将近9成。但出乎清廷预料的是,咨议局成了某种类似“政治反对派”的组织。旧势力以旧眼光来看待新势力,他们很难理解新势力究竟在主张什么,心理动因何在?因此它的反应往往滞后。要是他们能理解的话,自然会演变成新势力不在话下。乡绅阶层已经相当程度地西化了,拥有旧式功名并不等于崇尚旧学,对清廷的信心已经磨尽,而清廷仍以旧式乡绅视之,将他们当作自己的统治爪牙,以为此举会令乡绅们感恩戴德。清宫留下的档案对咨议局的评价十分负面,里头收录了许多舞弊、贿选、武斗等不堪入目的内容,从它给咨议局罗织的头号“罪名”:“构煽群小,讥侮朝政”来看,这些档案的可靠程度要打上许多巨大的问号。山西传教士报纸以热烈的欢迎态度,报道了山西咨议局的选举和议事场面,并称赞他们有英国议会之风,透明、奉公而举止得体。而日本观察家井三一郎对他所考察过的全国十二个咨议局作出评估之后,认为山西的组织良好度仅处于末流。

“立宪派”是个笼统称呼,他们构成复杂,既缺乏思想领袖,又缺乏组织领袖。但1908年情势大变,首先起因于梁启超和康有为的第一次分裂。

康梁这对师徒的思想,从一刚开始就存在显著差别,笼统而言,梁启超受英美的影响要比康有为深刻得多,代表着那个时代最纯粹的民主派,甚至被视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开山鼻祖。这位新思想的倡导者,同时也深深地为旧式情感所左右,尊师观念之深,举国少有。梁的公开言论总是要用康有为的论调来包装一番,将自己真正的思想隐藏在其下。他青年时代的那些文章,只有仔细研究,才能发现他究竟在说什么。真正的梁启超并不排斥革命,更不排斥共和。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非常悲观,却从未因悲观情绪丧失过行动热情。1908年,康梁之间爆发了一次非常不快的冲突,起因是慈禧死后,康有为以为有了回国的机会,想要率领保皇会(国民宪政会)回国集体投降清廷,继续做他的国师梦;而梁则认为应该做的是回国组建与朝廷唱反调的政治反对派,并促其政党化,把人民组织起来争取民权,为政党政治取代旧官僚秩序打下根基。

南京光复后,各省代表在江苏咨议局前合影

(南京光复后,各省代表在江苏咨议局前合影)

他一生从未试图去主导、操控过什么,总是以一位促进者的身份存在。敏于思而慎于行,生养卓如,乃中国之幸;而卓如之稀少,又诚中国之大不幸。

师徒反目虽未公开,梁启超却从此摆脱了康有为的笼套,按自己真实的想法来酣畅发言,按自己的主张来活动。他多次秘密回国,并与国内立宪派建立了普遍的通信来往。针对当时“人民程度不足”,立宪当缓行的普遍论调,梁启超引用孟德斯鸠的制衡理论以予回击:人民与政府出自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受同样的“政教”传统侵染,如果“人民程度不足”,那么政府的程度同样不足。过去十年的历史中,凡文明倡导,莫不先发自人民,由此可见,政府程度之不足较人民更甚。凭什么允许一个程度更加不足的政府继续把持国政,而不允许人民拥有议会制衡之?若任凭此政府继续翻云覆雨,他预言“则不出宣统四、五年,民变、兵变四起矣。”

才宣统三年,他的预言就应验了。

梁卓如

(热情与忧伤完美地统一在梁卓如眼神中,他能看到一百年后的今日么?)

梁启超扔掉康有为的外衣,露出自己真面目,立宪派迎来了真正的思想领袖。他赋予立宪运动人民权利代言人的责任,并暗示革命的合法性。立宪派遂点起为人民权利代言的崇高热情,发起了多轮声势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与结社行动结为一体,并留下“无代表、不纳税”的后手,准备在必要时发起抗租、抗税,给清廷予致命重拳。

立宪运动的组织领袖亦应运而生——张謇。他是旧官场的失意者和新实业的成功者,经营纺织业和粮油加工业,用实业的盈利来兴办教育,一部分系基础教育,一部分系技工学校。据国内外观察家称,苏、浙两省的咨议局是全国组织最好的两处。张謇身为江苏咨议局长,后发起咨议局联合会,独特的资历使他对旧官场的逻辑和新绅商的诉求都非常清晰,既深谙旧官场的路数,又能驾驭新式概念,很快成为请愿运动的领袖人物。与请愿运动伴生的是各式各样的立宪团体,名称各异,人员相互交叉,大抵可分为两派。

一是梁启超称为“朴拙诚实”的强硬派,如汤化龙、浦殿俊、谭延闿等人,在革命爆发后都迅速倒向了革命。二是“灵华巧黠”的温和派,他们面目不清,相机而动,张謇是这一派的代表。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的当晚,张謇正巧乘船离开武昌,他在江轮上目睹了火光冲天的景象,那时他还曾经建议两江总督张人俊调兵去扑灭革命。拳乱招致列强干涉,导致日俄争据东三省,德据山东,担心革命会将国家拖入长久内战和引来外国干涉,是当时人们的普遍担忧,革命党亦然。张謇急忙北上,呼吁朝廷速开国会、改宪法挽救,下罪己诏,赦免举事革命党,追究酿事官员,挽救内战危局。他警告清廷说,即便这一次侥幸镇压革命,也必有二次革命。当他的提议被轻蔑地拒绝后,于是马不停蹄赴上海秘会黄、宋,以及苏、皖、浙、沪诸省新旧人物,密谋联合起事,攻占南京。滦州兵谏后清廷接受兵谏条件,皇族全面退出统治中枢,并承诺年内开国会,改宪法。但此举丝毫也没有平息革命势头,反而使各省看穿清廷的脆弱,纷纷独立响应举事。而革命迅速赢得列强中立,并未带来人们担心的那种混乱局面。温和派们也动摇了,武昌革命政府已经成功地说服了海军起义,黄兴、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邀请,说袁停止内战,逼清廷退位,愿拥袁为未来民国大总统。独立各省纷纷派代表前往武汉,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讨论“待袁君反正”之事,北洋军一边进攻的同时,双方的秘密谈判也在进行之中。

朱家宝

(率部举事响应革命的安徽巡抚朱家宝。“这位云南人具备了中国人心目中最珍视的所有德行,他毫无畏惧,然而他忧伤。如果我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我也应该忧伤!”——威廉.埃德加.盖洛)

但革命军的谈判筹码还太小,袁世凯不是萨镇冰,只认政治利益而不能晓之于理,动之于情。能否促成和谈,革命一方还需要展示更强大的实力。攻克南京将使长江流域的革命形势连成一片,南方是主要的财政和粮食基地,北洋军虽然精锐,而北方政府数百年来全靠长江流域的粮食和税收养活,光靠华北和东北,北方也很难经得起一场南北对峙的战争。

我们不知道张謇从镇压革命迅速倒向革命的心理状态,这也不是历史的关键所在。革命爆发,源自革命党中的温和派,与立宪派中的强硬派相联手。但不久后,革命党中的激进派插手进来了,全面战争的阴影乍现,立宪派中温和派自然不甘人后,要遏制革命向全面战争演化。此乃历史大势,非一两人之意志,熄灭革命之火的举动已变得毫无意义,莫若顺应革命之势,使革命向温和方向发展。

主动迎接革命,组织联军攻克南京,把袁世凯逼到“南北议和”的谈判桌上,于是立宪派领袖张謇倒向革命,辛亥革命进入新的阶段——以战促和。

在张謇串联下,11月4日,南京新军统制徐绍祯、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全、各地商团、咨议局、各路民军同时举兵起事响应革命,想一举攻克南京。但除了上海获胜,江苏徐绍祯被“辫帅”张勋击退,撤往镇江;安徽革命军则陷入苦战。

于是张謇主动联系上海革命军政府,请在沪革命军进驻张氏家族的老巢大通,那里有他的诸多企业,并成功地把这支军队的司令换成自己的亲信。张謇为新的革命军政府制定了指导性政策方向:减租、减税、减息,酌情减免废除常年无力偿清的债务,既减轻农民负担,又促进商业信贷流通。新政策使革命军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支持,各路革命军虽初战不利,又转向夺取各州、县,务求每占领一处,必以得当的政务在当地站稳脚跟。

张謇倒戈远不是一份简单的“政治影响”,他给革命军带来了一整套老辣政治家的谋略,进不一哄而上,退不气馁消沉。暂时受挫后马上重整旗鼓,集中精锐兵力逐个解决各州、县,将革命军中战斗力低下的部队转为地方治安队,降低财政开支,力图减轻人民负担。南京的清军与外界的联系一点点被切断,直至变成一座无援孤城,落在苏、皖、浙、沪联军逐渐缩小的包围之中。

程德全

(首位旧督抚出身革命军都督程德全)

12月2日,南京终于被革命军攻破。

在张謇主导辛亥革命的这一个多月里,革命有了新的面目,南方各省的立宪派和旧秩序中的督抚、新军势力全线倒戈。新政策使农民和商人们从革命中切实地看到了改变了自己处境的希望,南方革命政府的合法性进一步地强化了。

新政策还给北方政府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南方有实力组建一个更得民心的新政府,也意味着南方正在筹划与北方进行一场持久对峙。袁世凯不是傻子,他明白南北对峙局面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极有可能同时失去南北双方。

但是,“不知崖畔”的孙文就要回来了,陈其美正在上海策划一场黎、黄之争,为总理的顺利回归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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