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共产党正统意识形态的崩解，中共对言论问题的处理也出现新的局面，一方面加固渔网，一方面放宽网眼，自由人士争取钻过网眼，也不放弃粉碎鱼网的斗争。
毫无疑问，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缺少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国家之一。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在中国，仍然有许多人（包括作家、记者）仅仅因为言论而被定罪被监禁。不过，对于这一点，我们还必须作出补充说明。
第一、正因为中国还没有新闻自由，外界不可能掌握到被拘禁的异议人士的完整数目，外界所能掌握到的数目多半是大大缩小的。
第二、还需指出的是，被拘禁的异议人士的数目并不像乍一看去的那么重要。那些抓异议人士抓得少的国家不一定比那些抓得多的国家更缺少言论自由，有时倒恰恰相反。
中共禁言，事前预防严于事后追惩
我们知道，压制言论自由历来有两种办法，一是事前预防，一是事后追惩。事后追惩意味着媒体在发表文章或消息前不交政府检查，这就大大增加了那些不为政府喜欢的文章或新闻得以公诸于世的机会，另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对那些它不喜欢的文章和新闻实行惩罚的难度，因为这些言论已经公诸于世，政府要惩罚不能不找出一点说得过去的理由，显然，政府不能为它不喜欢的每一种言论都找得出惩罚的理由，于是到头来，政府不得不容忍很多它不喜欢的言论，不得不容忍很多它痛恨的异议人士。而在异议人士方面，他们完全可以和当局斗智斗勇，一方面公开发布那些让政府头疼的言论，另一方面又让政府哑巴吃黄连，找不出理由下手。再说，总有一些勇敢的人们，为让真理昭示于天下而甘冒风险，明知要受罚也在所不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前赴后继。这就逼得那些讨厌言论自由的政府抓不胜抓，关不胜关，有时甚至只好搞绑架搞暗杀。政府搞暗杀固然卑鄙，但政府堕落到不得不搞暗杀的地步，说明它没有合法的手段直接控制异议人士和媒体，说明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说明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确实存在。共产党治下似乎没有异议人士被暗杀的事例，因为它还用不着。
相比之下，那些实行事前预防的国家就省事多了，例如共产专制下的中国。老式的专制政府对言论和新闻实行事前预防的办法是设立专门的书报检查机构，各媒体在发布文章和新闻前需将文章和新闻交给它审查。共产党政府不但设有它的书报检查机构（如各级宣传部），而且它干脆把一切媒体都直接抓在自己手里，派出党放心的人去领导去把关。这等于加了双保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让党不高兴的言论新闻压根就没有上媒体的机会，偶有漏网之鱼也不必都去抓起来关起来，只消动用党纪制裁和行政制裁差不多就足以解决问题了。互联网的发明无疑增加了管制的困难，特别是网友自己上帖，事前检查几乎不可能。为此，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网路监管系统，一方面，通过设置网路筛检程式对许多所谓‘敏感’辞汇进行过滤；另一方面，只要发现了有‘危险倾向’的文字便立即删除，必要时还可对上帖的网友事后追惩。所以，在这样一种实行严格事前预防的国家里，政府不需要关押太多的异议人士。事实上，目前中国政府监禁的异议人士，有不少是在互联网上或者在境外媒体上发布文章或消息而被监禁的，这还是托现代高科技之福，托对外开放之福，否则，他们连这点‘犯罪’的机会都没有，那政府要抓的人很可能也就更少了。如果我们把传统型专制对言论的事后追惩比作杀人，比作屠婴；那么，共产专制的做法则是在杀人和屠婴之外，再加上堕胎和避孕。其压制效果不但更严厉，更彻底，而且更不显眼，更有欺骗性。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单单凭异议人士被抓被关的数目去评估中国言论自由受打压的程度，那是很容易被误导的。
法律面前不平等的多元迫害方式
有不少人说，目前中国固然还没有言论自由，但是官方允许的言论尺度比以前宽多了。你看，某某的言论百无禁忌，如今也还好好地待在家里；某某的言论那么尖锐，可是有些文章居然也能上官方媒体。
这种观点虽然不无根据，但仍需要加以进一步的分析。必须看到，如今当局实行的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当局在处置言论问题时，并没有一把固定的尺子，而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同样一句话，张三说了平安无事，李四一说却被抓到牢里；同样一种观点，在北京说出来好像没问题，但要是在陕西说出来就会惹麻烦；你在今年被逮捕，罪状上却列举了你去年甚至前年发表的某一篇文章。另外，同样是被关押，刑期的长短以及狱中的待遇，也有诸多差异。如今当局在压制言论时，往往要考虑到多种因素，例如你在体制内有无地位，在国际上有无名气，你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网，还有你的地理位置，这中间也免不了有主事者的一时心血来潮或内部的权力斗争，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单单凭某些著名的异议人士的处境就得出结论，以为中国的言论空间已经比较宽松，那至少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力不从心，防守为主，又宽又严
再有，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共压制言论的手段是多样的，除了逮捕关押之外，还有种种其他迫害方式。譬如当年反右运动，右派份子基本上都是因言治罪，但是在五十几万右派中，正式逮捕判刑的是少数，有的右派是被开除公职，下放劳动；有的右派是降职降薪，强行调动工作；有的右派还被允许在官方媒体上露一露面，发表一点东西。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些没被关进监狱的异议人士都受到其他方式的迫害，绝大部分人被开除公职，剥夺从事正常工作的机会，并且受到警察公开的监控和骚扰；有的则被降职降薪（或者是该提级时不提级，该加薪时不加薪），剥夺上讲堂教课的权利，剥夺带研究生的权利，以及诸如此类。“六四”之后，当局压迫言论又多了一种新方式──放逐。一方面，当局把一些异议人士强行流放海外，另一方面，当局有一个黑名单，禁止海外的异议人士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放逐法，当局此举，是对它标榜的“依法治国”的绝大讽刺。
应该说，今日中国，当局对言论的控制既宽又严。
从表面上看，当局控制言论的尺度确实比以前宽多了，不要说比毛时代宽，就是和八十年代比也不遑多让，甚至还有过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好几条。
首先一条是八九民运的冲击。在八九民运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呼“要民主要自由”；“六四”屠杀更是激起普遍民愤，全国上下，不知有多少人破口大骂共产党。无论当局使出何种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整个地重新装进原来的瓶子里，因此，它不得不对许多“出格”的言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次是国际共产阵营的解体，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包括当局自己推行的经济改革，从理论上自己颠覆了自己原先奉为金科玉律的理论，这就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供了登台亮相的机会。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固然也在努力编制新的意识形态，竭力鼓吹所谓主旋律，妄图重新统一思想，但毕竟力不从心，不得不转到以防守为主的原则。这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在控制言论时，主要不是看一种言论是否符合政治正确，而是看它对现政权是否构成直接挑战。这就给其他思想和言论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再有，以“六四”屠杀为标志，中共政权失去了传统信仰的支援，转变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暴力统治意味着民众在政治上的消极冷漠，意味着普遍的犬儒主义，在今日中国，思想、言论的号召力远远比不上八十年代，这就增强了当局抵御批评的某种免疫力。暴力不那么在乎别人的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而不需要别人的认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简单地说，当局的脸皮更厚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它对异议的“容忍度”反而更大了。
但与此同时，当局对它不能容忍的言论采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当的压制措施。过去，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是全党公认的理论权威（在更多的时候则是由“伟大领袖”亲自定调），因为据说只有他们才能正确地鉴别什么言论符合主义，什么言论不符合主义。在那时，当局要取缔一种言论，总还要装模作样地讲出一番理由，为了表明自己的取缔是有道理的，常常还要把被取缔的言论拿出来公诸于世，让群众鉴别，共同批判。现在好了，现在的意识形态主管只需要丁关根（盯关跟）的水平，说取缔就取缔，说封杀就封杀，说抓人就抓人，不需要再说明理由，甚至于不需要正式下达文件，打个电话就算完，其他各种手续统统免了。如此说来，今日中共当局对言论的控制，一方面是比过去更‘宽’了，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更“严”了呢？
索尔仁尼琴的鱼群比喻
索尔仁尼琴说：“鱼群从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集体斗争，它们只是想怎样从网眼里钻出去。”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中，文网过密，网成了布，连小鱼小虾都在劫难逃，正像我在民主墙时期发表的《论言论自由》里写到的那样：“普遍的迫害带来了新的和解，普遍的软弱形成了新的力量，普遍的悲观产生了新的乐观，普遍的绝望唤起了新的希望。空前的历史倒退为真正的历史进步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它反倒激起了鱼群共同奋斗，争取粉碎鱼网。“六四”屠杀暂时压下了民众的反抗。此后的中共，一方面加固渔网，一方面放宽网眼，于是，很多自以为聪明的鱼又重新以钻过网眼为能事，放弃了粉碎渔网的斗争；少数异议人士继续冲击渔网，奈何势单力薄，一时间形不成足够强大的压力。这就造成了当前的局面。
严峻的问题是，如果听任这种局面持续下去，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这种局面到底还会持续多久？不要对我说，其实大家都还是很热爱自由的，只不过采取了比较委婉曲折的追求方式而已。因为今日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有太多的人只想和自由偷情而不敢和自由结婚，这就是自由在中国至今尚未落户的原因。自由女神很高傲，你若不敢明媒正娶，她是不会进你的家门的。
2004年11月2日
转自《观察》11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