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敖大陆行
1、玩世不恭的机会主义
不止一位朋友打电话来问我对李敖大陆之行有何看法。其实，半个月前，一位来自北京的学者和我聊天，就特地讲到李敖。他说：“李敖这两年在凤凰卫视的节目里大肆美化中共专制，诋毁自由民主，影响坏透了。这次又要到北大清华讲演，还不知他会讲出多么可恶的话来。”我说：“李敖不是说他要讲自由主义吗？李敖又不傻，他干嘛不趁机讲点好听的呢？”李敖在北大讲演后，立刻有民运人士在网上发表文章称赞不已。我真想告诉他：别急着喝彩，没准下一番讲话他就让你难受得恶心呢。
还在李敖赴大陆讲演之前，海外中文网站《华夏文摘》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晨寒”的文章，最后讲到：“李氏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开始他的大陆之旅，并声言要对北大学生讲讲胡适的自由主义。一方面在政治上对当权者献媚效忠，另一方面对大众迎合取宠，对知识界投其所好赚取廉价名声，再加上为背后传媒资本发挥不言而明的广告效应，其苦心谋划，不亚于政客的精明和商人的狡猾。这倒也合乎李敖一贯的行事方式和哲学。”可见，早就有人预料到李敖这次来大陆的讲演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同时讲出完全不同的、彼此正相矛盾的两套话语。
应该说，对于李敖的机会主义性格，很多人原本是了解的，只是一般人仍然低估了他的机会主义程度。一般人仍然习惯于把李敖看成是具有某种主义和原则的人，所以他们才会对李敖的讲话常常感到出乎意外。你刚刚写文章否定了他，殊不知他却又讲出一些话让你不能不有所肯定；你那里掌声未落，他马上又讲出一些话让你觉得不骂不行。所以很多人不得不刚批了又赞，或者刚赞了又批。也有一些人坚持批判李敖，正如有些人一直坚持赞美李敖。不过，不论是一直赞美者还是一直批判者，他们总是引用李敖的某一部分言论而回避另一部分言论；他们不能不回避另一部分言论，因为只要你兼顾李敖的全部言论，你就无法只批不赞或者只赞不批。也有一些人试图对李敖的各种言论作通盘考察，找出所谓李敖的“真实思想”。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是愚蠢的。因为李敖言论的基本特点就是它的无原则性，也就是说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原则。李敖可以讲各种主义各种原则，但实际上他对什么主义原则都不信。李敖就是彻底的玩世不恭。早年的李敖是愤世嫉俗的。我尝说：“从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其间只有一步之差。”李敖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赞美李敖的人，主要是依据他在北大的讲演。在那场讲演，李敖讲到言论自由，讲到自由主义。但正如一位网友所问：“李大师为什么把在北大的那些话憋在心里十几年不说，一直到了北大才说呢？”毕竟，你无法让人相信，此前的李敖，多年以来在台湾多次发表粉饰中共专制，为“六四”杀人辩护的言论，原来都是处心积虑，打定主意，放长线钓大鱼，诱敌深入，曲线救国，玩苦肉计，忍辱负重，伪装无耻，以便骗取我党信任，从而迎来这一天，作为中共的特殊嘉宾，荣登北大讲坛，打它个番天印措手不及。
李敖当然不是伪装无耻，玩苦肉计，他不过是机会主义而已。因为李敖什么主义原则都不信，所以他什么主义原则都可以讲，他可以昨天讲一套，今天又讲完全相反的另一套，他甚至可以在同一场合中讲出完全不同的而且彼此矛盾的两套观点或主张。李敖讲话不在乎逻辑，不在乎前后一致，不在乎左右互搏，自相矛盾。李敖的思想和言论没有一贯性，但李敖并非人格分裂或精神分裂。在哪一种情况下讲哪一套话，对哪一种人讲哪一套话？李敖自有他的算计。其考虑无非个人名利。怎么讲更能扩大知名度，怎么讲更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他就会怎么讲。
因此，并不奇怪，虽然李敖讲到言论自由，讲到自由主义，但是，大陆的绝大多数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不论是在国内的还是在海外的），要么对李敖持批评态度，要么不予置评，极少有高调赞誉的。因为我们认为他不配得到赞誉。英文CREDIT一词，意思是称赞、光荣、信誉、信任、信用，等等。这就是说，CREDIT不但意味着夸奖称赞，还意味着相信、信用，这就是说赞美本身包含着信任。李敖的问题就在于他缺少信用，缺少信誉。我们认为不应该把信誉给与一个没有信誉的人。如此而已。
2、不是李敖被我们误解，而是你们被李敖捉弄
李敖对六四的看法是最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在这次北大演讲中，李敖列举了自1932年以来，包括美国、德国等多国政府以军队镇压示威群众的事例，强调政府无法容忍民众占领中央政府广场，然后，他又讲了一句话：“全世界任何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是王八蛋”。于是，许多人就说李敖对六四屠杀表示了强烈谴责。更有人找出八九年六四后不久李敖写的文章，提及六四，李敖写道：“试问为了保护政权，哪国又不开机枪开坦克？”“人类翻脸维权的凶残，又何国无之？”以此证明李敖对六四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这种看法包含了诸多混乱，须一一澄清。
首先，李敖说：“全世界任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开枪镇压，都是王八蛋。”“人类翻脸维权的凶残，又何国无之？”这话看上去是对中共的谴责，其实何尝不也是为中共的开脱（有网友评曰：“都是王八蛋等于都不是王八蛋”）。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特地指责中共这只黑乌鸦呢？
其次，李敖所举美国政府下令开枪镇压抗议民众的例子，与事实不符。早就有人写文章据实反驳。但李敖却既不回应，也不更正，继续以不实的信息误导受众。
再者，众所周知，在民主国家，民众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还有定期的民主选举，因此，他们完全可以通过上述方式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以及更换政府。在这一前提下，如果有抗议者做出危害秩序的行为，政府有权用强力制止（至于其强力措施是否适当，另当别论）。在这里，民主政府制止的只是示威活动的违法部分或危害社会秩序的部分，民主政府只是维护秩序，并不是要镇压和剥夺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通过选举更换政府的权利。中国的“六四”则不同。在中国大陆，民众根本没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更没有通过选举更换政府的权利）。“六四”开枪决不只是“清场”，而是镇压与剥夺人民和平表达异议的基本权利。两者岂可相提并论。
眼下就有一个近便的例子，去年台湾大选，部分泛蓝民众拒绝承认陈水扁当选总统，在总统府前发动大规模示威抗议，后来，台北市长马英九下令警察驱散“盘踞不去”的示威者。在这次清场行动中，政府没有使用具杀伤力的武器，更没有以“颠覆罪”、“叛乱罪”或“反革命暴乱罪”大肆抓捕和监禁示威者，没有去揪什么“幕后黑手”，也没有禁止媒体报道，取缔新闻自由。还须提及的是，在这一事件中，泛蓝示威者反对的是当总统的泛绿的陈水扁，而派警察驱散示威者的却是当台北市长的泛蓝的马英九（马英九当然是投票给泛蓝的连宋的）。所以你不能说这是被逼急了的政府在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力，你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纯粹的旨在维护秩序的行动。此一李敖亲历之事件，恰恰是对李敖所说“全世界任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都要开枪杀人”和“人类翻脸维权的凶残何国无之”的有力否定。
众所周知，就在六四之后不久，在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蒙古等共产国家，也发生了类似于八九民运的大规模民主运动，示威者也是“盘踞不去”，但是那里的共产党政府都并未开动机枪坦克车镇压，而是接受了民众的民主要求。可见，即便是共产党政府，也并不是遇到这种情况都要残暴镇压，都要当王八蛋的，可见并非任何政府都是王八蛋。这里还不提当年菲律宾和南韩的和平革命和近些年来的颜色革命。
请读者务必注意。李敖的讲话可分成两个句子：（一）全世界任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开枪镇压，（二）全世界任何政府这个时候都是王八蛋。两句一并说出，或许有谴责之意（？），但如果只说第一句而不说第二句，那效果就完全两样，那就成了无耻的辩护。除开八九年那篇文章和这次北大讲演这一头一尾，在过去十几年间，李敖在讲到六四时，恰恰就是只讲第一句，不讲第二句。
这就叫绍兴师爷的刀笔功夫。绍兴师爷的刀笔功夫十分了得，其秘诀是“反覆颠倒，无所不可”。描述一桩案子，多说一句或少说一句，加几个字或减几个字，甚至同样的语句一字不改，只消变动一下次序，便可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譬如王斌余杀人案，他若是只说“法理难容”，那给人的印象是他主张判处死刑；他若是只说“情有可原”，那给人的印象则是他主张免除死罪；他若是说“法理难容，情有可原”，那给人的印象还是赦免死罪；他若是说“情有可原，法理难容”，那给人的印象又是主张判处死刑了。孤立地考察这两个句子“法理难容”和“情有可原”，意思都不错，但是，说哪句不说哪句，先说哪句后说哪句，就可以造成截然不同的效果。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敖多次发表言论为中共六四开枪辩护。我手头就存有两个现成的文本。其一是安徽的沈良庆发表在我们《北京之春》上的文章，作者讲到他在1998年2月16日听李敖在美国之音就六四事件发表看法，称“六四”开枪合情合理，并举例说美国政府也开枪杀人。沈良庆把这些话转告丁子霖，丁子霖直斥其为法西斯主义。
其二是我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李敖讲话代表新党吗”。在2000年1月24日北美《明报》“专访台总统候选人系列”栏目下，刊出该报记者对李敖的采访。其中，李敖讲到：“我觉得中共处理六四是对的”，因为“学生老盘踞着不肯走”。他还举出美国政府在1932年和1950年两次向示威群众开枪的故事作类比。在谈到当今中国的贪污腐败，社会不公，李敖说我们要“给时间”，“自然会改变”。谈到现今中共领导人，李敖说“已经不可能更好了嘛”。李敖的这类观点，我先前就听说过不少，只是这一次他是以新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讲出这些话，我以为有损新党形象，才特地写此短文对这些观点加以批评。仅仅是上述两个文本便足以证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李敖是怎样无耻吹捧中共和为六四杀人辩护。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在过去十几年间，李敖讲到六四时只说“全世界任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开枪杀人”，不说“任何这样做的政府都是残暴的，都是王八蛋”。他要传达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为中共六四屠杀开脱罪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过去一直对李敖的这种说法持强烈批判态度的原因。这次北大讲演，李敖添补上了后一句话，于是很多天真的朋友便以为我们原先的批评纯粹是“误解”，是未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博大精深的李敖思想。错了，错了。不是李敖被我们误解，而是你们被李敖这个绍兴师爷所捉弄。
3、台湾的326和大陆的六四
文章还没写完，新的例证又来了。李敖一回台湾就批评马英九。李敖质问：马曾口口声声说要为六四平反，但去年三二六大游行却下令“依法解散群众”，这不正是“伪君子”吗？
读到这段报道，我感到很吃惊。我吃惊于李敖的大胆，他竟然敢把台湾去年326马英九派警察驱散总统府前“盘踞不去”的泛蓝示威民众一事和大陆的六四相提并论！我在前面刚刚指出（几天前写的了），去年台北的326事件正好是和八九年北京的六四完全相反，“恰恰是对李敖所说‘全世界任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都要开枪杀人’和‘人类翻脸维权的凶残何国无之’的有力否定”。李敖对此当然是清楚的，否则，他为什么在北大讲演中要舍近求远，不拿发生在去年台北的这个众所周知的事件当例证，而要把遥远的三十年代的一般人不清楚的美国的事情当例证呢？想想看，如果李敖在北大讲演时把326和六四相提并论，那会造成什么效果？
我相信，台湾也不会有人把326事件和六四相提并论，等量齐观。那么，李敖为何还要把这两件事扯到一起呢？目的无非两个：马英九坚称“六四不平反，统一免谈”，共产党很恼火，李敖要帮共产党，所以要专拣这句话来批马；另外，马英九对326事件的处理方式在台湾泛蓝方面一度引起争议，想来有些泛蓝人物和民众至今对马英九还有些耿耿于怀。李敖批马英九伪君子，是为了投合这些人的情绪，扩大泛蓝内部矛盾，削弱马在泛蓝阵营的力量。李敖这话本身是荒谬不通的，但却暗含有迎合与刺激某种情绪的作用，一箭双雕。这种话也只有李敖讲得出，因为李敖在台湾政坛的角色就是打烂仗。
严格地说，李敖的精明不是政客式的精明。李敖算不上成功的政客，你只要看一看他当年在替新党竞选总统时得票多惨而且给新党的形象带来多大损害就行了。后来李敖当选立法委员，分析家认为主要是靠那种赌烂票。我们知道，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治家关心的是下一代人民，政客关心的是下一次选举。其实当政客也不容易。当政客就必须会算计选票，一个成功的政客总要有自己的选民。尽管人们常常批评政客不讲原则或反覆多变，但毕竟你不能太自相矛盾，太反覆无常，太变色龙，太没有可信度，太没有可预见性，以至于让别人根本不知道你下一句会说什么下一步会做什么，让选民无所适从，无法认同，这样你怎么能指望别人投你的票？或许有不少人都乐意利用李敖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言论打击自己的对手，帮自己出出气，但是有几个人愿意或敢于让李敖做自己意志和利益的代表呢？这就是李敖有过很多读者却只有很少选民的原因。
4、“不是奉承久，哪得规格高？”
在我所见到的赞李文章中，黄河清的“李敖雪耻——闲说李敖北大讲演”一文颇有代表性。
黄河清写道：尽管有很多人“完全能比李敖讲得更好更深刻更切中时弊，但可惜不可能上北大讲，即或上了北大讲，也会被阻止中断。只有李敖有办法！李敖以一介布衣、一介书生之身，做到了让北大以如此正式、如此隆重、如此规模、如此公开的方式邀请来作演讲，演讲的内容如此反动的恰如其分不轻不重又轻又重，让当局虽然坐卧不安却又哭笑不得、奈何不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不要不服气，你试试！”
这正是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正是，李敖凭什么能得到共产党的特殊信任，被邀请在大陆最好的三所大学的讲坛发表讲演，讲演内容事先无需接受官方审查，还由书记校长作陪，还有凤凰卫视现场直播？诚如作者所言，李敖既不是外国政府首脑，也不是党魁，又不是世界级的学者文豪或共产党的重要商业伙伴或外交伙伴。总之，李敖并不是共产党不得不盛情邀请并予以高规格待遇的人物。李敖只是一介布衣一介书生，如何能受到世界上最大的专制政府的如此礼遇？
这当然不是因为李敖书出得多，牢坐得多，钱挣得多，女人玩得多。另外，这当然也不是因为李敖象某些人所称赞的那样，坚持几十年如一日，知行合一，反抗专制，鼓吹自由，一身傲骨，威武不屈。不错，李敖有过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历史，也有过自由主义者的名号。但是这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共产党盛情邀请的真正理由，否则，那个把他当贵宾邀请来的共产党岂不是太开明太自由化了吗？你以为共产党是谁？
一位网友说得好：“不是奉承久，哪得规格高？”李敖受此殊遇的原因恰恰在于：他一方面在不少人心目中仍然享有自由斗士的美称，一方面却又在过去十几年间不断发表言论粉饰中共暴政，诋毁自由民主；而正因为他顶着自由斗士的光环，所以使得他那些粉饰中共暴政，诋毁自由民主的言论格外有影响力。这就正像在八十年代，共产党要专门邀请那些当过右派的人现身说法为中共辩护一样。
在今日之中国，举世闻名的抗萨英雄蒋彦永依然受到监控，比江泽民胡锦涛革命资格更老的李慎之因为力倡自由主义而被打入冷宫，张林仅仅因为在海外发表文章就一次次地被关进监狱，艾晓明教授只是对太石村村民的维权活动表示关切就遭到地方政府派人殴打甚至制造车祸假像企图置于死地，更不用说那千千万万的访民、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拆迁户，还有法轮功成员和家庭教会成员等等的遭遇。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身居海外自由世界的知识分子，只要他稍有良知而常常对中国的政治公开发表意见，他就不可能不遭到中共当局的嫉恨——起码也是猜忌，他就不可能得到李敖所得到的那份特殊的信任。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难道不是吗？一个文人，要说出多少无耻的话才能赢得我党的那份特殊的宠幸啊。
当然，比李敖无耻的大有人在，但他们可惜没有李敖一般有才。就这样，比他无耻的人没他有才，比他有才的人没他无耻。所以李敖就成了独一无二。李敖说得出口的话我们就是说不出口，这不用试，我们服气得很。
5、我们要向流氓学习吗？
其实，黄河清知道李敖这次的成功是建立在过去的无耻无赖之上，所以他文章的题目就是“李敖雪耻”。黄河清说：“李敖这次北大演讲雪了以往混蛋之耻。”这就未免自作多情了。问题是，你认为是“以往混蛋之耻”，李敖自己也认为那是“混蛋之耻”么？玩世不恭的李敖只会认为以往那样讲是对自己有利的，现在这样讲也是对自己有利的，因此以往也对现在也对，根本没有耻不耻的问题。黄河清明知李敖正是凭着他的无耻无赖才取得让他们钦羡不已的伟大成功，而黄河清却又劝李敖“勿再蒙羞无耻，还原丈夫真面目，重作顶天立地人”，那岂不是要他自废武功？岂不惹他讪笑？笑你too simple，too naive.黄河清观点的代表性在于，他从李敖的成功得到启示。那就是，因为共产党是流氓无赖，所以你也必须学会流氓无赖才能战而胜之。“一味绅士不仅无用，反要吃大亏的”。国内的关天茶舍网站上有一篇署名“我是刘支书助理”的网文，名曰“比流氓更流氓——换一只眼睛看李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看来，北岛的名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如今要倒过来理解了。按照这些朋友的高见，在中国这样的环境下，你压根就不要去高尚，因为高尚是死路一条而且默默无闻没多大作用。你必须学会卑鄙，因为只有卑鄙才行得通，而且——这倒是个最新重大发现——只有卑鄙才能够担当改变专制建设民主的大任。
其实，那些赞美李敖流氓无赖的人本身就自相矛盾：你们自己还远远没有混到李敖那个份上，怎么就对李敖的自由化言论公开赞美，从而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呢？按照你们的逻辑，在现阶段，你们应该努力伪装无耻才是。你们应该对李敖的自由化言论作愤怒状，起码也必须保持沉默，好让党高兴，让党放心，取得党的信任，以便等到某一时机再打番天印不迟。
然而这又引出两个问题：第一，你怎么有把握能遇上象李敖这样的好时机呢？毕竟，这样的时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连70岁的李敖在69岁之前自己也不知道他会遇上这样的好时机。就在几个月前，李敖不是还在那里宣布他不会来大陆吗？如果没有连宋的大陆之行以及在北大清华讲演的先例等一系列偶然因素，李敖也不会撞上这个大运。如果你总是遇不上这样的时机，你一路伪装无耻下去，到头来不就弄假成真，成了真无耻了吗？试问你的良心如何安宁？人家李敖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人家不是在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玩苦肉计，所以从没有良心的负担，人家活得很轻松，人家本来就是玩世不恭、机会主义，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哪儿遇到哪儿发财。
第二，假如大多数人都深得所谓李敖秘传，个个在那里伪装无耻，李敖的自由化言论还有谁鼓掌谁喝彩呢？须知，流氓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人不是流氓的基础之上。如果学流氓的人多了，连流氓式的成功也不可能成功了。倘若大家都立志学流氓，那么，我们和专制的矛盾确实会消除，但那不是我们改变了专制，而是专制改变了我们。看一看我们身边倒下去的共产专制政权吧，有哪一个是靠流氓颠覆的呢？我能够想像一个专制的千年王国，那就是大多数人都一身流气，玩世不恭。
《北京之春》2005年11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