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常常有恶梦缠绕，惊呼着醒来，阿珍在我身边，阿珍把我揽在怀里，她让我细说梦里的情景。我告诉她，那些人在恶劣地追我，在恐怖地审讯我。阿珍用心地听着，神色很安静。如此多次，我还能有被逼迫的梦境，但不同的是，我不再惊恐，我似乎在梦中演绎多种可能的困境，并渐渐熟悉了应对的从容。
我告诉阿珍，贤斌是我高中时代的好友，毕业那年，因为品学兼优，学校推荐他免试入青年政治学院，他放弃了，自己考入人民大学。他爱自己的国家，希望多为改革中的中国作出自己的努力。贤斌说，欧阳，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和更多人一起来努力。我说，好，大家一起努力。十来个有共同愿望的同学结拜成兄弟，写信、借书，如此而已。
阿珍问：“贤斌和我，你更爱谁一些？”
“这是一个傻问题，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是我的爱人、妻。”
阿珍很满意，说：“我们生个孩子欢迎他归来。”
二月的夜很寂静，雨淅淅沥沥。
“如果是女儿，就叫若雨，安静、纯洁如天使；如果是儿子，就叫若宇，心胸宽广，顶天立地。”
1993年10月，若宇降生，贤斌也出了牢门，他在北京盘桓了一些时间，与李海他们相见。
11月某日下午，我正给学生讲苻坚八十万人众猎狩江南遭遇谢安谢玄于淝水的历史，教室外有一位戴宽沿黑礼帽瘦长身材的先生在专注听我言语，我踱到门口细看，啊，是我的贤斌兄弟。我让学生们自习，飞跑出教室。
阿珍抱着刚满月的若宇高兴来见面，然后去张罗饭菜。贤斌瘦了许多，但英气不减，依然健谈，说着话就把腿脚蜷上了沙发。他说：“这叫坐板，里面养成的习惯。”他把腿脚放下来，一会儿又蜷曲了上去。
第二日，和贤斌进城，我对他的短波段收音机有很大的兴趣，他送给我，同时还有两本书。复印本是阮铭先生写的回忆录，记叙胡耀邦先生和他年轻的助手们的改革努力以及如何被邓小平的亲信排挤的一些事情。另一本是《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毛泽东氏是否淫乱，并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需要明确的是，他连他自己是谁都不能知道的时候，又怎么可能拯救亿万人民呢？
听收音机成了我新的阅读方式和生活内容，美国之音，BBC，法国广播……来自世界另一面的消息铺天盖地。李泽厚和刘再复两位先生关于“告别革命”的访谈，好象就是在那里知道的。1990年代以前的人们，都知道什么是“收听敌台”，已及将遭受怎样的专政，“中央人民尜尜盐菜”的目的只有一个，用自己的药剂填满每一颗人头的每一根神经，是实现共产专政方便的有利武器。且不管它，待阿珍与小若宇睡去，我便耐心地调试，然后让自由、清新的气息吹进我的心里。
1993年中国文学的成就在陕西，贾平凹的《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塬》。
贤斌先给我带来的是《白鹿塬》，那历史和文化的真实、厚重，非同一般。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再看它一遍。
《废都》是贤斌和我在遂宁大东街上溜达时买的，不好意思，10元钱，是盗版。我读过贾平凹著的许多书，我几乎象喜欢路遥那样喜欢他的作品，我觉得那时他就是走在和路遥相同的路上。我以为，《废都》是贾先生文化和思想成就最高的作品。四大名人，书、画、戏剧、文学，各有一专，吃、喝、赌、嫖各擅一长，他们和它们，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代表。概言之，名为仁义道德或文化，实为男盗女猖，这就是中国的国粹，这古国的文化和古国的都，把人都埋葬了，留下的只该是断壁残垣，它的出路只能是庄之蝶最后希望去到的地方。庄之蝶沉疴较深，那么谁能够负载突围去南方的命运，谁就是新的希望。我和贤斌有相同的意见，那不是一本宣扬色情的书，那是“河殇”的另一种形式。贾先生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那是另外一回事，一部作品问世，读者把它怎么看，那是读者而非作者的意思。
12月末，贤斌酬了一笔钱，在成都荷花池西区租赁了半个批发皮鞋的摊位，邀我同去，说是一边挣钱，一边读书学习，还希望寻到一些朋友。我在行李里中装了不少书籍，告别了阿珍和小若宇，往成都去。
我们先住贤斌妹妹家，待能够自立时，转到八里庄租赁房子。那更多是一种体力活，好在我们都能吃苦，那半年的鞋市，人们比较惊讶和熟悉两个“眼哥”负重的身影。看书的时候并不多，只好在摊位上抽时间看看《参考消息》，生意好的时候，晚上我们到建设路沙河电影院看电影。我不记得我们看过几部什么片，但贤斌绘声绘色讲《阿甘正传》，然后学阿甘走路、骑车的姿势，至今忘记不得。我自以为如阿甘的笨拙，便自那时开始。
希望生意好时能轮流学习，或者让贤斌专心干其它事，我们又邀了一两个人去。想了很多办法，生意总难如愿，他就来往于遂宁和成都之间，推销一种叫芒果茶的饮料。贤斌的第一位女友等到了他出狱，但荷花池一个卖鞋的，怕是配不上省教委领导家的千金。陈明先很快出现了，让我为他大大的欢喜。
偶尔进书店一逛，人们都在说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我和贤斌都翻看了一下目录，觉得很虚妄。马教已经吸引不了人们的眼球，乞灵于民族主义来作麻药，这叫金蝉脱壳，民族主义就甚嚣尘上了。其实，中国敢不敢说不，可以借助于那个“南巡讲话”去分析，江氏们昏头昏脑，以为矮邓真的要和资本主义斗争到底，就大嚷着要对抗。矮邓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他的所谓对抗，其实如毛氏的自力更生，人家实行封锁，不跟你玩，你不自力更生你能干什么？现在人家要制裁，只好说要对抗，其实那不是真的对抗。所以，当萨达姆跳出来时，矮邓一矮身，钻一条缝，制裁就开始松动。江氏们看不明白，甚至要找一个中国“戈尔巴乔夫”来给晦气，结果当头挨了一棒，“不换思想就换人！”换的人太多，算了吧，等着他换脑筋。那时候我们就看《防左备忘录》。江氏似乎明白了点什么，组织人编写了一本《当代科学基础知识干部读本》，春节的时候，杰皮借给我。那本书其实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另一种说法，“我们”的卫星不够多，“我们”的武器还差劲。说什么不呢！但民族主义这张膏药不能丢，让“民间”去张扬，那代表着“我们”的利益。共产的名头在人们的生活中淡化着，但是披着爱国和民族主义之皮的共产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污染，却因为共产党依然牢牢地把持着左右人们意识的宣传工具而继续着，对它的警觉和清理，需要更多的思量和努力。
1994年5月，贤斌北京去了，我把生意支撑到8月末，摊位涨价，资金不足，没办法可想，我败退回老家去。
2007年1月3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接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