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25日
袁鹰明明此我早两天来报到的,我却成了第一个到达京西宾馆的大会代表。大会工作人员已经相当忙碌。王南宁和往常一样精神饱满，喜形于色，像刚刚起床并且知道会领到一份节日礼品的孩子一样。但今晚她好像还得到一份意外的礼品，悄悄对我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我。我猜得出是什么，因为在《人民日报》已从小道听到一些。
晚饭后，她来了。果然是那个消息，不过详细得多。二十日中央书记处几位领导同志对这次大会的、也是有关文学界的谈话，概而言之，是创作自由和民主选举。当然是莫大的喜讯。这次大会选择的时间实在是太好了。
我并未因一个中国作协的书记何以连作协一般工作人员中都传遍了的这件大事竟然一无所知而感到吃惊或不快，因为这几乎已成为常规，而常规就是应该心安理得地承认和接受的。这几年，有几件大事是经过我们讨论过的呢？我可以到外省采访半年，不至漏掉一次书记处会议。漏掉，也不足惜，因为多半无非是通过一厚本申请入会的名单而已。
缺乏民主习惯已成为一种习惯，所以既不足怪，也没有什么人可以责怪。
知道今天是唯一一个自由的晚上，便到月坛北街去取一位朋友捎来的药品。没有早去，是因为京西宾馆离那里近得很。乘小车，往返二十分钟足矣，我却整整花了两个小时。四路车，久等不来。改乘地铁，又等了半天。十五路过去两辆，都是“区间”，空车开走，尽管站上已站满了去儿童医院“以远”的人。改乘十九路，售票员又未告我应在“月坛”站下车，坐过了一站。最奇怪的是归途等一路和四路车，整整二十几分钟，两条线路不见车影!我本已学会逆来顺受──用等车和乘车的时间构思下一篇文章；今天却烦躁得很，什么也想不下去。只有一个念头：这两小时我可以写多少封复信啊！
东西没有取到，但小有收获：会见了两位青年读者，姐姐是工人，诗歌爱好者，喜欢四川的《星星》，很爱叶文福的诗，问我为什么几年不见这位诗人的新作？《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究竟有什么错误？……他犯了什么罪呢？
我只能告诉她：听说近年来叶文福又写了很多好诗。总有一天你会在报刊上读到的罢。
完全出于偶然，竟和作协代表大会连上了。出来随便走走，无意之中就能碰上真挚的读者。这难道不是中国作家和诗人的幸事吗？
完全没有想到，今天竟是圣诞节。半个世界此刻正在那里狂欢，我却一个人在京西宾馆的五层楼上发呆。若不是来了三位老乡，就会更寂寞了。张笑天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胡昭在暗处没有看清。顾笑言是在《小说月报》的照片上认识的。三人竟有二“笑”，也是个好兆。粗粗一谈吉林文学界，就不免说起叶文福以外的另一位青年诗人。
1984年12月26日
上届理事会的一百四十三人中，已有十四人去世。上午到会的理事，仅八十余人。下午又降为七十余人，勉强过半。周扬和冰心卧病不起；缺席者多数是因为年老体弱，或因有要事在身；但也有因其他原因不来的。
新疆代表、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这时已写完一首短诗，叫《冬天流着泪走了》：“春耕季节已来临，大地处处春光明媚。唯几片残雪还躲在阴暗角落，那是冬天流泪的脸，那样悲伤，那样憔悴。它是流着泪走的。也许，离别对它是很痛苦的，不然，它怎能轻易下泪？”
理事会上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名单。
李宁送来《三月风》。好不容易，终于出来了。我的《中国有个唐安华》，一万余字，误植竟有十余处之多，有的把意思全搞反了，读者又不能察觉。校对者不全是疏忽，有些是自作主张改错的。西安前市委书记陈元方竟排成“陈之方”。我只能向人家道歉了。一个晚上的情绪被破坏了。可见，办刊物，用人必须十分强调精。
我对门，住着李国文和吴泰昌，张贤亮、冯骥才、李陀是常客，进进出出，高谈阔论，甚是热闹。我忍不住也过去闲聊。张洁也来凑热闹了，因玉体欠佳，便躺在床上发言，大开我的玩笑，似欠友好，房问号“516”，于是戏称为“五一六俱乐部”。
1984年12月27日
按原定日程，今日应继续开理事会，因昨日已选出主席团， 似乎无事可理了，今天便闲了下来。
开始听到一些省份文学界新的情况。全国各省区文联、作协班子与文学创作发展的情况真是太不平衡了。东三省文学界不存宗派，同某大市与南方个别省份几年来明争暗斗闹得不可开交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此。甘肃省虽地处边远，文联与作协的班子之团结、思想之解放,居全国前列。不料在去秋那一阵冷风以来却屡遭不幸。最近，两位党组书记皆被免职。美学家、画家、作家、兰大学生中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高尔泰竟不准讲课、不准招研究生、不准出书、不准发表文章。当得知他要离去时，又恐于己不利，赶忙以优厚物质条件相诱，但高仍去了四川。学生要求他作一次告别演讲，告示贴出，竟两次被撕毁! 但小人们却无力破坏那次演讲空前热烈的动人场面：只容四百余人的台阶讲堂，挤进七百余人。地上、窗外，处处都坐满了听众。那位有权压制和反对他的人，如果不久荣转时，可也能有幸享受一下这样的告别？
全国总的发展趋势是令人欣喜的。比加河北，我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大的变化。那是一个十年浩劫中遭灾甚重，至今“左 ”的流毒仍很严重的省份，而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和书记高占祥竟能对文艺发展给以极大重视，实在出人意外。他们称作家为 “国宝”；鼓励文学青年自学成才和成立文学社团，还提出建设“文学第三梯队”；要求文艺评论以“浇灌鲜花”为主，大兴求实、团结和争鸣之风。五月召开的全省中青年文学创作座谈会，省委书记高占祥到会六天，与大家朝夕共处。十一月的全省业余文学创作座谈会，高扬与高占祥又一连三天出席会议。作协分会全年经费原来只有一万五千元，省委拨款十四万元支持。省委领导同志还倡议设置“河北文艺振兴奖”和成立“河北文艺振兴奖基金会”，高占祥任名誉会长，亲自召开会议筹集基金。两位书记首先捐款。现已筹集基金五十万元，估计很可能超过一百万元。
刘真和铁凝住的房间号码不太吉利──“913”，好处是令人牢记不忘。刘真是我的老朋友了。铁凝则只在八三年的一次发奖会上在我眼前闪过一次，只记得脸红红的，发黑黑的，比现在要胖，而现在则此那时显得成熟了。刘真使我高兴，因为她仍然保持着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少有的生活激情，精神也比前两年旺盛多了。我是到“913”看两个人的，不料却找到两匹马。刘真刚刚为《长城》写完报告文学《一匹马的冤案》，故事离奇得只有中国人才能信以为真，实在太有趣且发人深思了。铁凝也有一匹马，也是报告文学的主人公。在《美从东方来》中她写了一位伯乐发现千里马武宝信的事，现在这匹马却面临被伯乐宰掉的危险！
也是河北省的特点吧？她们为本省刊物《长城》拉稿的精神也很惊人。
我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看来也是许多代表的想法。既然现在发给大家的第四届作协理事候选人名单是九月十四日以前各省提出的，不完全符合中央现在有关选举问题的指示，况且当初有些省份名单的提出也并末通过民主程序，就应设法弥补。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扩大这个名单，这样，代表们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原定差额20─25%，若扩大为50%就比较合理了。
在那次主席团会议上，我发现一些老同志也主张作协新的领导班子中要有一些中青年。
萧军同志说：“我希望一代比一代强。我过去就提出过‘文艺上的布尔巴精神’。塔拉斯·布尔巴是果戈理小说裹的一个人物，他看到儿子超过自己很高兴。选举不要有条条框框，照顾这个，照顾那个。搞民主，我首先赞成，谁合适就由谁来领导。我希望年轻的同志干。”
1984年12月28日
上午举行全体代表的预备会议。由唐达成传达了十二月二十日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扩大创作自由，这是所有作家多年的愿望。至少是绝大部份代表都非常兴奋。
我想起一九八O年初在成都拜访老作家艾芜同志，他见面第一句话说的就是：“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界限一天不搞清，中国文学的繁荣就没有希望。”四年来，这个问题不断出现在我的胸际：中国作家们手里的创作自由，诚然比过去多了。但是不是已经到了太多的程度呢？自由和自由的滥用是两回事。永远会有人把自由用到不该用的地方，那是少数人。能否因此就来限制多数人的自由呢？……这几年创作界几乎没有一个人不遇到、不思索这个问题、却末见公开讨论。
“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始见于五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报刊，是用以说明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文艺界与思想界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自由逐步扩大的过程的。那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吗？或者，那个“自由化”是资产阶级式的吗？稍知苏联历史的人都明白，那不过是恢复十月革命后列宁时代早巳有之，后因强敌入侵和国内外阶级斗争剧烈化而暂时缩小，斯大林当政后又以阶级斗争随社会主义发展而日趋激化的理论进一步缩小了的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自由。
当然，在我国，自由的问题有着比“自由化”更久远的历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一句唱遍全中国的歌词：“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大陆一解放，“自由”(后来连“幸福”在内)这个词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了。就我记忆，似乎只有在批判“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或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性时方能碰到这个词。至于文学创作界，则好像从来都是创作自由太多了，不然就不会从《我们夫妇之间》、《武训传》到《海瑞罢官》十六年间不断出现危及党和社会主义安全的大小毒草，不至烦劳大小理论权威从作品的服务对象、描写对象、主题、题材、创作方法、表现手段等各个方面费尽心机作出各种限制了。或者，反过来说，又似乎创作并不需要什么自由，不然一九七八年以后当文学稍微触动一下祸国殃民十年之久的大灾难时，为什么便有人大惊失色；一九七九年几位作家在四次文代会期间说了几句实话，为什么又有人义愤填膺地大叫“右派翻天”呢？
1984年12月29日
大会正式开幕。这是一个历史的日子。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祝辞中，文学界将永记不忘的可能是这一段话：“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劳动，这种劳动的成果，具有显著的作家个人特色，必须极大地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洞察力和想像力,必须有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必须有独特的艺术技巧。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列宁说过，社会主义文学是真正自由的文学。我们党、政府、文艺团体以至全社会，都应该坚定地保证作家的这种自由。”
这段话表明，党中央是了解和尊重艺术的特性，相信作家，并且充份总结了几十年来的经验的。这是继一九七九年、小平同志对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之后，中央在创作自由问题上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是今后实现文艺创作大繁荣的一个根本保证。
很多老作家这时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辛酸的回忆和对美好前景的向往交织在一起。
青年女作家陈愉庆担当起贺电、贺信和贺诗的朗诵人。周扬同志从病床上打来的祝贺大会成功的电话，寥寥十几个字，引起全场雷鸣般的掌声，持续数分钟。大家都明白这掌声的几重含义。
五十年代，我很少参加文艺界的活动，记得只听过周扬一次讲话。真正了解他，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那时我在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他就在我们楼上办公。听说，凡国外进口的新的哲学．美学与文学理论书籍，他都要图书馆先送他浏览一遍。继之，又听说他在广州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向当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一一道歉。一九七九年三月，我参加了《文艺报》主办的一次文艺理论讨论会。最后，由周扬作报告。想不到他在讲话开头又一次逐一点名向首都文艺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道歉，更使我惊讶的是他还说出了我的名字！一九五七年，我并非文艺界人，被划为右派同他老人家毫无关系嘛。他同时还表示要找我谈谈，不久，果然在他办公室作了第一次谈话。
这件事，和我听到的另一个情况──当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陈荒煤同志在大江南北多处发表演讲，猛烈批判“左”的思想对中国文艺的危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我对于过去执行过“左”的政策的文艺界领导人和理论家的言行就比较注意了：他们认识了过去的错误吗？他们有改正的表示吗？
一年以后，在北京饭店与聂华苓谈话时，我就第一次作了周扬的辩护人。从此，对海外和国内不明真相的朋友，我多次举出两点，证明周扬同志尽管过去犯过“左”的错误，但确是大彻大悟了：一、他敢公开承认错误；二、无论刮什么风，他的调子始终不变，未见摇摆。这两点都是很难得的。记得八一年初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的迎春茶会上，由周扬代表文联讲话。那时，气候已经不大便于畅所欲言了。我都有点替周扬感到为难：能说什么呢？出乎意料，他讲得很好。他首先说，我们应该爱护人才，中国不是人才太多而是太少了。第二点，他讲作家要有勇气，既要勇于批评官僚主义，也要勇于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一面听，心裹一面叫好，敬佩这位老人──他仍然没有变调子，没有说违心之言。这是在那种气候下所能发表的最好的言论了。
一九八三年三月，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发表时，我正在空军招待所采访朱伯儒。我水平不高，没看出那里面有什么问题，倒觉得有些可贵的和大胆的创见。周围的人也抱同感。
今夏，他访日以前，我到北京医院探视他，觉得他的健康状况并不像有些朋友说的那么坏。我最担心他患老年痴呆症，所以谈话间特别注意他的反应能力。很好，听觉也不错，只是走路的能力明显地不如过去了。在这次大会上，听张僖同志说，他从广州归来时，健康状况仍然不坏。据说病情的剧烈恶化是两位客人会面和谈话之后发生的。
今天大会上这一片掌声，无异于一次民意测验，也是对一个人做出的最公正的评价。那位老人应该感到快慰罢，我想。
另一位老人，文坛前辈谢冰心同志从病床上写来的贺信，也令人感奋。她对近几年中国文学创作的成就估价极高，字裹行间，也可以感觉到她为“许许多多年轻的文坛新星”的出现，和巴金同志一样感到由衷的“光荣而自豪”。我尤其喜欢她的这句话：“凡是有利于文艺界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的、我一定拚命干；不利的，不干，坚决不干！”
老作家中最受人敬仰的巴金同志未能到会，大家都深感遗憾。他在由唐达成同志代读的大会开幕词中，谈到五年来文学界的变化和成就时强调指出：“中青年作家已经成为我国文学界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勇于思考，敢于探索，能够较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还说：“伟大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我们更需要史诗般的杰作……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可以媲美的精品。我们曾经梦寐以求，渴望早日出现当代的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出现中国的但丁、莎士此亚、歌德、托尔斯泰，这历史的重任就落在我们中国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肩上。”
巴老结尾的几句话，语重心长，也许只有了解中国和上海文学界内情的人才能领会其中的含义：“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相比之下，其他一些是非得失也就微不足道了。我想，作家的名字应该和作品联系在一起……如果大家全神贯注，聚精会神从事创作……那么对于促进我们文学界的大团结、大繁荣也是大有好处的。”
然而如果不呢？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夏衍同志没有念中国文联给大会的贺词，而是讲了他自己的话。我不由得回想起四次文代会夏老致闭幕词时的情景。闭幕词嘛，无非是官样文章罢，想不到竟是一次感情真挚、思想深刻、充满新意并且相当大胆的一次讲话、为整个大会画龙点睛，余音不绝。
我常说中国人较易衰老──不是指身体，而是指精神和感情，然而夏老就是一个例外，八十余岁高龄了，感觉之锐敏、思维之清晰和精神之雄健，我看是超过了某些中青年。
这段话引起的共鸣是强烈的：“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近年来，没有搞过运动，也没有打过棍子，但是，念紧箍咒，‘鸣鞭’吓人，制造山雨欲来的紧张空气，乃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现象，还要屡见不鲜的。文艺界要大团结、大繁荣，上述的这些‘文革遗风’就必须及早清除……”
夏老号召：“要解放思想，志强学广，文艺工作者要下决心认真学习。”说得真好，不知别人怎样，反正对我很合适。我恨不得放弃一切，钻到山洞里读完我办公室地上那二十箱书……
下午，张光年同志作报告。在几年来文艺界和不仅是文艺界的风风雨雨中，光年所表现的坚定与勇气，以及他对于中国文学界之能有今天所起的作用，在首都作家中也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的，得知其详的人就更少了。
1984年12月30日
上午乔石同志作报告时，有人递了一个条子：有的地方对干部四化问题提出：革命化是主要的，其他三化是次要的。这对吗？
这种提法很有趣。人生很多事，你千万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比如那些主张以“革命化”为主的人，即使不怀他意，那个“革命”的意思也很值得推敲，至少在他看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不要知识和事业也是可以革命，甚至还革得更好呢。那么他要革的是什么命呢？
晚间，各代表团讨论理事会候选人名单，都有所增补。也有撤掉原候选人的，如上海和湖北。在党中央的鼓舞下，人们开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了。
到诗人满锐的房间里闲聊，又谈起干部问题。满锐和王毅(《笨人王老大》的作者之一)都对现在选拔干部的配置第三梯队的标准感到忧虑。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
XXX来，我几乎忘记她就是三年前曾一起长谈过的那个人。她知道谈话时间有限，写了一个稿子让我先看再谈。她听过我在《文艺报》举办的讲座上的演讲，对于我对中国前途的乐观抱怀疑。于是我便大讲一通乐观的理由，并一一回答她的反问。老天爷！这至少是我对今年遇到的第三位女性谈同一个话题了。而在某些同志眼里，我却是一个坚持“反党”立场不改，至少情绪很不对头，甚至“以他现在写的东西就可以划为右派”的人呢。
1984年12月31日
讨论胡启立同志祝辞。老诗人刘雪苇同志说起一些历史情况，对大家很有启发。他说，文艺创作自由问题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就他记忆最早是在一九三六年，一直没有解决。从一开始，它就是个革命文学内部的问题，那是在香港，是胡愈之和茅盾提出来的，曾引起一场大讨论，无结果而告终。问题的提出，目标在批评家和理论家，实则针对代表党在文学界居领导地位的人。主张创作自由，反对过多干涉的人，常被扣以“托派”、“汉奸”的帽子。解放后，党执政了，可以实行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理，就更厉害了。思想上，是“左”的机械论和教条主义的框框套套，组织上就是一批批帽子和组织处理。不管作家是否同意，非照办照写不可。“所以，创作自由问题实质上是个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是领导的问题。”刘雪苇同志说，“不能把作家写作过程中主观上自由不自由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个问题确有，如果戈理写《死魂灵》第二部写不下去以致焚毁文稿那种情况，那是作家感性与理性分裂的问题。我们过去‘赶任务’写的作品，现在还有几部人们记得的？年轻作家一篇处女作一举成名，后来就写不出好作品，被人遗忘了。这都属于另一种性质的问题，应由作家自己去解决。”他说，现在中央解决了这个文艺路线问题，下一步就是如何贯彻了。领导班子，特别是作协的党组，很重要。应该在大批“左”倾机械论思想和“左”的组织路线、行政命令领导方式之后，经过民主选举重新建立。他分析“左”倾组织路线的三种表现：一是喜欢吹捧和迎合自己的人，重用恭顺和带有奴性的人；二、以个人好恶定亲疏，即以我划线；三、凡善于独立思考、对领导持监督态度者，就打击、压制、埋没。
我第一次见到诗人鲁藜。他站着发言，有人劝他坐下。天津的同志了解他，说让他站着讲好了，不站着他就讲不好。果然，发言一分钟以后，他感情就奔放起来，不停地挥手，走动……他是接着刘老发言的最后一部份讲的。雪苇同志讲到他因胡风事件和“文革”期间被天津“八一八”定为叛徒，先后坐牢二十四年。鲁藜说，他这个“胡风分子”根本没见过胡风，只因在延安写过一首诗，还是《延安赞》，经人推荐给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遂定为“胡风集团分子”，干了二十六年重体力劳动。“文革”期间，又因和江青在上海一起工作过，遭到迫害。一九八O年五月才给他落实政策。一九七六年起他重新写诗，已写了二百余首，出了两本诗集。他说，这次是他三十年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会，走进会场时感慨万千。他谈到开幕式上的掌声，他激动地说：“作家言必由衷。我要写一首诗。对有些人的沉默，就是最大的批评。”
著名女作家柳溪同志，是和我有过相同遭遇的人，我也是久闻其名，初次见面。原来她也和鲁藜同志一样，落实政策比我要晚，所以也错过了七九年那次大会。
青年女作家航鹰，也是初见，原来名实不符，形像并不可怕，倒显得相当温厚平和。记不得是谁，在会上说了一句：柳溪那一代人付出的代价，为航鹰这一代年轻人铺了路。言之有理，今天我们获得的一切，难道不都是几代人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付出代价以至牺牲换得的果实吗？
下午，主席团开会讨论理事会候选人名单。由于各代表团增补的人数总和超过了原定差额25%，要求各代表团削减为一、二人。
在讨论中，发生了不同意见。按民主程序，对有争议者以举手表决取舍。
从传达胡耀邦同志讲话到胡启立同志发表祝词，保证作家创作自由的提出在代表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普遍地喜出望外。人们私下间、各代表团会上会下，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部队代表丁洪忆起一九六六年部队文艺工作者曾在京西宾馆“看电影，批黑线”，对照今日，感慨万千，在讨论会上即席赋诗《相见欢》：“别来已十八年，忆犹鲜：地暗天昏人鬼是非颠。春已到，人皆笑，好心欢；且把往事当云烟。”
辽宁青年作家金河谈到自己的体会：“世界上没有哪一部传世的杰作，是在人为的框子里创作出来的。但是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一讲‘创作自由’似乎就是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作家们天生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怪气体，必须用一个密封的罐子装起来，不然就会放毒，甚至爆炸。这是对知识份子的偏见和对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现。人不能带着手铐跳舞，但去掉手铐是为了能跳出更优美的舞蹈来。胡启立同志说的作家的思想感情和创作活动要和创作自由的环境合拍，我理解就是作家的愿望同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
很多代表认为，这次大会带来了文艺的春天，但也不能过于乐观。必须纠正“左”的偏向，才能保证创作自由，才能实现大团结和大繁荣。如何反“左”，就成了一个比较集中的讨论的题目。
浙江代表高光说：“高兴之余还有点担心，担心会议的精神向下贯彻还会有困难。‘左’的东西根深蒂固。《江南》共发了五、六十篇作品，‘清污’时竟说三十多篇有问题，五个编委全被撒，编辑也只余下一、二人。”江苏代表陆文夫说：“人家反‘右’有很多办法，一套一套的，什么表态、造舆论、大批判开路、整材料、组织处理等等。当然，我们反‘左’不能照此办理，但是究竟应该怎么反。我觉得应该研究一下。”艾煊说：“发表一些观点‘左’的文章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领导人‘左’，就会逼出人命来。因此，‘左’与权力一结合，就不得了。”一位文艺理论家也说：“我们‘左’的背后有‘门’，宣传领导机关也要总结教训。”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