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我的日记(198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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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5月2日

生活里就有一些自己呼喊着要跳到小说里和舞台上去的人物。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个小说家或剧作家写过。

曾方庸,人称“曾铁嘴”,五十年代在人民大学时就是“反右”的积极分子。一九六五年,已是海运学院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了。他再三动员远洋系一年级学生倪育贤对全班同学公开讲说自己关于“个人主义是不是学习动力”问题的观点;先是称赞不已,继之以“保证“三不”。倪育贤讲了,虽然特别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主义不应是学习的动力”,还是没用,立即开展了一场有组织的批判,若不是党委江熔出来保护,就要按既定计划把倪打成“反动学生”了。曾方庸意犹未尽,接着就对学生金杰重演了一遍那套伎俩,那孩子也上钩了,发表了一通对国际问题和对外放策的见解(还是经过导师“深化”了的)。又是一场批判,定为“反动学生”。

“文革”期间,此人几乎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揭发者和批判家。到一九七六年“批邓”时,他的政治热情和理论兴趣达到高峰,四处发表既慷慨激昂又寓有理论色彩的“批邓”演说,还写了一本专著,名为《中国的纳吉》。但邓小平同志一复出,他就在大会讲话中充满感情地讲“我们敬爱的党的领导人、老一代革命家邓小平同志……”了,引得听众发笑。

这时候,海运局一位同志偶然碰到曾方庸,非常惊奇地问海运的人:“这个人怎么没有事?”

不但没有事,而且人家还当上了海运学院党委会的宣传部副部长,最近又提升为学生工作部部长了呢!

谁敢保险这位学生工作部部长不对学生拿出他二十年前对倪育贤和金杰用过的那一手呢?

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二十八年来他的经历证明,这是有利可图的买卖呀。

再看挨他整的人,远的,五十年代的林希翎不说,六十年代的倪育贤、彭瑞年就到今天也没翻过身来。一九五三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彭瑞年,当了三十二年助教,人家戏称他是“终身助教”、“功勋助教”。倪育贤呢?海院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雅珍公然叫喊他是“政治骗子”。

曾方庸却不是政治骗子。绝对不是。

1985年5月3日

带来上海师范学院赵兴华寄给我的信,约定今天来谈。

看眼睛和面孔,不像经历过很多坎坷的人。不时露出笑容。虽然那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笑。似乎看穿了很多东西,又像是无可奈何。

一九四七年在山东参加工作。在上海师院工作三十五年了。转折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但他不是“右派”。

那时师院还叫“二师”。赵兴华是做团的工作的,为加强反右派运动,派他到物理系任党支部书记。那是一个大系,学生近千人。

上半年,学校已经揪出两个“大右派”──数学系讲师龚晨和物理系学生陈国钧。可是赵兴华到数学系左摸右摸,硬是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各系向院里汇报时,都讲了不少有关情况,赵兴华听了,也觉得够不上,还说了一句:“这类情况我们那里有的是。”这句话,当即被党委组织部长记在本子上和心里头了。

这时生物系出了一件事:部队转业的青年团干部姚竟茂向团总支书记“汇报思想”,说他对一些问题也有看法,但不敢讲,怕一说出来也被定为“右派”。也是天赐良机,这时团委派下来一个干事叫王XX的联系工作,是个敏感的人,得知此事,如获至宝,立即向党委汇报,并且建议一定要把姚的话引出来。党委同意,让王去做工作?几番引诱,那青年就把真实思想说出来了。王XX是个勇于创造的人,他把姚竟茂的话写成大字报,署上姚的名字,张贴出去。于是姚竟茂就成了全院最有名的“右派”。王XX的功劳还在于他创造了一个样板。党委要求各系依法泡制,大抓“右派”。

赵兴华震惊了、迷惘了:共产党怎能做这种事呢?这不是骗人吗?他苦闷极了,无处倾诉。院里每次开会,他如坐针毡。总是背向会议主持人,在一张纸上胡乱涂写。各系都搞了不少“右派”的材料了,唯独物理系却一个也没有,怎么办?党委给他的任务就是干这个呀。

团总支有人提出一年级新生郭中士有不满言论。赵兴华一惊。这人是他挑选来的,考分很高,物理考了一百分以上(有附加题),各科考分都很高,只因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进入北大、清华。他是为怀才不遇而不满吧?我当初不取他,他也许就不会成为“右派”了吧?

按上面定的比例(1%),物理系得出十个“右派”。可是赵兴华一个也定不下来。上边批评了。压力越来越大。他也想过:先定下来,我交了差,将来再纠偏行不行?不行,那是昧良心的事呀。不能抓,一个也不抓。天塌下来,大不了回家为民,我本来就是种地的。

五八年初,他被撤换了。检查几次也通不过,他索性不检查了。被发送农村劳动二年多。

赵兴华要改弦更张的话,是不难的。那以后的二十七年时光,历史给多少英雄豪杰提供了“摇身一变”和“反戈一击”的良机!在那些人眼里,赵兴华就是个十足的“憨大”,迂腐和顽固到不可救药的程度了。他是个农村裹长大的苦孩子,因而死也不信“亩产万斤粮”、“万斤棉”的神话;他上过学,因而不能设想一个人怎能“三天摘掉文盲帽”。他学不会随帮唱影地歌颂三面红旗,又不能公开反对;他不愿苟且偷安,却又束手无策;他不能麻木不仁,却也无能为力;他不愿得过且过,却又位卑言轻。便只好在心里大喊:“荒唐!胡闹!热昏!”。

然而王XX(他已经上升了,当时是下放干部的领队人)之流,却又一次得到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王XX在党员大会上说:“明年就要造农民新村。七一公社要从漕河泾造到七宝!以后农民生产,只要坐在家里按按电钮就行了!”他让大家来宣传这个大好形势。赵兴华却公开地表示:胡扯蛋!

从此,再开“大跃进”的会,他就愤然离去;要开会批他,他拒不出席;贴大字报批他,他撕掉;王XX找他谈话,被他大骂一通,扬长而去。最后,逼得他要用“退党”表示抗议,想把事闹大,惊动上级组织。可是他错了,上级并不那么容易惊动,倒以“反对三面红旗”的罪名开除了他的党籍,还降了他的级。他甚至几乎失去工作的权利,若不是党委副书记郝达干预的话。直到六五年(那时他的问题已甄别,党籍已恢复),还是经郝达一再提议,他才回到物理系工作。

几个月后,“文革”就开始了。又是那个王XX,起来造反了。首先抛出的是郝达,罪状是“反对反右斗争”、“反对三面红旗”、“包庇漏网右派赵兴华”,当然是罪责难逃。赵兴华被拉到大字报前,被暴打不止,若不是一位女学生站出来制止,他这条命也就没了。工宣队进驻后,他被强令去南京梅山劳动,一去就是七年。他依然旧习不改,对于倒行逆施的一切,什么“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邓”等等,一概消极抵抗。大字报从来不写,也不看,甚至连当时的报纸也不看、广播也不听、电影也不看了。

一九七八年,他被派到艺术系任党总支副书记。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前,全国首先演出话剧《于无声处》的,是这个艺术系。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师院党委仍然讲对“文革”要三七开,它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艺术系的党总支就反对这种观点。赵兴华说:“什么‘三七开’!倒三七也不行!‘文革’错了,完全错了!……”

没有人说赵兴华是“政治骗子”。他的命运和倪育贤有所不同。只不过被晾在那里,三年没有工作而己。

1985年5月4日

想不到在上海碰到这么多山东老乡。范清林又是一个。也是上海师院的老人。和赵兴华认识,属于长年以来同左倾机会主义坚持斗争的那一种共产党人。近几年,他为帮助清理“文革”祸害,主动做了大量调查工作。他曾亲自向市教卫办前领导人舒文同志汇报。为什么找舒文呢?“我五十年代就知道他,是个正直的同志。‘ 文革’中他从头到底一直受害,一九七八年才恢复工作。他了解受害者的心情。”果然、舒文十分重视他反映的情况。

几天来,我好像又重新读“文化大革命”这本书,增长了许多见识。原来如此!有人把这段历史遗忘得过早了。我敬佩范清林这样的共产党人。本来,他不在其位,可以不谋其政;谁也没有交给他这项任务,他却非要自动分担本来属于许多党委书记、纪检委、整党办、信访办中专司其职者的任务。

师院造反派是那十年里上海相当活跃的一支政治力量。华东和上海市等领导机关的大印,他们就抢了三十六颗(一说三十四颗)!以致市公检法某机关要颁发布告时,都得派人到师院去借印章用。但直至不久以前,有人还说:“什么?三十六颗?我们都不知道。”、“查了,没那事。”去年上半年,才不得不承认,至少是抢了三十四颗。

有人劝范清林:“何必去查、去争?党风这个样子,靠你我能解决什么问题!”范的回答是:“正因为党风不好,才更需要我们大声疾呼呀。一切都好了,还要我们做什么!”

“很多下情反映不上去。都爱听好的、听成绩,不愿听问题。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他忧虑、他焦急,却并不灰心。他目前最关注的问题是用人问题。“真正有才干的人不屑于吹吹拍拍抬轿子。但是那些只说好话、顺风转舵、笑脸相迎、八面玲珑的人最讨人喜欢。选干部的人本人的素质也很重要。自己是草包的人,也爱草包。”

他说他写了一篇文章:《谈抹黑》。意思大概就是今天他对我讲的这些话:现在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本非共产党所固有;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带来的。可是有些干部一看到有人揭露、鞭挞这些坏东西,就说人家是给党和社会主义抹黑。岂不知真正抹黑的,正是那些被揭露和鞭挞的人。不许以文字或语言“抹黑”,正是保护了那些在实际生活中朝朝暮暮往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脸上抹黑的人。

他是“文革”期间被迫来到市卫生学校的。从一九七八年起,他就要求回上海师院,写过七次信,口头谈过四、五次,没有一个人表态。

师范学院也有令人喜悦的事。范清林也看在眼里。八三年下半年起民主选举干部,选上来的正院长是个实干家,水平高,原先是位好教师,很想干一番事业。数学系、政治系的领导人,选上去的也比原来的好得多。

1985年5月5日

读英国哲学家的论文:《历史有意义吗?》

“崇拜权势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是牢狱和奴隶时代的遗迹,崇拜权势产生了恐惧,这种情绪是应该受到鄙视的。当权的人喜欢受人崇拜,并且能把他们的愿望强加于人。”

恐惧并不仅仅来源于牢狱和奴隶时代。一个不存在坐牢危险和已经远离奴隶时代的人,也会有对于权势的恐惧。当你的职称高低、工资多少、住房有无等切身利益都捏在某一个或某一群人手里的时候,你就不敢得罪这些人,甚至会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讨好这些人。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这却不是普遍有效的规律。近几天接触到的一些共产党员和非党员,就没有为可能失去或得不到某些利益那种危险所压倒,他们没有、或者摆脱了那种恐惧,敢于直抒己见,仗义执言。高压可以使某些人变成粉末,却使另一些人成为结石!

我敬佩这样的同志。我感谢他们。不然,我们从哪里去了解真实情况呢?

1985年5月16日

下午,在国际俱乐部会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启正,青年干部处处长张序敏,政策研究室主任余炳祥和科长杨小驯。组织部最年轻的干部金丹也来了。部长曾庆洪因下乡,未能见到,很遗憾。

是十日那次聚会上、《光明日报》的杨博向我介绍上海市委组织部在组织、人事工作上进行的一场试验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才由杨博主持,有了今晚的会面的。

我们生活中尽管有诸多令人忧虑和不满的现象有待消除,光亮的东西也确在不知不觉中增多,然而却往往不为人知。两个月以前,我忽然发觉,在许多省,省委的领导班子已经有了不止一次的更新,就总体说,是越换越好。现在,在上海又见到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组织、人事工作大改革的局面已开始打开。原来,关于鉴定干部德才的新方法的试验,早在八三年七月就由青年干部处开始了。

赵启正一口纯熟的北京话,是学核物理的。三位部长都是搞自然科学的,现在却来研究和建树中国的人的科学了。赵启正说:“我们的作法是力求作到客观地描述一个人。比如,由三个人分别写一个人,会写成三篇不同的文章。再由三个人看这三篇文章,这个人便会有九个不同的形像。语言本身就带有感情色彩。因而鉴定就很难精确。我们把人的素质分为四十个要素(指标),分为六组。在上、下、左、右几十个人中,徵求意见,写到卡片上,由电子计算机处理,有点像心电图。不过我们的统计图反映出来的不是心的状态,而是人的德才水平。这是量的测定,但又是有我们自己的内容的,比如我们给予‘决断力’的内容,就不是资本主义那种勾心斗角的能力。这种作法可以给我们一种对一个人的德和才的更客观、也较公正的评鉴。也在不断改进,现在用的已是第四代的评鉴表了。这种作法并不摒弃传统的干部考察方法,而是相辅相成。”

听听组织工作者自己议论组织干部(以及所有政工干部)的特点,很有意思。他们知道人们心目中留下的那种形像──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形像又怎么好得了呢?很多人又不学习新东西,“文化平均值”低于他们工作的对象。

“光是把组织部搞成‘干部之家’还不够。组织部应该是‘爱护干部部’。”部长、处长和主任一致表示,这是他们的工作方针。

曾庆洪部长带领部下去同小学教师们见面时,提早二十分钟到场。他的一句话:“我们没有早到,而是晚到了三十几年!”把许多老师感动得落了泪。有位同志说:“落实政策是什么?有人以为在那里施恩,其实是偿还我们欠了多年的债。”──这话,更是令人激动。

护士节那天,组织部的同志们又去和护士们见面了。护士们很感慨,说:从前一听说组织部的人找,“不是搞运动,就是写检讨”。现在呢?西装革覆的组织部长请她们跳舞!

没想到会谈得这么投机,这么久。新时期德才标准的内涵问题,中国的左倾路线的特点与人的地位和命运的关系问题,旧伦理观念与改革要求之间的矛盾问题;现行档案制度能否真实反映一个人的价值问题(“我们组织部不重档案而重一个人的实际表现”,“我们有十几个人专门在那里烧档案──那些不是帮助而是妨碍对一个人的认识的材料。”);经济改革实践提出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问题……。

“最近市里开青年作家会议,我也去了。”赵启正说,“ 为什么要去呢?因为我发觉组织工作者与作家有共同点。他们是写人的,我们是培养人的;文学对于我们认识人和爱人有帮助。我们愿意和作家多多交往,可惜我小说看得少。我请杨小驯定期介绍些作品给我。总之,在‘人’这条线上,我们是相通的。政工干部也是有血有肉,能哭能笑的人,而不是成天说社论的人,不是成天教训人家‘要’这样、‘要’那样的人。”

这个组织部,三十几岁以下的人占40%。部长也不过四十几岁,却觉得必须不断从年轻人那里“充电”,一个月不和年轻人谈谈,就有老下去的感觉了。

部长曾庆洪常说:“现在是农村包围城市,城市包围人事。”虽是借用别人的话,却流露了他对于重任在肩的使命感。

今晚,大大开了眼界。对照上海海运学院六十年代以来政工干部的素质和他们同校园的主人──教师之间的关系,引起很多思索。记得还是在一九七九年,我从清华大学的住房分配上最初产生了“喧宾夺主”这个观念。

1985年5月17日

上午如约访何满子夫妇,听汪浣芳说,吴仲华很想见找,我才下决心去看她和满子。张云鹊同志也来了。

除满子外,余三人皆是因我五七年的时候到上海电台的活动而受牵累,被定为“右派”或开除团籍的。吴仲华竟一再表示她后来的厄运主要不是由我造成的。而在五七年那个可纪念的夏天和后来漫长的岁月,我却觉得汪浣芳和她多半逃不掉灭顶之灾,主要责任在我。

几个一生中付出的牺牲仅次于死亡的人聚到一起,回首往事,竟毫无怨艾,彷佛谈论他人的经历。这种心理,和某些人的猜测很不一样,大概也是他们所难以理解的。大家更关注的,倒是中国的前途。

满子的风度,很像兆阳,虽然二人的气质和经历很不相同。可惜老了,不然一定要拜满子为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

我们,这些幸存者,又是幸存者中的幸运者。但愿作家中的幸运者都能常常想一想,我们对于没有受到命运的偏爱的人,是负有一点责任的。

到明年,“文化大革命”就满二十周年了。也是粉碎“四人帮”的十周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场“大革命”的后果将越来越令人难以容忍。除非是还在美滋滋地嚼着“大革命”给他的果实的人;除非是对于健忘的人。

*李芳洲,四川省的盲姑娘。组织盲人自立,创办盲人按摩院,并解决很多非盲人就业问题。经历坎坷。是获奖报告文学《她心中有个明亮的世界》(作者向义光、张飙)的主人公。

*指香港出版的一本关于我的专集,载有一幅照片,还特别标明哪个人是一九五七年批判过我的一位评论家,我曾在讲话中说过不必出此一举。

*刘永江,报告文学《孤雁离失记》(《报告文学》1985年1月号)的主人公。一个醉心于技术革新,贡献甚大,只因当了人民代表和县人大常委后,为民直言,得罪了上上下下干部,全家生活陷于绝境,自杀未遂,又被非法拘禁,受到非人的摧残。四川省委过问后,始得解脱。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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