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老实人

我离开丹东时,依依惜别,却不是古诗词中所写的那种离情。新鲜动人的题材和令人同情的人物还在叩门,我却必须离去了。

当然,丹东这个城市本身也是令人留恋的。它座落在祖国的最东方,每天最早迎接日出,隔岸可以望见邻邦朝鲜。我来得晚了些,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已经凋谢,然而徐徐海风和滔滔江水送来北方空气中少有的柔润,也显得份外透明清新,一切色彩都像刚刚被雨水冲洗又沐浴着阳光一样鲜明爽朗。夜间,漫步市街,会有身在江南之感。北国江南,总是迷人的。

丹东人也以他们的城市自豪,往往在毫不相干的谈话中会冒出一句赞叹:“丹东真是个好地方!”不过细心的人也会听出那里面的潜台词:它应该此现在更好。顺着这个意思谈下去,便会引出对市委某书记颇为不敬的话题了。

我抵达丹东时,一个轰动全市的消息成为议论中心。市委某书记的公子占用了本来分配给税务局一位名叫刘思非的工作人员的房子。刘思非的妻子为此服毒自杀。

我特意请来刘思非同志,了解情况。听着他不动声色、像是在讲一个古老的故事一样慢条斯理地叙述一家人不幸的遭遇,我心里不住地想:同志,你太老实了,你简直老实到了软弱可欺的程度!三十年来,只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刘思非处处严以律己,勤勤恳恳工作,唯唯诺诺做人。每一次下放都少不了他,提级受奖却大都轮不到他。最后竟无缘无故被弄出了税务局。好不容易,“四人帮”垮台了,他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家却还得留在农村。局领导叫他搞基建,答应楼盖起来有他一套房子。这时,建委某负责人提出,他要占一套税务局的住宅。他愿拿旧房来换,税务局里谁也不肯成交。这时,领导又想到了老实人刘思非。他照例二话不说,答应了。但是,等到刘思非要搬迁时,却发现那房子又让给了别人──市委某书记的儿子。这一来,刘思非便两头落空──他的新房已让给了建委某负责人,那人的旧房又被别人占用。他的妻子本指望分居多年的一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没想到别人家纷纷迁回丹东,她的希望却又成了泡影。悲愤之余,服了滴滴畏,立时身死。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悲惨事件的收尾。

税务局的一位局长在一次会上说:“有的人还说刘思非的妻子是为房子事情死的。哪有的事!她早就想死嘛!”刘思非听着纳闷:“我怎么就不知道她早就要死呢?你既然知道她早就想死,怎么不告诉我一声让我提防一下呢?”奇怪的是,你说人死同房子无关吧,局里又发给刘思非二百七十块钱,一般家属死亡没这个规矩呀。到调资升级的节骨眼儿上,死人事件又起了作用。头一榜上有刘思非,到第二榜,忽然没了。他去找愿导,领导说:“分房子时候你姿态挺高嘛,别人不肯换旧房,你愿意。怎么现在你又把领导给告了呢?”刘思非实在冤枉,他真的是并没有去告啊,别人关心、抱不平,他能有什么办法呢?他跟我说:“我这个人不能斗,你说,就凭我,能跟某书记打官司吗?嘿!……”还没上阵呢,他先垮了。

他的语调,他的眼神,明摆着是一个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惯了的人。我猜想,他哭都会找个僻静地方,免得扫别人兴和引起人家误会。这种性格,也是几十年那条“阶级斗争”路线塑造出来的。

税务局的局长并没有抢占刘思非的住房。他们干嘛又要说人死不是为的房子、又不明不白地给了抚恤不是抚恤、安慰不是安慰的二百七十元钱,又指责刘思非不该“告”呢?最近又有人出来说:“某书记的儿子占房子同书记无关,此事是我办的。”──又出来一个维护领导的义务兵!

只要不是头脑过于简单的,都可以看出这里有一条隐隐约约的线。

我和市里各级干部、包括市委领导干部谈过话,对某书记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能胜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应该退职。然而他们形成不了一个力量。相反,你说人家没能耐吗,“他不点头,事情就是办不了。”他看不中的人,就别想起来、上去。谁得罪了他,就很难摆脱一个强大势力的包围。

(二)不能高枕无忧

在辽宁走了几个地方,越发觉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几位书记一致表示的忧虑是有道理的。

“四人帮”在辽宁的一个亲信供认:他们从组织上作了最充份的准备。粉碎“四人帮”以后,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立即转到揭、批、查上来。但是清查工作不断受到干扰。开始,“四人帮”的人还在台上,拚命捂盖子。上边又来了一个指示:清查范围只限于“十大”以后的事。但是辽宁的帮派势力在“九大”以前就已经把大权牢牢抓到手里,二万五千名牺牲者也都是在“清队”中死去的呀。这不是等于把他们的主要罪恶和大批凶手都保护下来了吗?群众的热情被泼上一盆冷水。运动几起几落。帮派分子和严重打砸抢分子获得了用不完的时间去消灭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和金蝉脱壳,隐蔽起来。

不要以为这些人都已经畏畏缩缩,成了不敢上街的老鼠了。LD市一个“造反派”头头、“四人帮”时代的工会头头姓方的,放他出拘留所那天,工会给了他三十元“补助金”,他全拿来买了爆竹,大放特放,庆祝胜利。春节那几天,他家门庭若市,还有坐小轿车来的呢。他家的电话,至今尚未拆除,神气得很呢。

市检察院是个新成立的机构,人是各单位输送的。后来一查,竟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是打过人的。

市文化局有一个人,那里的党组织正准备发展他入党,职务也要提拔。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叶力平同志忽然想起,他住“牛棚”的时候,此人耀武扬威的情景,便查问了一下。原来这个人就是暴打过LD市电台副台长的打手。当时在场的有十几个人,除一位同志外,无一人肯来作证!红极一时的造船厂,死了二十几个人,竟找不到几个凶手。

“四人帮”十年统治造成的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无疑是为有严重问题的人提供了庇护所和基地。DD市文化局的一个副局长查明是个有严重打砸抢罪行的人,局核心组认为应开除党籍,但不敢拿到党支部里去讨论。大多数党员认为他的问题连给党内警告的处分都不够。这样的党组织不是个别的。

LD市,人事大权还掌握在不可靠的人手里。“清队”时(亦即大批打死打伤好人和造成千万冤假错案之时)“火线”入党的人,还在市委组织部里办公呢。FS市,市委组织部本身的清理就是一大问题。一批打砸抢的人近几年提升为处长。AS市,市委组织部不少人是“造反”上来的,掌握干部配备、升迁的大权。他们一“高抬贵手”,好些事也就成了“过去的事,不必追究”了。这些人,思想感情上跟极左的东西很亲近。

一九八O年八月,本文作者在沈阳有幸旁听了辽宁省纪委主持下召开的关于进一步查清“文革”期间犯有打砸抢错误或罪行的人,彻底完成清查工作的会议。就我所知,辽宁省的这方面工作是走在前面的。上述情况,大部是访问参加会议的各地“清查办”同志了解到的。中共辽宁省委和省纪委,对于组织上的这种严重状况是有个清醒的估计,并且进行了大量工作。但是任务仍然很重。

(三)有这样的人!

在沈阳,不断听人提起沈阳站站长王卿智,交口赞扬他大刀阔斧整顿组织取得的成绩。

这位铁路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志,兄妹五人中竟有三人被打成右派,一人被打成反革命。他本人“改正”后不久,被任命为沈阳站站长。

沈阳站是重要铁路枢纽,全国第一大站,每天客运量达十三万人,超过北京站。王卿智去当站长的时候,车站很乱。

他把四十多名支部书记找到一起座谈。客运支部的书记竟在会上破口大骂起来:“他妈的!这么多年全错了?啊?右派给改正,地富给摘帽……《人民日报》是什么玩意儿,我连看也不看!……”

王卿智针锋相对地问那个人:“那年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人民日报》你看不看?那时候你没骂过大街吧?过去的政策错了,怎么就不许改呢?非得照‘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办你才拥护吗?”

问得那人哑口无言。

王卿智是在武汉开完会途经北京时来看我的。他一进门,第一个话题就是组织问题。他心情迫切,自信心足,也很乐观。像我见过的很多“改正右派”一样,二十几年非常生活似乎没留下任何痕迹。他说,途经石家庄时,他还特意下车去向河北省委的一位书记游说过,宣传他本人的经验。现在他又向我复述一遍:

“我是一个人到沈阳站来的,这里共有两干八百名职工。我认为,对于‘四人帮’时期干过坏事的人,问题不大的可以不给行政处份,但这不等于还要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可以用他的业务,不能干党的工作。我着重用过去受过压、挨过整,又有真正本事的人。姚寅旺是一九五九年以前的老客运主任,后来被搞掉了。我要请他回来,那边不给。不给,我就宁可把这个职位空着,宁缺毋滥,他不回来,我什么人也不安排。蒋朝中,”四清“前的运转主任,后来叫刷了。我请他回来继续当主任。姚寅旺还不是个党员。我在党员大会上郑重宣布:‘大家伙儿要记住,我有言在先,哪个人若是不服从非党领导人的指挥,给他出难题,可要给党纪处份。’两个人干劲都很足。他们一上来,就把沈阳站的阵势稳住了。去年春节以后,客运红旗月月都叫我们给包下来了。”

“有人总是担心,怕一改变领导成份,下边就要乱起来,不敢下决心。的确,台上的人,在下边都有一伙人,咋咋呼呼怪吓人的。可是你要知道,在咱们的现行体制下,一百个无权的人不如一个掌权的人力量大。一个人,当你没用他的时候,怎么看他都好像压不住阵脚,可是只要你把他往领导岗位上一摆,他又有点魄力,有点能力,情况就不同了。我把一批人拿下来,一批人提上去,不出一个月,阵势就变了。好人敢说话了。一般人是跟著有权的人走的,何况真理又在咱们手里!搞好了,工作可以直线上升;差一点的,可能开始会有所下降,然后再上升。”

“我的体验,三个月,局面可以打开。沈阳站帮派势力这么强大,我们生产没有下降,直线上升。选举的时候,海提,我得了八百票,是票数最多的。姚寅旺当选为人民代表。这说明没有那么大的乱子!关键是上一级领导得有决心,新上来的人要有魄力,有能力。”

“我们的人常说: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坚决办,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确定的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我们这些人共同的心情。选拔干部,头一条不就是政治标准吗?应该把最忠诚于党中央现在这条路线的人提到领导岗位上来。对于二十几年来受过左倾路线之害的人,应该大胆使用。他们才是决心为党中央正确路线作出最大牺牲的人!”

(四)我心中跳出一个间题

离开丹东前几个小时,一伙儿青年闯进了我的房间。前面一个是男的,一进来就泣不成声。他是为屈死的父亲来的。几个女青年是他父亲的学生,也哭着向我诉说这位遭难二十年、不久以前死于忧患的数学教员为人如何忠厚善良,对学生如何热心。“他教数学是大拿!”一位哭得最伤心的女学生说.

殷继科同志是丹东市一中教员,曾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一九六O年被诬陷,定为“地主分子”,遣送还乡劳动。上告二十年,始终不得平反,全家人没有住处,没有生活来源,甚至后来连粮食供应也被掐断了,只能靠殷继科在中学代课所得的二十元生活费和儿子近似求乞的活动买议价粮糊口。他的平反、返回丹东、获取正式工作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不久前死于忧伤和焦虑之中。

诗人、辽宁省作协副主席方冰同志听了,非常激动,立即走访市委一位负责同志。他答应要查明案情,采取措施。但他又说了这么几句话:

“我们说话,下边也不听呀。比如我叫公安局给落户口,它就可能不给落。不是省委的意见下边也有不听的吗?”

这就使我离开丹东时心里产生一个问题,一个相当沉重的问题:为什么好人有时会这样软弱呢?

一个直感,是好人不善于充份运用他们手裹的权力或权利,而坏人、或有严重问题的人,则善于百分之一百二十地行使权力和动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并且拉帮结伙,因而比好人“能量”大。

继续想下去,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像王卿智,你不把他放在沈阳站站长的职位上,他就充其量只能给报社写写申诉信了。在某些情况下,就连这点儿权利也要被剥夺。

人非其位,甚至被颠倒了应有的位置,确是一个不幸。害人的人被放到清查工作的负责岗位上,而被害者反倒成了清查对象;二十余年靠整人上来的还占据要津,被整的却至今得不到平反……就我所知,绝不是个别省份里偶然发生的个别情况。

可悲的是当好人坐到应有的位置上,也并不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年一起受迫害、一起蹲过“牛棚”的,现在的政治态度也不一样。王卿智和一位负责干部过去一起住过“牛棚”,现在一谈问题就吵。王卿智说:“我问你,你为什么不把秘书换一换?你不知道吗?你知道群众对这些造反起家,跟着林彪、”四人帮“上来的人还在台上是什么反应吗?”一谈就拧,对方火了:“你以为当了一把手、二把手,权就在我手里,我就说了算哪!”王卿智反问道:“这是什么话!那怎么办呢?局面可怎么改变呢?这种组织状况不改变,会后患无穷!”

好人心慈手软,害怕得罪人。自己不会搞阴谋诡计,就以为别人也不会搞,不知要使这帮子人放弃这种专业是很难的,丹东的同志总结靠“造反”起家的人有三“大”:野心大,胆子大,架子大。对于除庇护他们以外的好人,他们并不领情,还嚣张得很呢。好心的同志以为加强党内准则的教育,就司以使他们改邪归正。殊不知这些人根本没有信仰过共产主义,怎能期望他们以共产党人的准则来约束自己呢?于是就出现了克雷

洛夫一篇童话中写的那个场面:主人谆谆劝导懒猫不要偷吃食物,那猫呢,一面耐心乖乖地听着,同时照吃不误。

也不是没有办法制服懒而馋的猫,使它不能心安理得地吃个不停。需要有志有胆有识之士。

不是地位使人增光,而是人使他的地位增光。这次东北之行,我有幸结识了辽宁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几位负责同志。其中,多年蒙受不白之冤的张敬超和董力同志,年纪都很大了,明知纪委工作辛劳而艰难,还主动承担,倾全力于改造我们这支深受伤害的党的队伍。常委封可涵同志是一九二七年的老党员,像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一样终日奔波不止,为党分忧,为民解怨。他像一把愤怒的剑,刺向邪恶势力。

“这些混帐东西!”他常常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咬牙切齿地说,“把我们党害苦了。党的威信全是叫这帮卑鄙无耻之徒给毁坏的!”沈阳市大东区有一个名叫李怀玉的公安干部、党员,欺压邻里,为了扩展自己的住宅,他堵死通道,变门为窗,使对门一家人的住房被封死,流落街头,还强占周围几十户人家的公用厕所地皮……一家人横行乡里,胡作非为。封可涵同志亲自处理这种具体案件,已不是第一起了。在讨论对这个人的处份时,有人还想给他个留党察看了事。封可涵同志慷慨激昂地说:“这个人,无论如何不能留在党内。事情拖了这么久,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够多了。他哪里还是共产党!我建议沈阳市普遍查一查还有哪些共产党员欺压百姓的。不能以党纪处分代替行政和法律处分。绝不能姑息!”

这位“老封头”,也是从解放后不久就挨整的。妻子担心他会不会再挨整。他说:“我想现在不至于吧。一定要整,也没办法,无非是开除党籍,掉脑袋吧。想当官的话,高岗那时候我说几句他爱听的话,也早就上去了。还是当个芝麻宫,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好。”

封可涵同志忧心忡忡地说:“好人在‘四人帮’的时候受气,现在还受气,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会使我们党失去民心的……我知道我四处捅,有人不满意我。可是我三四十年只懂得这一个道理:对个人无利,对党和人民有些好处的事,共产党不办,叫谁来办?”

(五)社会力量呢?……

多年来我们的一个疏忽和失误,是把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部门牢牢拴在各级党委的意志和议事日程、中心工作上,以为大家听一个人的吩咐,发一个声音、办一件事,这才叫加强党的领导。结果呢,得到的不过是单一和整齐,党和群众、和社会实际却离得越来越远。社会组织变成党政的一个部门和工具.报刊和文学变成了领导意图的翻版和文件的附页与插图。人民群众有一个最省事的对付办法:不登你的大门;不看或不听你的宣传。有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扛起行李到北京上访就是了。

其实,利害得失是很明显的。在现行体制下,坏人如果不以某种方式同某一级权力机关挂上线,要侵犯人民利益而不受惩罚,是困难的。报纸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群众组织作为群众利益的维护者,本来是强有力的监督力量。这种监督不仅不妨碍党中央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而且是这种贯彻所不可缺少的助手。为什么非要阉割掉它们的特性,使本已庞大不堪的党政部门再增添大量以同样方式从事同样工作(无非是往下“贯”就是了)的脱产人员呢?

不过,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在党中央支持下,报纸的战斗作用大大增强了。但这裹也有一个有了权肯不肯用和敢不敢用的问题。就说新闻工作吧,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办出的报纸,不就很不一样吗?去年起,我就不断听到人们关于北方某省一个新闻单位的议论。由于这些同志的努力工作,该省的成绩、经验频频见于全国各报的报端,这也是需要的。然而问题呢?那些通过来信和上访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全不在这个单位视野之内。即使每一条喜报都是真确无误的(这还大可研究),能说他们充份反映了这个省的全貌,向党中央和全国读者提供了这个省的真实图景吗?我们需要受到鼓舞,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当然罗,这种类型的新闻工作是安全,安宁而且安逸的。房子可以住得宽敞些,调资升级也可以顺利些……然而唯一的缺陷是会带来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声,被命名为某种化妆品。

另一种新闻工作者,遭遇就全然不同了。在丹东,我认识了《辽宁日报》记者秦友顺同志,听人说起他的一段同化妆品、同“三安”毫无瓜葛的经历。丹东市的一位第一书记长期住在宾馆,房费很高;在离任赴京晋升之前,又办了些使市民大为失望的事:几个单位动员人为书记大造家具,各县社纷纷为书记设宴饯行.临走还带走相当可观的礼物。秦友顺同志仅仅向《人民日报》反映了上述问题的第一点,还并末公诸报端。不想却激怒了当时他的上司S同志,对秦友顺同志又是通报,又是批判,已经决定的家属工作调动、分配房子等等全盘告吹,本人还被取消了提级资格。

然而我认为秦友顺同志仍然是得多于失。良心的安宁应该是一种幸福。何况世人已非可欺之时。在将来的回忆录裹,一切人和一切事都会回到其应有的位置,得到最公正的评价。那时,有些人(或其子女)也许会懊悔自己(或先人)做了赔钱的买卖。

(六)还有义务兵……

从辽宁回来,收到一封地下时期入党的七十四岁、退休十一年的老妈妈写来的信。一上来就表示了对我的关心,连问几个问题:“听说连你们作家也不敢写了?大家都在观望?谁都有孩子老婆一大家?谁知哪是对、哪是非?别说别人,就连你刘宾雁也不露头了?”

这位老人退休之后,家居无事,就主动出来“管闲事”。她搅和到一起离婚案件中去了。男主人公是一个神通广大、在军界政界关系甚多、干了很多坏事的军人。她作大量调查,向有关方面揭穿事实真相,支持秉公执法的朝阳区法院干部,终于使此案得到公平处理。有人劝她说,“这是社会问题,你一个人能扭转乾坤?”“你这是多管闲事,自找倒霉!”老伴、儿媳妇甚至孙女都害怕会殃及全家。老太太只好把活动地点转移到外边,她说:“现在关于X(男主人公)的问题,揭露仅仅是个开始,斗争正向纵深发展!”

这,像一个七十四岁的老人吗?鼓舞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以“义务通讯员”自命,不顾全家人反对,不图清闲,不怕打击,在首都风尘中东奔西跑的,就是一个信念:“共产党就是要管闲事,自找苦吃!拿着劳动人民的给养不为民除害,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这不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吗:社会上有一大批离职退休、然而壮心不死的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他们也是一支可以用来同不正之人和不正之风斗争的力量。丹东市二轻局局长李日升同志把退休老干部组织起来,从事一些重大案件的调查和处理。各处都可以这样作的。

总之,既然有了一个好中央、一条好路线,居人口多数的好人是不该软弱无力的。他们应该比坏人、比不正之人、比有严重问题的人强大得多!正气应该压倒邪气,也一定能压倒,问题是还需要创造一定的条件。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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