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疑问

一九七九年五月,省委的两位中层干部梁贵乙同志和边维中同志,奉命去鞍山市所属的台安县,检查几大冤案的平反问题。临行,受过林彪、“四人帮”长期残酷迫害.重病在身,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省委书记徐邵卜同志,给他们追加了一项任务:“省委对各县的领导班子状况,还不太清楚。你们这次,顺便摸一摸台安县县委的情况。”

这是个伸缩性很大的任务。鞍山市委已经有人多次去台安县了解情况。如果梁、边二位同志,把这件事仅仅作为例行公务办理,那再简便不过了。因为他们一到鞍山市委,负责联系台安的组织部一个年轻人,便十分肯定地向他们提供了结论性意见:

“县委班子?──没问题!我们组织部考核过的!……不能鸡蛋里挑骨头嘛,哪能没点问题呢!县委一把手周章于是信得过的好同志。忠诚老实,谦虚谨慎,能团结人……”

这个人的语气,和他的年龄,和他又瘦又小的身躯很不相称,过于斩钉截铁,不留余地。使梁贵乙有些不悦,心想:“这哪像做组织工作的人呢!”

可是,市委对这个县毕竟已经下了很大功夫:由于台安县清查工作第二战役不彻底,派去过一个工作组,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带队,足足待了半年多,认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撤回来了。后来,因为有人揭发县委书记周章于包庇作恶多端的中层干部陆贯东,还有冤案处理上不彻底的问题,又派去一个工作组,五六个人,住了五十多天,回来向市委线报说:周和陆虽有亲戚关系,不存在什么包庇的问题。县委是可以相信的。冤案问题,传达一下市委指示,由县委解决一下遗留问题就行了。

那么多人,调查那么多天,有几个还是副部长和处长,能不相信吗?据此上报省委,似乎也无不可。

然而,梁贵乙和边维中听话听音,觉得不大对味儿:这几位对受害者百般挑剔,全是这些人的错处,见不出一丝同情,甚至还要挖苦几句;对县委领导却是不遗余力地赞颂,这是为什么呢?

“你们找过哪几个受害者谈过?”梁贵乙试探性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没有,没找过。”

五六个人在一个县城住了五十多天,并且就是为了这个题目去作文章的,对于文中的主人公,竟然一个也没找过!

对方作了如下解释:“唉,没法找这些人。他纠缠起你来,没完没了,找他干啥!”

然而,他们竟然能够断言,“台安县形势的不安定,主要原因是受害者的无理取闹!”

梁贵乙和边维中心里,升起一股反感和猜疑。

(八)追索

尽管梁贵乙和边维中对组织问题的复杂性心里早有了解,但当他俩第一次走进台安县招待所时,没有想到这竟会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远征的开始。

经过和被害者、家属和办案人、知情人多次谈话以后,发现与县委的汇报出入甚大。受害者一般都没有真正、彻底平反,走走过场而已,还留了不少尾巴。一起谋杀案,硬说是死者自杀。打击陷害者,被包庇下来。凶手之一是县委书记周章于的弟弟,证据甚多,但至今逍遥法外。周章于对于党的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冤假错案这一重大决策的态度和感情,一句话就集中表达出来了──每当有人找他申诉冤情时,他照例是老大不耐烦地回说:“你还要平反?你人一没死,二没残,有什么反可平!”对待有严重打砸抢行为或陷害、残杀罪行的人,他可就体贴入微了。

梁和边在清查四起冤案的同时,就注意了解县里的一般情况。县委和市里来的几个人,不断向外扬言:“省市来人,就是处理四个案子的,完了就走!”梁和边却自有主意。三个月过去了。他们不走。五个月了,还是不走。这中间,几次回省委汇报,领导同志支持他们彻底查清县委的问题,固然是一个原因。他们本人在污泥里摸鱼,越摸越觉得大有搞头;难度越大,他们的活动中政治侦察和科学研究的气味越浓,责任感.追求真理的热情和好奇心浑为一体,推动着他们冲破人为的和自然形成的假相,向现象的深处走去……

市里来的人发觉,省委的两个人,常常一到晚上就不见了。有人纳闷儿,有人猜疑:这两人干什么去了呢?原来是这样:梁和边经过三个月的了解,知道台安县的情况确很复杂。而由于人们对于上边来的工作组失去信任,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又不肯自动登门来访。他俩也发现,人们还可能有些别的顾虑。他们早就发觉,有一个胖子,拿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成天价在招待所门口踱来踱去。看着似乎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一双眼睛却滴溜溜地朝他们这间房转个不停。不是监视才叫怪呢!这样,他们就决定亲自到一些同志家中访问。他们在三个月工作中间,已经有意识地打听到一些了解内情、又不满现状的好党员、好干部的线案,也问明了他们的地址。

听说有个姬世原,供电局的副局长,对县里的问题看得清,人也正直,人称是顶不正之风的模范。可是,三个月了,这人始终没露面。一天晚上,边维中就去找他了。

那老姬,果然有戒心,不愿开口。老边先说:“这台安县,确实有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但是别看人们当众不敢说,暗地里还是议论著,交流着大量情况。不少同志还是党性很强的,他们看不惯那些人为非作歹,心里是愤慨、焦急的。我看,这就是解决台安问题的希望所在。你说是不是?”接着,他又拣这些天印象最深、最惹他注意的人和事说了起来。没想到,一说就说到要害上了──那个人事局副局长季程明,鬼头鬼脑,一天到晚东窜西窜,不干正经事,倒是红得很。也怪,他了解情况怎么那么多,本事又那么大呢?

姬世原这时动了心。这些年,他没停止过观察,看得越多,心越凉。但是失望总是扑不灭他心里的焦急之火。于是,在一个希望的灰烬下面,又有另一个希望燃起。但他的信心确是逐渐衰弱下来,可又想不通,不肯死心:上级党委真就相信了一次又一次报上去的假情况吗?他说:“看你这几个月还真没白来呀……”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忽然,抑制不住埋藏多年的悲愤和委屈,他竟痛哭起来。五十几岁的人了,轻易不动感情呀!他把憋了多少年的心里话,都倾泻出来了:

“老边,不瞒你说,这些年我越看越灰心,我是觉着这个县的问题没法解决呀。听说你们来了,我想,恐怕来也白搭。多少个工作组,来了走,走了来,这台安县还是依然故我呀。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还真有了解情况,又想改变这情况的人。……”

他流水般的倾诉,印证了老边这一百来天摸到的情况,并把他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季程明,他是有势人的走狗.,没势人的祸害!台安县就叫这么几个人给毁了。一个是西霸天侯省高,还有一个东霸天王尊寿,中间一个狗头军师季程明,他伸着鼻子到处嗅……这些人后边,还有一个陆贯东。”

“侯省高这个人,早先管木器厂,他就拿木头送礼。后来管糖厂,送的更欢了,成天拿着大兜子四处转。就靠这个大兜子,他又当了公安局长,这回又拿户口做买卖了。让他当垃圾局局长最合适,不然,什么东西他都能给送走。他能把整个国库都送光。只有管垃圾,他没法送。”

“难就难在这些人拉帮结伙成了一团。上面来人摸不着真实情况。这些人不拿掉,台安县就没个好!首先得把左右形势的人解决了,不然,拿下一个侯省高,还会再出一个王省高,季省高。”。

姬世原越说越激动,把他心里埋得最深的感情也倾吐出来了:“这些年是整难捱,气难受,罪难遭呀。我当初要是知道……唉!……”

临别时,他紧握住边维中的手连连说道:“看来,我这辈子还没白相信马列,没白相信……”

(九)有这样一个体系

侯省高式的人物,这个县有一堆。侯省高送他工厂里的木头和糖,王尊寿送他酒厂里的酒,陆贯东和好些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则是送米送面送油送鱼送肉……

都是些慷慨之士,糖是成袋成袋地送,酒是成箱成箱地送。手底下没有“进口货”的人怎么办?送水泥和钢材给公社,使嚼不动的物资转化为“进口货”呀。有一座即将施工的桥,就以这种方式消失了。

王尊寿是变这种戏法的专家。他先是给领导和同伙人送本厂酿造的酒。然而,一个人充其量一天只能喝半斤酒,胃口有限哪。不用发愁,王尊寿可以把酒转化为县委三位书记家里的大米白面,主食他也全包下来了。后来那酒厂几乎被他搞黄,这也不要紧,因为上边一句话,王尊寿又调到新建的糠醛厂去当党委书记了。糠醛是吃不得,用不得的。但它可以搭桥,把王尊寿同省外贸局的一位张科长牵到一起。不久,张科长家里便增添了免费的双人床、沙发和桌子。王尊寿一方呢,得到的是外贸出口的高级烟酒。这些,又源源运往书记和同伙的家门。制造糠醛的原料苞米棒子,除了可以充作书记厨房里的长年燃料外,还转化成八千斤大米。一辆“一三O”汽车,乘夜深人静之时,将一袋袋上好大米,连往书记和局长们家里。

他的主要服务对象,自然是顶头上司、工业局党委书记陆贯东。陆贯东的美言和县委书记桌上的高级烟酒、厨房里的大米和燃料,很快就使在酒厂搞臭了的王尊寿又香了起来。他在糠醛厂建厂以来的历史上,创了赔钱的最高纪录,使五十万元银行贷款中,有三十八万元化为乌有了。但王尊寿从糠醛厂党支部书记晋升为交通局副局长那条路,就是靠它们铺成的。

梁贵乙和边维中逐渐看到,这些“四人帮”时期起家的一群“左派”,并不是生活在虚无飘渺的政治云雾中的“革命”精灵,也并不很“左”。他们一面高喊着崇高、圣洁的口号;一面不停地活动着双手,向自己家里划拉各种很不纯洁的物资。然后又把多余的部份作为贡品奉献给县、市某些领导干部,或互相馈赠、低价转让。他们之间的政治上同观点、共命运的帮伙关系,是以这种扎扎实实、由色香味俱全的物资组成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当他们高喊“誓死捍卫”和“念念不忘”的时候,不会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在“捍卫”和“不忘”他们嘴里、身上、家中那些与众不同的享受吧。

但是,他们也绝没有忽略自己来捍卫自己。

掌握支配物资权力的人,同时也握有对人的采用、奖惩、升降的权力。我给你安排几个亲属就业,你给我儿子、女儿解决入党问题;我给你外甥调整一下工种,你把我小舅子提前转为正式工人;你为我的提拔在县委会上说几句好话,我到市里为你的处分问题说说人情……

第二层关系就这样编织起来了。

在一个单位内部,这个过程也在上下级关系之间进行。调资升级、工作岗位的调动,甚至入团入党,都可以是领导人施予恩惠,培植亲信的机会。一个畜牧场的支部书记,竟把全场三分之一的职工都发展入党,大部份没有经过党委讨论这道合法程序。“授”者无须半点支出,“受”的一方却要以各种方式来报答。大小事情要跑腿效劳,危机时刻要通风报信、提供假证,甚至对每一次施恩提供物质酬报。

但是,仍然堵塞不了正派群众向上级党委揭发控告。这时,县委也不得不派人调查,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严肃”得很有意思。好人还是很多的,因而,往往派去的就是一个过于认真的人,严肃得有些过份,把案子查得有些“透亮”了。这时,上边的人便赶忙把一个人或一个调查组撤下来,换人上去。这种调查,便成了忠诚考验和筛选干部的一种机会。果然,换上去的人不负信任,三查两查,就能把那案子给查没了。于是,上下皆大欢喜,而被考验和筛选出来的这个干部,便立即提拔重用。久而久之,聪明人便看出,这是一条登龙的捷径。

结果,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奇异的局面:这处关系网中某一个“目”暴露了自己,也就是说,某一人物出了问题,经过一番“严肃处理”不仅可以修补复原,那块地方还编织得更密更厚了,因为又有新的忠诚分子补充进来。被调查者感恩图报,必定要为调查者的提拔重用出力;反过来,调查者也不能不讲交情义气,这条新形成的有来有往的线又要和别的线相沟通。“网”的生命,便输进了新的血液。

单是一个陆贯东──工业局党委书记、县里的重要人物,就凭借他本人所犯的错误,为这张纲的增强做出了多少贡献!为了他隐瞒成份和生活作风的问题,就派过几次人到傅家公社去调查。凡把事情查“没”了的,都提拔重用了。那公社的四个副书记,几乎都由于掩护过陆贯东,后来当上了其他公社的一把手。其中一个,陆贯东还另有酬谢:叫人事局副局长季程明把此人的档案拿到陆贯东家中,偷偷抽出有关他土改时期所犯严重错误的材料,为他以后的进一步提升扫除了障碍。

反过来,上层建筑中的这种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关系,又来进一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这伙人把持下的企业,公有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变成了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产,这些财产却又得不到资本家对自己产业的那种精心爱护和经营。那些企业的实际上的主人,关心的根本不是企业的发展,而是在自己的任期内尽快地捞一把。这就是各种形式的贪污盗窃、挥霍浪费横行一个基本原因。

全县八个国营企业,有六家长期亏损。造纸厂人称是“水里捞金”的买卖。王利国一九五九年在造纸厂当书记时,每年给国家上缴三十多万元利润。现在呢──简直没法儿说了,半年下来只赚了两千多元。

赔钱尽管赔,却丝毫不妨碍那些掌权的人贪占和挥霍。比如标准件厂,过去是模范单位,一九七八年赔了二十多万元。一个二百多人的小厂,党支部书记大吃大喝大请客两年就花了两万多元。一九七八年“双打”,搞出一个贪污三、四干元的案子,一年之后还没处理。

侯省高办糖厂,赔了几十万元,他倒升官了,当上了公安局长。这人是个官迷。为了升官,都休克两次了。为了把糖厂的党总支升格为党委会,以便他本人升一格,他费了多少糖!单从他为庆祝党委会成立而张灯结彩大办“国宴”那个劲头儿,他的全部人生目的同发展经济毫无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这些人贪婪、性急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后起人物李义文的发迹,可以做为一个小小典型。此人担任洪家畜牧场的党委书记期间,首先是掌握了随意支配这份国家资产的权力。一部份产品,他自己直接享用;资材也是如此──他先后在建造私房、造家具等方面侵吞的国家物资,就达三十六种。人权,也是一种财源。他儿子长期冒领畜牧场工资和取暖费,又在一家工厂挂名,另领一份儿。鞍山来插队的知识青年以铁床、高压煤气炉、暖气设备等实物向他行贿。甚至,发展党员也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李义文把相当于全场职工总数三分之一的人──七十一人吸收入党,其中只有二十一人是经过党委会讨论通过的。又从中获利不少。这样,当他在这家畜牧场工作三年之后调转工作时,全家资产竟增加了六倍──从来场时的一卡车变为七卡车!

然而,这还只讲了故事的一半。如果没有故事的另一半,事情的实质就会歪曲,李义文的存在就得不到说明。

李义文在拚命搜刮时,还把畜牧场的相当一部份产品赠送给县委领导人,有肉、蛋、花生、鹿茸、鸡鸭等等。单是花生一次赠送额有帐可查的就达到了三百斤!

靠这些贡物,李义文换来了自己的安全。经群众揭发检举后,县委派人来查,总是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罪证俱在,县委也曾列入日程专门讨论,但讨论五次,终归还是逢凶化吉。县委的保护是精心策划的:当工作组进驻台安县,旧事重提之后,发现李义文的案卷中少了很多重要材料。查问原办案人员,答曰:是县委三位书记指令撤除的。

然而李义文缴纳贡物换得的还不仅仅是一个安全。这家畜牧场在他经营下亏损七十八万元,违反财经纪律的支出达二十余万元,而它竟然“荣获”“大寨式先进企业”称号。李义文本人呢,尽管调查中间开列的罪状达六条之多,竟然晋升为县政府教育局局长!

这就不仅仅是论功行赏了。这是因为李义文已经成了把持全县大权的那个利害与共的集团的一个成员。

这就是他们敢于如此肆无忌惮的一个组织上的原因。

(十)“时代英雄”季程明

“这就是马文奎所说的那个‘体系’!”一天深夜,梁贵乙写完又一份给省委的报告,对边维中说。

“他还说过公开的县委内部还有一个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小县委’呢!”老边补充了一句。

二人不约而同地又想起那个季程明。人们都说,县里的干部任免、升降和调动,是陆贯东出主意,季程明跑腿,周章于点头。

陆贯东六十年代初期,是县里人事科的副科长,靠这个“人权”,奠定了他自己事业的根基。后来因隐瞒成份(富农)和生活作风问题,被调到傅家公社去当党委书记。这次调动,反倒促成了他的发展。他后来又被任命为县工业局书记,手里又有了经济权力。但他在台安县的实际地位和职能远远超出一个局的范围。经过多年经营,县委组织部三十三人中老人只剩下一个了。现在从副部长到底下人,大部份是“陆贯东的人”。各个局、委、办和各个公社里,他的人也不少。所以台安县人称他为“黑组织部长”。

季程明也是做组织工作起家的,不过是小一号的人物。人称“豆鼠子”,倒不是说他贼眉鼠眼,而是指他是个善于为自己和别人堵漏洞,左右逢源的小人。是个善于谄媚上边,也不得罪下边──表面对谁都好,暗地狠狠整人。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时代英雄”。县委书记周章于来到傅家公社,季程明马上给报纸写稿,宣传这位领导干部如何深入群众,背着大粪筐劳动,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县委书记看了,心里乐滋滋,这张报纸就贴到书记心上,成为对季程明的永远的记忆。陆贯东正在为隐瞒成份的事发愁,人家季程明那年正在县革委干部组呢,抽出档案,把他的成份给改了。三个人的战斗友谊,基础就是这样形成的。

县委头头脑脑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季程明知道最早,奔走最欢,事情办成了,同时拉成一条线,两边都增添了对他的好感。县里的“体系”有了什么紧急需要,又是季程明往鞍山市跑得最欢。事情办成了,县里头头自然感谢他,市委的人也和季程明近乎起来,因为季程明不是不讲交情的人,单是自行车,小明子给办成多少辆!

在一致“对外”方面,季程明更是个打先锋的人物。

在本节开头,我们提到了对台安县的特种组织“体系”有所发现的马文奎同志。此人是个外来干部。为人正派,秉公执法,处理党风问题很严肃,县委圈子里几个重要人物家属“农转非”的问题,不管谁来说情,他抓住不放,硬是都给迁回农村去了。台安县的好人,大受鼓舞,觉得有希望了。听说马文奎主持县清查班子,都暗暗高兴。谁知没有几天,把马文奎给弄到党校学习去了。后来,干脆又调到外地去了。他不走,第一书记就是他。能不把他整走吗?

县委书记张谦合也是外地人,处事也比较公正,他刚刚领导县里的清查工作,一批大字报糊了上来,份份指出“张谦合首先得说清楚!毛远新来过台安,邢燕子也来过,张谦合都得交代:有什么阴谋关系……”三弄两弄,清查运动的方向给扭转开了,张谦合的县委一把手也没当成,走了。于是台安县又清除一个“异己”,一个威胁。

季程明在这类事情中都起了极重要的出谋划策、县市沟通,左右串联的作用。他那双小腿,他那张嘴巴,总算没白白长到人的身上,十足地发挥作用了,为台安县立下了汗马功劳!

(十一)扑不灭,压不倒

县委书记周章于为官多年,还没见过梁贵乙和边维中这样软、硬不吃,死心眼儿,一条路走到底的人!不过是两个处级干部,比他们大得多的领导,周章于也见识过不少。这些年,很多人都学乖了,对于组织、人事问题,能绕开就绕开,生怕陷进去出不来,上上下下得罪一大片。从没见过这样的楞头儿青,赖在台安县,就不怕吃不了兜着走?

每当梁贵乙和边维中回到省委汇报,台安县就传开风声:“那两个人不回来了!”“他们犯了错误,回不来了!”强烈的愿望,会使人对自己的幻想信以为真。有的打砸抢分子来找季程明要翻案,这姓季的就说:“别急。等那两个玩艺儿走了再说!”

他们早就一而再地给省委写信告状了,信的内容有点像某些记者和报告文学作者受到的指控:“你处来人思想偏激,偏听偏信,所作所为不利于我县的安定团结,严重干扰了我县大好形势;反映的情况,也严重失实……”

可是不知第几回了,那两个软不吃,硬不怕,脸上没什么表情,叫人摸不清底细(他们的后台是谁呢?),又恨又怕的人又回来了!怎么办呢?把最有效的常规武器发射出去!不久,省委就接到一封匿名信:“你处派到台安县工作的梁贵乙,作风不正。他对于申学亮一案为什么兴趣如此之高?因为他已经和申学亮的遗孀董XX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人看见董XX隔三岔五往招待所跑,溜进梁某人的房间就不出来了。姓梁的也常到申家去……”

他们相信这一招准灵。整走县委书记张谦合的时候,季程明搞的这一手儿就起了很大作用。那一回是说他老婆跟别人胡搞,一时间满城风雨。你有法儿查清楚吗?你怎么辟谣?哈,姓梁的小子,这回你没跑儿,整不垮,也得把你整臭。收拾行李滚你的吧!

可是这一回偏偏就不灵了。姓梁的和姓边的不但不走,还干得更欢了。

边维中倒很可能回不来,那是因为他重病在身──肝大四指,脾也大。起先梁贵乙也不知道,只看见他脸色一天天灰暗下去,半夜整理材料的时候还常常捂着肚子。这才问他:“你咋的了呢?”老边回答说:“肝炎。这是偏方……”说着又吃起大药丸子。省里的领导同志几次说:“这回,老边可无论如何得回来了!”──特别是省委机关一位中年的处长猝然病死以后。但老边还是不肯回去。

季程明之流成天在那里揣摸这个姓梁的和姓边的后台是谁,根子有多硬。的确,辽宁省委和省纪委领导下定非搞清台安县领导班子情况不可的决心,对于梁、边的行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省委若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把他俩撤回去,他们不走,行吗?但是季程明那个机灵的脑袋瓜儿就是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里还有很多为了真理不惜牺牲自我的人。

边维中是蹩着一肚子气下来的。他是揭发和清查同“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激进派,倒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这回来台安,还有人背后说风凉话:“非显著他能了。他不去,台安县的地球就不转了?”他心里明白,有些人对于组织清理就是抱反感。不然,这台安县何必非由省委派人来不可呢?边维中是个倔脾气,越是不受欢迎,他还越是非干干不可。

梁贵乙是个机智、敏锐的人。五十年代在《东北日报》作记者,又养成一个爱讲真话和尊重事实的作风。五七年报社打了很多右派,总编辑倒成了左派。他看不过,就发了一个“谬论”:“我就不相信,在一个左派领导下,会出一窝子右派!”差一点给打成“中右”。从那时起,他对于极左的一套就抱反感。有省委作后盾,他对于这次的任务是有信心的,但心里也明白,这个马蜂窝不是那么好捅的。捉不到狐狸反惹一身骚的

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

他们在台安县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发明显地感觉到某些人对他们的敌意在升级。季程明不光是在造谣,不光是在挑拨离间省委、市委来人之间的关系,还发出带有恫吓性的叫嚣:“省里那两个人,若是把咱们的事情给扩大了,咱们跟他们没完!他们若不向咱们赔礼道歉,就别想囫囵着离开台安!”

连周章于也沉不住气了,他亲自出马找市委的郭主任,说省委的两个人不地道,背着县委搞黑材料整他。可是郭主任不予听信。

边维中有个拗劲,越是有人反对,他越是拚命。梁贵乙起初不知道他的病情,只见他老是一只手捂着肚子,常吃大药丸子。时间长了,大药丸子也没多大效力了,只见他气色越来越坏,黑里透黄,灰暗无光。有时两人把手里工作放一放,谈起各自的经历,再联系到眼前台安县的情况,不禁发出共同的感慨:“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很难哪。连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也难。有人就是不欢迎!看来,虽然‘四人帮’垮台了,今后还得准备作点牺牲。没这点决心,坚持真理就难以做到。”

老梁明白老边为什么不肯回沈阳治病休养。他们两人都看清了一条:只要他们一走,台安县的问题就算全完,不会有人接下来管下去,前功尽弃。对不起台安县人民哪。

几个月来,他们已经走访和接待了上上下下六百来人、和县里的很多干部群众有了感情。这些年人们见过多次工作组了,来来去去,台安的问题未见解决,反倒越发严重了。这两个人有些与众不同。他们给老梁、老边送来半导体收音机,让他们休息时候听听解闷儿。天冷了,怕他们冻着,送来几个热水袋。晚上走访归来,主人总要陪他们去,一直送到招待所门口才放心,还叮嘱说:“你们可得注意安全呀!这些家伙手可黑着呢,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特别动人的是他们常常和老梁老边一起研究、分析情况,一起发愁和着急,替他们想办法,出主意,找线索:

“XXX那小子是白脸曹操,跟他谈话得小心点!”

“XXX,别看侯省高拉拢他,给他解决了房子问题,若是讲究点方法,弄好了他还肯揭点那些人的老底。”

显然,老百姓和许许多多受气受压的好干部都把一线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把他们俩看做省委的代表。能半路上丢下这场调查,一去了事,让他们失望和难过吗?梁贵乙和边维中抱定一个宗旨:宁可把那一小撮人得罪净了,也不能得罪台安县的三十二万父老兄弟!

深夜,当台安县城所有灯火都已熄灭,这两个外地人完成了一天的劳作,躺在床上一时不能入睡时,常常议论起一个题目──“胜利以后……”,就是说:“四人帮”是被我们打倒了,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从台安县的情况看,胜利仅仅是又一场艰难、复杂和持久的斗争的开始。这场新的斗争,对象是什么人?内容是什么?遇到的阻力是什么?胜利的希望在哪里?

在边维中的笔记本上,在调查记录的空白或背面上,记下了很多他们二人关于这个题目的思考。

有很多好人,局以上的干部里也是如此。同来台安工作的市委干部,也是如此。既有立场、态度和感情和梁、边明显地不一致、以致常常争吵得面红耳赤的人,也有为人正直、坚持党的原则的市委领导干部。有什么理由悲观呢?

姬世原,代表了台安县的很多干部。

他走过的每一步,都和现在台安县台上那些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九六O年他在黄沙坨公社当社长,发大水的时候,他和一位姓洪的生产队干部一起带头跳下水去堵口子,几天几夜不睡觉,直到最后累得昏迷不醒。一九六一年他办拖拉机站,盖了几十间房子,打了四万多斤粮食,在当时绝大多数拖拉机站赔钱的情况下,他们挣了一万多元钱。这和他这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家里大人小孩都吃不饱饭呢,可是姬世原没往家拿过一片菜帮子。

后来在县机械厂当三把手,建造拖拉机修理厂,已经是“文革”大乱的时候了。别的厂停工的停工,不停工的也常常得靠向国家借款发工资。可是他们厂年年盈利。这是因为当陆贯东那一类共产党员正在拉帮结伙、钻营私利时,姬世原仍然把心血都洒到这个工厂上面。他连续六年住在工厂职工宿舍里。他没有大吃大喝,不招待市、县官员,却把心力用在如何使全厂职工度过全国第二个经济困难时期。种了水稻,开了菜园子,养了猪。一车间的工人劳动条件差,需要皮鞋护脚,但没有这笔劳保费,怎么办?好办,姬世原拿出他的工资给大家买皮鞋。他走后,留下的不是一部亏空帐和职工的咒骂声,而是他亲手栽植的一行行林木。

大女儿在酒厂当临时工,快转正了。酒厂当时的支部书记王尊寿对姬世原说:“你给我一个皮带床子,我就给你女儿转正。”还有不少人给他女儿出主意:叫你爹出个十元.二十元的,你不就转正了吗!女儿回来跟爹叨咕,谁谁送了礼,转正了。姬世原说:“你投胎投错了。投到张春桥、姚文元家就好了。”

儿子结婚,他是交通局的领导,大车小车一概不许出动。谁想到那个狗头军师季程明弄了一辆小车来,把老姬整得好苦。那天他家没买一点肉,举行了一个素婚礼!

从他现在的情绪,就可以猜想,他这是向那些贪官污吏和不良风气示威呢。

“我当了十五年浑蛋,”姬世原是一位口头文学家,搞的还是讽刺文学,“我不会看路。有一本书我没买着,叫《溜须传》。我若是买着了这本书,在台安县我就可以东西南北到处通行无阻了。”

“从‘文革’到现在,我没和领导握过手。我五十多岁了,到末了儿落个溜须,我不干。有人把鼻子租给人家了,让人家牵着走。我不干。”

“人平不语,水平不流。我有话。十五年,能没有话吗?我还要骂呢。也有不骂的时候──一个是坏人洗手不干了,我不骂了。一个是我死了,不骂了。”

“这台安县,不是三十二万人民的台安县,是少数人的台安县。少数人随心所欲,多数人遭罪受气!”

“我本来打算明年到北大荒去,远远躲开这群人,自己到地里扒拉点土豆、黄豆生活得了。”姬世原对老梁、老边说,“这回看你们来了,有点门道,我不走了。”

像姬世原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台安县有一大批。领导酒厂时一次也不给县官送酒,因而被季程明评为“不会办事”的宋德荣;同样“不会办事”、因而老少三辈只能住一间房子的县委宣传部张副部长;自己管工业,但老婆当了八年临时工还不能转正的黄树新……

然而好人却形不成一个强大力量。他们一肚子气,但正不压邪,没有办法。有人斗上一阵,败下阵来。于是有人便失望了,消极了,“退出政界”去搞技术了。

姬世原内心里也有些消极情绪,但在他的感情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对于坏人坏事的强烈愤懑。在各种健康感情中,这是我们的文艺作品宣传得最少的一种。好像愤怒只能指向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对于挂着共产党招牌败坏共产党的事业的人,这种感情就不适用了。有时甚至被目为不正常,所谓“有情绪”。但从姬世原的情况看,这种“情绪”恰恰是使他没有对邪恶妥协、退让或同流合污,没有丧失精神支柱的一个重要力量。

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自白吧:

“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压迫。工业局一个会计为了请刘永涛帮他解决点困难,送去两包本地点心,伤了那位大人的自尊心,给扔出来了。一家工厂的老会计,想解决老伴的户口问题,找侯省高帮忙,可是礼送晚了,后来得了一场病。”

“这些家伙实行的,是一条‘不杀穷人不富’的路线!”

“包文正的钢铡不响不行呀!”

(十二)不负苦心人

如果把那“钢铡”理解为执行党纪国法的话,它现在是开始响起来了。

台安县人民告状告了多年,硬是告不倒的那个“黑组织部长”陆贯东,终于有一条尾巴被人民抓住了!

傅家公社三道大队一个名叫齐建平的男青年和他的妻子汪文军曾写信控告陆贯东等五人违法乱纪,残酷迫害他们,不准结为夫妻。小夫妇几次逃亡,长期流离失所,无以为生。陆贯东动用政权力量几次追捕,暴力拆散夫妇,并多次采用肉刑,作为阶级敌人批斗、办“学习班”、用人身凌辱方式施加迫害,迫使离婚,最后竟以强力夺走他们的孩子,转送他人。全国妇联对申诉信作了批示,下达鞍山市。

这么大的一个案子,市、县调查组作出的结论竟是:“陆贯东等同志检查深刻,免予处分”!边维中一看,气不公,把这事捅给了记者。《辽宁青年》首先报导了。台安县开了锅。群众喜气洋洋,奔走相告。县委急了,派小车拉上陆贯东跑到沈阳,找省委宣传部,省广播电台,《辽宁日报社》,极力阻挠对这一事件的进一步报导。《辽宁日报》的领导研究一下,──这些同志富于幽默感,说:“县委急急忙忙找上门来,是怕咱们登晚了吧?”遂即披露在报端。县委书记周章于勃然大怒,跑到鞍山市委告状和诉苦,拿出的武器是:“报导失实!”

梁贵乙和边维中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二人一合计,化名“卜萍”给《辽宁日报》又写了一封读者来信,指出“官官相护”,不指名地批评了县委书记。周章于书记看看报纸,生闷气,又纳闷儿:“这个‘卜萍’,是什么人呢?”他竟没想到这分明是取“不平”的谐音化的名,居然在台安县城里搜寻起来了。天下奇巧之事也真多,居然叫他找到了一个名叫卜萍的人!追查一番,才发觉自己上了当。

那几双充满猜疑和怨恨的眼睛,这才转向老梁和老边,背后议论:准是这两个人搞的鬼!但是又不便去核实。书记只好去找市委的刘处长,自言自语说:“事实有出入啊。可这是群众写稿,没法子,我们就受点委屈吧。……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哪能这么个搞法呢!”

那位处长只是嘿嘿直笑,不吱声。他猜中了写信人是谁。

报纸发挥了它的威力。多年告不倒的汉子,陆贯东这一回终于不得不低下头来,进入了被告席。台安县委书记周章于,过去在恶梦中也没有想到过他竟连自己的亲家兼主要的政冶支柱都庇护不住,必须给他点处分了。

(十三)忧虑与希望

一九八O年六月,梁贵乙和边维中结束了在台安县的工作,满载着关于这个县的第一手材料,返回省会沈阳。一年以前,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为了弄清一个县的领导班子的情况,竟要耗去八个月的纯工作时间!

他们应该感到满意的是,他们并没有仅仅做了一番考察。如果不是他们来了,而且坚持这么久,这个县的几个重大案件的复查也会进行,但那个“小县委”‘即那个根基牢固,个个都是“不倒翁”的体系,怕不会有多大变化。现在,那“体系”的几个中坚分子已经遭到不同程度的暴露和打击──陆贯东,初步决定撤销行政职务,开除党藉;姜凤仁,撤职、留党察看;侯省高等人也得到相应的处理……

但是,想起申学亮的案子,他们就觉得很遗憾。明明是害死的,硬说是落水身亡。假如凶手嫌疑不是周章于的弟弟的话……

周章于并没有认错服输。他还在扬言:让我走,得说个明白,我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有什么问题?对他的评价,是够客气的了。他现在连他在排挤张谦合问题上应负的责任都不肯承认!他的气为什么还这么壮呢?是因为那个“体系”还没有瓦解?还是因为“上头”仍然有庇护者?

总之,台安县的组织状况已经有了一个突破,但梁贵乙和边维中并不放心,因为离开彻底解决组织不纯的问题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呢。他俩经过这一年来的体验,深深懂得了这个道理:为了使党恢复健康,非破除那个“体系”不可。党肌体上的异己细胞,往往都生长在要害的器官上,清除它们,绝非一日之功……

但是,毕竟有了一个成功的开端,而在一九七九年以前,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希望所在。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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