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深夜,一道带铁丝网屏障在柏林悄悄竖起,将整个柏林一分为二。后来,这道屏障不断被加固、扩建,最终成为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全面对垒的最触目惊心的标志——柏林墙。柏林墙存在了二十八年,逐渐被视为一个国家永久分裂的象征,也造成了成千上万家庭“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悲剧。但谁也没有想到,柏林墙居然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深夜被民众冲垮了。

因为东德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媒体发言人沙博夫斯基的一句口误,释放出边境从即刻起开放的信息,民众便像潮水般地涌向柏林墙,有历史见证者如此描述说:“当首批民众接近分界线时,东德边境卫兵还茫然不相信而仍然予以拦阻。是时成千上万的青年,攀上墙顶,振臂高呼,西柏林市放出探照灯光,照在五彩斑斓的墙面之上,教堂钟声齐鸣,香槟泡沫纷飞,交织成一幅感人的画面。”以此为标志展开的东欧和苏联共产党政权迅速瓦解的过程,让所有人都眼花缭乱、手脚无措。

在柏林墙消失之后二十年,英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泰勒出版了《柏林墙》一书,他像讲述一个人的一生那样,为柏林墙立传,也为东德政权立传,他探究了昂纳克垮台的原因,正如东德最后一任国防部长霍夫曼所说:“首要原因肯定是缺乏民主与自由,从而使每个个体日甚一日地感觉到这种缺憾,使整个社会逐渐趋于瘫痪。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距离人民越来越远时,当他们对现实和公民需求的关注越来越淡漠时,当他们的统治越来越明显地具有专横、武断、强制的色彩时,只需要在火药桶内投入区区一个火星,便可以引发广大东德公民的公愤。”这不也是在说今天中国的情形吗?

“万特利兹”与“中南海”何其相似

在柏林墙兴建之先,在东德领导人将东德民众封锁在墙内之先,他们先将自己囚禁起来。《柏林墙》有一章看似“闲笔”的内容,生动地描述了东德领导人居住的万特利兹别墅区的情况:“尽管德国近代史没有对万特利兹进行浓墨重彩的叙述,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众口里,这个地方还是被称作‘上帝们的贫民窟’,或简称为‘贫民窟’。囚禁别人的人现在也成了囚徒,而这个‘森林住宅区’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精英们的金丝笼。”

在这个柏林郊外风景优美的居住区,主人们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时代,他们的别墅用最好的材料建成,每个家庭都有数十人为之服务。这里设有奢华的俱乐部、餐厅和专门供应进口商品的商店。领袖的妻子喜欢吃保加利亚产的“乔纳森”牌的苹果,于是动用专机给她运来,苹果上面还沾着露水,真个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现代东德版本。弗雷德里克·泰勒写道:“东德领导人和家人生活的区域被称为‘内环’。六百名为政治局委员住地提供服务的服务员、警官和保安人员,大都居住在附近不起眼的屋子里,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外环’。”围绕四周的高墙将这片区域封锁起来,外人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情况。

党的领袖让政治局的同僚们聚居在一起,是为了便于监视和控制他们。在这里没有人会有放松自如之感,没有任何两家人之间存在着寻常人的友谊。一个名叫薇拉的演员嫁给中央政治局的某位成员之后,住进这个地方,对于这个被称为“首领们的天堂”的地方,她这样写道:“这里的房子像火柴盒一样漂亮、对称。它们没有灵魂,和旁边的沙滩与松树格格不入……这是个贫民窟,住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在家的外来移民。每天早上,同样的黑色沃尔沃会准时停在花园门口,每栋房子里都会出来一个老人;每个老人身旁都会有一个年轻人护卫着他,帮他拿包,为他打开车门……”住在这里的很多人后来都承认,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幽闭恐怖症。

中共领导层群居的中南海,据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不也是另外一个版本的万特利兹吗?万特利兹是一个新建的居住区,而中南海干原本就是中国古代帝王的居所。胡锦涛和温家宝堪称自己的囚徒,他们除了偶尔走出中南海,到某个精心布置的“外景基地”表演一番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这个古代帝王的专属区内自娱自乐。不久前,网络上盛传一份自称是中央警卫团战士撰写的披露中央领导人奢靡生活的文章,如果属实的话,中共领导人的奢靡生活让昂纳克们自叹不如。中国的普通民众读到这份文字的时候,大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可见,中共政权像当年的东德政权那样已经民心尽失了。当外边屠杀孩童的恶性案件频发,血汗工厂的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跳楼自杀的时候,住在中南海里面的人,在仰望星空之后就能安然入睡吗?

虚幻的国家荣誉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有了柏林墙的保护,东边的这个世界显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一九八九年十月,在东德建国四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昂纳克自豪地宣称东德是世界上经济状况最好的十个国家之一。尽管东德政权在伪造生产和出口的虚假数据上效率颇高,但东德的经济水平确实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遥遥领先,甚至高于葡萄牙、希腊等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昂纳克和他的同僚们就像《绿野仙踪》里面的巫师那样,利用各种小技巧维持着庞大却摇摇欲坠的统治。东德居民有免费的幼儿园食物、免费的医疗、房屋租金补助和假期补助,而且获得国家批准的人还可以享受免费的高等教育。如果你遵纪守法,不想过另外一种生活,把你的未来完完全全交给党,那么你的生活将会宁静而安全。

尽管如此,东德的普通居民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越来越疏离。当发现共产主义的迷魂汤逐渐失效的时候,东德领导人便努力营造所谓的“国家荣誉感”。国际体育比赛成为“国家尊严”的集中体现。在一九六八年的墨西哥奥运会上,人口只有一千六百万人的东德,位居奖牌榜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苏联。为了让东德运动员在国际排名上保持领先,莱比锡机构、东德科学院和耶拿制药厂无耻地勾结起来,许多运动员被迫或自愿地服用他们研制和生产的兴奋剂,不久之后他们的身体便不得不承受这些药物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领袖们说:为了国家的荣誉,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政权可是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啊。

但是,人们还是感到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都不对劲。由一小群人垄断权力的国家,很难让所有的人都去“爱”它。昂纳克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只要人们不公开反对共产党,即便是“假装”的顺从也可以。大部分人就是这种生活状态。但反对者仍然不断增多。为什么那么多衣食无忧的东德人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前赴后继地翻越柏林墙呢?可见,一个按照人均比例拥有奥运会金牌数量最多的国家,并不能获得普通民众的忠诚与信靠。可见,人活着不单单是为了食物,人还需要自由与尊严。

每一个公民的尊严可以被践踏,但国家的尊严却可以弥补之,这是昂纳克的逻辑,也是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逻辑。胡温虽然迟钝,也意识到原有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千疮百孔,而只能祭出爱国主义的翻天印。比如,温家宝六月一日在东京接受日本广播协会(NHK)专访的时候,便情深似海地说:“我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鲜血,都是最爱国的,即使我死了,烧成灰烬,也是爱国的。”然而,今天很少有普通的中国人会被他感动得热泪盈眶了。当年的周恩来欺骗了不少人,如今的温家宝重施故技却效果差强人意。温家宝以为自己的演技足以实现愚民,殊不知,老百姓早已不是他想像的那么傻。

温家宝与昂纳克一样信心满满

卢班诺夫指出,共产“铁幕”其实只是一道“玻璃墙”,一经冲击便粒粒粉碎了。直到被罢黜之前,昂纳克的自我感觉一直无比良好。他认为自己永远是国家的主人,掌握所有人的命运。就连戈尔巴乔夫也无法说服昂纳克启动改革,哀叹东德政权“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柏林墙》中写到一个让人无法忘记的细节:年老的昂纳克在打猎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瞄准,把枪架在一位守门人的肩膀上。这位守门人因此丧失了右耳的听力。对此,昂纳克没有任何愧疚之意。他认为,他和守门人一样,都是为党服务,只不过分工不同罢了,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几乎没有享受过节假日,不也是为大众的福祉付出了绝大的牺牲吗?

柏林墙倒塌之后,被开除出党的昂纳克意识到末日将近,在东德政权迅速解体的混乱中逃往莫斯科。没有想到,短短的两年之后,苏联也解体了。昂纳克被引渡回已经统一的德国,并因为柏林墙和东西两德边界处的两百多起死亡事件而出庭受审。此时,他已重病缠身,在法庭上显得瘦弱干瘪、尊严全无。一九九三年,法庭宣布释放昂纳克,因为“对于一个垂死的人来说,刑事诉讼已经失去了意义”。被释放的次日,昂纳克从法兰克福机场乘坐飞机飞往巴西,然后转机前往智利。抗议者跟随他直到机场的门口。次年五月二十九日,昂纳克凄凉地死在异国他乡。虽然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表现出对家园的眷恋,却没有表露出一丁点的悔恨或悔改之意。在这名无神论者的棺材上,传统的十字架被东德的黑红金三色旗遮盖。

今天,看一看电视上胡锦涛和温家宝们志得意满的表情,仿佛时光倒流、老片翻拍:他们与柏林墙倒塌之前的昂纳克何其相似。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中评述一九八九年东欧的局势时指出:“共产党在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不利势态时是多么的迟缓。”今天的胡锦涛和温家宝恐怕连自身的处境“不利”都不会承认,甚至还幻想以“低人权、高污染”的经济模式征服全世界呢。今天的胡锦涛和温家宝与当年的昂纳克一样坚决拒绝政治改革,一样喜欢夸夸其谈,一样以为人民忠诚顺服,一样热衷于国家包办体育。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一浪高过一浪的奢靡,以及“万国来朝”的荣耀,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都不曾拥有过。

违背人性的柏林墙,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倒掉,正如学者刘军宁在《柏林墙为什么会倒塌?》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些统治者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阻挡一些人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不可能永远阻挡所有国民对自由的追求。柏林墙的倒塌说明,任何有形的人为障碍,都不能阻挡人类追求自由的意志。”在东德是如此,在中国同样如此。胡锦涛和温家宝真的可以靠着虚幻的信心,念一个永远生效的咒语,就能像将头部埋进沙堆中的鸵鸟一样,避开日益严峻的现实吗?他们的下场真的会比昂纳克更好吗?《柏林墙》这本书应当摆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案头和枕边,他们会以一颗恐惧战兢和谦卑受教的心认真阅读吗?

二零一零年六月一日至二日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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