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列举对我少年时代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几本书,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必定是不会漏掉的一本。在八十年代末喧嚣与骚动的中国,这本盗版的《丑陋的中国人》,跟苏晓康的《河殇》、何博传的《山坳上的中国》、刘晓波的《审美与人的自由》并排放在枕边,点燃了我对自由和正义的渴望。在迎接高考、应付“题海战术”的间歇里,我把这些书读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

柏杨回忆录读其书,当然要知其人。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柏杨,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当我读到《柏杨回忆录》时,已经在北大的宿舍里。柏杨的一生,有如黄河一般九曲回肠。从自幼丧母、饱受后母虐待的童年,到追求自立、四处漂泊的青年;从“以笔为枪”的写作志业,到因命运逆转和外部高压导致的四次不幸的婚姻;从漫长的牢狱之灾,到晚年迟到的幸福……如同打翻的“五味瓶”,再也分辨不出原来的味道。

可贵的是,柏杨在回忆往事的时候始终保持谦卑、冷静和自省的态度。与李敖回忆录中佯狂自恋不同,柏杨的回忆录有一种如同秋叶般的静美。柏杨经历的苦难是二十世纪中国和台湾悲情命运的缩影,正像他所说:“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度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对苦难的感恩,跟柏杨的基督信仰分不开。一九四二年,柏杨在偃师时进入一座防空洞躲避空袭,遇到一位拿着圣经的中年妇女,祈求主耶稣保护在防空洞里两个人的平安。当时,柏杨还奚落她的信仰。十几年後,某个星期天,柏杨在新竹见到一群基督徒,每个拿着圣经的中年妇女,都好像当年在防空洞中那位对他传福音的妇女,他身不由己随着她们走进教堂。从此,他开始聚会并成为基督徒。基督信仰给予柏杨勇气和智慧,让他走过黑牢、走向光明。

监狱是一所特殊的大学

一九六七年,柏杨代班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该版以每周五天的篇幅刊载美国连环漫画《大力水手》。情治单位认为,这组漫画是对蒋介石父子的暗讽,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将柏杨逮捕,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柏杨回顾说:“一九六八年,蒋家班发动了‘文化消毒’运动,开始明目张胆地逮捕文化界的‘败类’,我恰恰首当其冲,成为被消毒的第一名。”如果说雷震案是五十年代台湾文字狱的代表,那么柏杨案就是六十年代台湾文字狱的代表。

英国学者吉登斯认为,在独裁国家,“系统地使用暴力与使用秘密警察网络是结合在一起的,秘密警察广泛而频繁地逮捕政治触犯者,这些现象与国家严格指导文化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总结失败的教训,得出两个错误结论:其一,不是专制祸国,而是专制得不够才丢掉大陆。其二,国民党不仅败在枪杆子上,还败在笔杆子上,所以一定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此种思路下,国民党政权放任特务铲除言论自由,凌虐异见人士,制造了一系列罄竹难书的文字狱。

柏杨在回忆录中谈及女记者沈源嫜的遭遇:她的全身被剥光,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架着她骑在上面,走来走去。她哀号和求救,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当她走到第三趟,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唯一剩下的声音,就是:“我说实话,我招供,我招供……”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暂时离开,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调查员离开后,她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自己招供不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于是就在墙角上吊身亡。柏杨悲愤地评论说:“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痛苦。……这个六十年代的著名记者,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暴出来的眼睛,和半突出的舌头。”在白色恐怖时代,此种惨剧比比皆是。

若不是沦为囚徒,你无法想像独裁者的邪恶。柏杨举出了一个小小的例子:当他被押送到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时,发现马桶旁有一奇特的设置:“距地面约一米,也就是约到腰部的地方,有一块横置的木板,囚犯如果直着身子,根本走不进去,只能爬着进去,无论大小便,都无法蹲下,只能趴在那里,像狗一样地拉屎撒尿。”柏杨寻思:“不知道当初的设计者,为什么会生出这样邪恶的主意?”这就是蒋介石和他的徒子徒孙们的想像力所在。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指出:“恐怖手段是极权主义政府管理的真正中介。”剥夺异己者人性的尊严,制造弥漫于全社会的恐怖气氛,正是暴君维持权力的秘诀。

有人在狱中疯掉了,也有人把监狱当作“研究室”。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指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他鼓励说:“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晚年的陈独秀被蒋介石逮捕入狱,国共两党皆欲杀之,他却心平气和地在狱中读书、着述,以狱为家。柏杨也是如此,他说:“政治犯监狱,是出懦夫的地方,也是出勇士的地方;是出呆子的地方,也是出智者的地方;是出疯人的地方,也是出英雄的地方;是出废铁的地方,也是出金钢的地方。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基本教养,坐牢的时候,会毫无遮拦地呈现出来。”柏杨发明了一项守则: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他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到写作之中,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这三本书成为他后来以一人之力翻译《资治通鉴》的前奏。

《白话资治通鉴》是一部“酱缸如何形成”的历史

柏杨不是正统的、学院派的历史学家,但他对历史学的贡献超过了那些泰山北斗式的大师,比如钱穆。柏杨对钱穆有一段评说:“像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虽然用一种看起来极其深厚、充满新鲜刺激的辞句作为标题,可是内容却仍是古老的考据手段和保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既得利益,最大的毛病是传统性的:说不清楚。”换言之,柏杨认为,钱穆的历史观中缺乏现代社会人权和自由的维度,缺乏对专制和奴性的批判和反省的立场。而这正是柏杨的历史研究和历史评论的长处所在。

在解严之前,柏杨仍不能以杂文“我口説我心”。于是,他以白话翻译《资治通鉴》,“每个月至少都要阅读四万字左右的文言文(包括标点和注解)原文,写出七万五千字左右的初稿,和缴出十五万字左右的校稿,以及所必需的地图、附录,和《通鉴广场》。十年如一日,没有星期天,没有例假日;没有阴,没有晴……”前後历时十年,方大功告成。

柏杨将这一浩大的翻译工程,作为承接五四批判专制文化的使命的一部分。柏杨翻译《资治通鉴》,不是采取中国士大夫传统、尤其是乾嘉学统中的那种“我注六经”刻板方式,而是以“浩瀚之历史”来“浇自我之块垒”。论及暴君之残忍,他怒发冲冠;论及庸众之蒙昧,他怒其不争;论及反抗者之勇锐,他高山仰止。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説:“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柏杨对《资治通鉴》中层出不穷的暴君、奸臣、谄媚者与告密者的剖析及谴责,让台湾读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蒋家王朝的阴影,更让彼岸的中国读者自然而然地对毛泽东的暴政而义愤填膺。中国悠久的历史,不能成为让今人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本钱。真正的历史学者,必然要以自由精神将历史激活。《资治通鉴》这本统治者寻求权谋术的百科全书,由此被柏杨改造成一本通往自由之路的启蒙之书,正如学者傅月庵所论:“启蒙的意义在于”执简驭繁“,点盏灯,照亮黑暗,让大家去聚焦、去正视。”

另一方面,柏杨对被践踏、被虐杀的无权者、无名者充满了同情与怜悯。比如,唐末藩镇混战,军阀李烈希裹胁平民参战,搬运泥土木材,填塞壕沟。李烈希对壕沟不能在时限内填平,暴跳如雷,下令把搬运土木的民工,也填进去,成为“湿柴”。柏杨翻译至此,不禁为之泪下。千百年来,中国人的草间求活的命运,不正如此?

我在大学时代读柏杨版的《白话资治通鉴》,拍案叫绝之处,往往是柏杨本人跳出来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柏杨曰”的段落。这些段落,长短不一,有的可以独立构成一篇精彩的杂文。比如,为对照中国暗无天日的“家天下”暴政,柏杨找来英国《大宪章》的传统一一对照,他得出的结论是:民主固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却是克制独裁的坚固盾牌。

《丑陋的中国人》:自省是重生的第一步

柏杨的第一身份是杂文家,他认为:“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但却由他发扬光大。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因为它每一次出击,都直接击中要害。”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文化像一片沙漠,社会如一潭死水”。杂文成为公意的唯一表达,柏杨“一遇到不公不义的事,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忍不住奋蹄长嘶”。

重获自由之后,柏杨对昔日因言获罪的经历无怨无悔,继续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一轮争取人权和民主的抗争之中。一九九四年,柏杨担任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创会会长,由来又推动将绿岛监狱改建成具有教育意义的人权园区。他虽然未能完全归向台湾主体意识,但他积极支持像康宁祥这样本土的政治人物,以此体现他对台湾的爱与呵护。更为重要的是,柏杨对华人的文化、历史及生存方式的深切批判,对人权和自由的不懈坚持,成为中国和台湾所共享的、宝贵的精神资源。

有了翻译《资治通鉴》、对中国历史通盘的了解来垫底,柏杨对中国文化作出了更为透彻的反思。八十年代中期,台湾社会风气渐开,柏杨赴美访问,最后一站是纽约,被安排在孔夫子大会堂演讲。当他再一次把中国传统文化形容为“酱缸”时,听众中一位先生提出:“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唐人街,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柏杨回答说:“唐人街不但不是中国人的骄傲,而是中国人的羞耻,看它的脏、乱、吵,和中国人对自己中国人的迫害与压榨,实在是应该自顾形惭。”这一系列极具争议性的演讲和杂文,最终结集成《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将柏杨作为华人世界第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知名度推向了顶峰。在我的中学时代,可以说是“有井水处必有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这一刺激性的说法,在海峡两岸引发了自五四时期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之后又一轮民族性反省的高潮。柏杨的好友、物理学家孙观汉说:“每个人差不多都知道自己可自豪的一面,但是柏杨使我了解我丑陋的一面,而最使我惊奇而伤心的是这种可怕的丑陋,竟不是我一人所独占,而是十亿同胞所共有的。”柏杨行文汪洋恣肆、逸兴遄飞,他本人并未对“丑陋”这个定义作出详细阐发。学者姚立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酱缸》一文中,则通过细读柏杨的文字作出如下的梳理:所谓“酱缸文化”,包括:对权势的崇拜狂;自私与不合作;淡漠、冷酷、猜忌、残忍;文字欺诈;对僵尸的迷恋和肤浅虚骄等方面。如今,习近平率领中共政治局全体常委拜谒毛泽东尸体,马英九则去慈湖拜谒蒋介石尸体。两岸当政者的举措均表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在三十年之后仍具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一部伟大的作品,是可以超越时空的。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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