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特发陈奎德先生旧文纪念)

五四运动七十一周年了。

联系到去年五四运动七十寿辰时,北京发生的震撼世界的一幕,联系到其后在东欧和苏联爆发的改变世界历史的澎湃浪潮,我不由得想起世界历史上一桩古老而又常新的现象:历史的“入魔”和“脱魔”的问题。

无疑,当代世界正处于一轮新的历史性“脱魔”时期。

所谓“入魔”,系指一种世界性的心理体验,即被魔咒所笼罩所支配。魔咒使人类的群体心理感受到某种狂迷、某种召唤、某种乌托邦式的幻影,从而坚信有某种超自然的魔力在冥冥之中控制,它无所不能,战无不胜。这种类似宗教神谕式的感应,在历史上像阵阵狂涛,骤然而起,呼啸而去。

所谓“脱魔”,正如著名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所描绘的:“世界的脱魔,就是从魔幻中解脱出来,……脱掉了那层神秘的但有真正精神行为的外壳,……进入从各种宗教预言中脱颖而出的有条不紊的伦理生活方式的伟大理性主义。”简言之,这里的脱魔,就是拒斥神秘力量的世界理智化进程。

就广义而言,从古典多神教开始发展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其上下几千年的持续过程,就是一个总体的脱魔过程。就狭义而言,亦可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入魔与脱魔的交替嬗递的更迭。以本世纪为例,法西斯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以伊朗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都是其典型代表。

本文主旨在讨论狭义的脱魔,特别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一项重要标记——共产主义魔咒的兴衰;另外,也对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略作考察。

让我们先来看一张时间表。

一八四八年,共产主义的先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宣布共产主义幽灵降临世界。

一九一七年,过了约七十年,中国的庞大北邻——俄罗斯,走火入魔,被共产主义魔咒所罩。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共产主义经俄国传入中国。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九四九年,共产主义魔咒全面笼罩中华。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中国陷入高度的共产迷狂,构成入魔的巅峰状态。

一九八九年,又过了约七十年。中国、东欧、苏联开始伟大的历史性脱魔。有谁会料到,当两位先知在上世纪中叶宣称共产幽灵在欧洲徘徊时,该幽灵竟会在下一世纪支配了半个地球,使落后世界陷入迷狂?又有谁会料到,当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势力鼎盛,似乎将席卷全球时,三十多年后它竟然在顷刻之间,几乎土崩瓦解?

这或许是历史上所有魔咒现象所固有的神秘色彩。

由此引出本文关注的三个基本问题:

第一,共产主义何以应如实地被称为魔咒?

第二,五四运动何以既是脱魔又导致入魔?它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双重资源以及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口号是如何相互冲突并导致悲剧的?

第三,掌握政权后的共产主义魔咒的基本特征及其命运如何?

共产主义无疑是一桩极复杂和重要的历史现象。其重要性不会因为它在政治上的势力迅速瓦解而消失。问题是,以科学自命的共产主义学说为何应被恰当地称作魔咒呢?

研究共产主义的书籍业已汗牛充栋,本文无意在此重复。我只想强调指出当代大多数学者的一项基本共识,即,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科学,而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愤怒的抗议。

现代社会学的创始者涂尔干研究马克思主义后大为诧异:它从科学借用来的资料是那么稀少、那么薄弱,但是从此引申出来的实际性结论却那么多,而且这些结论却又正是社会主义的中心论点。当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这种极不成比例的情形,谁能不感到惊讶?涂尔干在考察《资本论》后指出:“马克思为了要确立(社会主义)这种学说才去研究它,而不是因为研究它才产生这种学说。……这些体系中充满了情绪化的内容;它们的产生以及它们的力量都是对一种更完美的‘正义’之向往造成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科学,也不是社会学的缩影——它是痛苦和吶喊。”

实际上,作为一位对人类的痛苦有着敏锐感受的抗议者,马克思本人负有一种宗教式的使命感,他期望自己能像先知一样拯救全人类。因而,在他的著作中有一种内在的激情和道德上感人的力量。其结论是预先就给定了的,然后再去搜集材料。于是,这些经过筛选的极不充份的材料实质上不过是某种经过刻意经营的辩护词而已。鉴于此,远在上世纪末,学者们就指出:“马克思之所以能发挥影响力,主要因为他算是个道德上的导师;因此,他或许也能够在自十八世纪以降的伟大的世俗改革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乎此,当我们看到共产主义几乎总是在那些贫穷专制的国家得手,而不是如马克思预言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成功时,就不会特别诧异了。因为它以天启式的预言勾画未来,以先知的方式传布福音,在感情上和道义上调动了这些国家文化较低的穷苦者对乌托邦天堂的内在向往,从而产生了某种神秘的控制力量,导致了魔幻式的迷狂。

对于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学说以其庞大的带强烈黑格尔思辨色彩的理论体系,构成了雄辩的科学真理的外观。它坚信有某种神秘的内在矛盾推动社会从一种形态嬗变到另一种。这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驱使社会达到终极天国——共产主义,于是,人类得救。这在相当程度上吸引了知识者的想象力,满足于其潜在的理想主义心理需求。并且,马克思主义内蕴的极强烈的道德感和批判色彩,引发了这些国家备受压抑而强烈反叛的知识者共鸣,从而在感情与理智两方面都征服了其中不少人,进而使其丧失了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怀疑和实证的基本态度,弱化了其判断力。

如此,在这些落后国家,共产主义也就携有了现代魔咒的主要特征。

在中国历史上,五四运动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脱魔,其主旋律(民主与科学)甚至回响在七十年后的天安门广场上;另一方面,毋宁讳言,中国现代史上的再次入魔,与五四也有一定关联。实际上共产主义魔咒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导入中国的。

这种脱魔与入魔的双重作用,导源于五四运动的复杂性,导源于支配五四运动的两种精神——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也导源于五四之后“德、赛”两先生的此消彼长的不平衡发展。它们撕裂了五四的灵魂。

有两个五四,它们具有不同的内涵。

其一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即以《新青年》为中心,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间掀起的一场启蒙运动狂飙。它的基本精神资源是自由主义,其基本口号是“民主、科学”。

其二是作为民族救亡运动的五四,即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当天因巴黎和谈外交失败而爆发的学生游行示威并火烧赵家楼事件,并延至六月三日的上海罢市为止。它的基本精神资源是民族主义,其基本口号是“外抗强权,内惩国贼”。

上述区分已成了近年来学界的基本共识之一。

虽然上述两个五四略有一点衔接之处,但其基本精神却大相径庭。五四之后中国的基本路向都与五四运动的上述精神分裂相关。

外患深重,是当年中国所面临的基本态势,这一情势加诸中国人以极大的心理压力并支配了大部分人的价值取向。民族主义成为他们深层的最高判别准则。自由人权民主科学价值种种,在人们心中,无非是拯救这个古老民族的药方之一而已。即使是以自由主义自命的知识分子,当他们认为人权自由会妨害国家利益时,就会决绝地抛弃之。对其中的大多数而言,如下这一更根本的问题似乎从未进入其视野:民族国家强大的根本目标是什么?难道不正是保障并实现国民的基本权利——生命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权……等?倘若离开了这些个人的基本权利,富国强兵何在?国家主权何用?徒然满足专制统治者的虚荣心而已。

他们所开的更大的历史玩笑还在于,当牺牲了国民的基本人权后,人们发现,与其预期相反,不仅没能富国强兵,与其它国家相较,中国反而更加贫弱。这种双重失落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悲剧。

反之,七十年过后,综观世界,以保证基本人权为立国之本的国家,大部份竟然意外地同时获得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富国强兵的结果。简言之富国强兵的目标常常是在以保障人权为本的民主法治社会中附带获得的副产品。这一目标在开初是并非置诸首位刻意追求的。胡适之当年的一句话点明其中的逻辑关系:“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然而,谈到这里,笔者以为不能不首先澄清近年来颇流行一种决定论推理:五四的主流——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逻辑上导致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支配中国思想界,这就使一九四九年中共夺权成为必然。

上述推理是过于简单化和武断了。其中每一论断都经不起推敲。五四的主流是激烈的反传统还是其它?五四的真正传统是应以绵延未绝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为代表还是以中共为代表?中共四九年胜利的主要因素是思想上的胜利还是抗战之后基于国民党腐败而导致的刀枪上的胜利?在上述这些基本问题上笔者都不赞成前述的流行见解并想进一步指出,这一见解中有些本来就是中共解释历史时造成的认知混乱。但这些并非本文主旨,尚须专文阐述,滋不赘言。

但是,客观而论,笔者不想讳言,五四的两种精神资源之一的民族主义占了自由主义的上风确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弥漫创造了一定的社会心理条件,而五四之后的著名的科学玄学论战中科学派获胜导致的科学迷信,也为共产魔咒的生效产生了某种催化剂作用。

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伟大的脱魔运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神秘色彩虽不如欧洲基督教文化那样浓烈,但其宗法社会中黑暗的非理性因素,强调天人感应的直觉式浑沌化的感知方式等与欧洲的入魔状态并无根本的歧异,不过少有欧洲式宗教意味极强的狂热态而已。只是到了五四,开天辟地,新文化运动的个性解放、民主科学为中国引入了一套新的价值系统和理性化方法。才开创了一条崭新的路向。五四的自由主义理想,虽然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曾被蓄意淡化,乃至淹没不彰,但一条精神的脉络仍时隐时显,绵延不断。从蔡元培、胡适之、闻一多、朱自清、上海七君子,到胡风、罗隆基、储安平、傅雷等右派份子及殷海光、方励之……虽屡遭横逆,仍不绝于缕。作为五四传人,他们共享一条精神上的道统。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是当之无愧的脱魔运动。

但是,五四何以又同共产主义魔咒在中国兴起有一定关联呢?这就势必涉及一段复杂曲折的历史。

前已述及,自由主义的价值被民族主义热狂所压倒,是共产主义趁虚而入的原因之一。此外,三十年代西方民主营垒的经济危机和法西斯国家的强盛导致的对自由民主的普遍怀疑,又进一步弱化了自由主义理念。

此时,科学迷信的风气随科玄论战后,科学主义的胜利而泛滥开来了。这是一种逾越本份的无批判性的科学概念。科学成了终极真理的等价物。它可以无所不包地解决一切问题,从自然到社会到人生。它成了一个价值判断词,任何学说一旦被称为科学,似乎就获得了不受怀疑和批评的豁免权。科学主义阵营的主帅胡适之描述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经历了现代科学革命之后,在今天的无论哪一派科学哲学看来,上述关于科学的观念都是令人吃惊的的幼稚,它本身就是反科学精神的。人们看到,当年那种科学万能、神圣至尊的崇拜,已使科学染上了一点万能咒符的色彩了。

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之下,以最新最前沿科学的面目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出场了。它声称自己正像牛顿与达尔文揭示了物质和生物世界的因果律一样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铁的因果律。它的强烈自信加上前述的共产主义在落后国家作为魔咒的基本原因,对当年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征服力和催眠作用。

更重要的是,对处于焦虑救国心态的、重视实践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共产主义在俄国的掌权无疑表明了它是救国的灵丹妙药。鉴于此,“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成为最新咒语,甚嚣尘上。

于是,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这些当年的知识精英们,迅速转向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并向他的朋友兼科学主义主帅胡适之推荐这种“最新最完美的社会科学——经济一元论”。虽然胡并未接受,但他何曾想到,他自己为科学迷信大行于世所做的拓荒工作,已经为新的魔咒——共产主义的加冕准备了一条小小的红地毯。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贤。在某种意义上,面对如此巨大的精神磁场,要不被吸引是极其困难的。倘若人类没有这七十多年特别是近四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也绝不会有今天的脱魔狂飙。因此可以说,共产主义这种魔咒导致的迷狂症,正如天花等疫病一样,倘若人类从未患过,就不会具有免疫力。因而,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认为,五四以及之后共产魔咒的兴起,也许是中国的劫数,在劫难逃。

于是,人们看到,依靠更根本的方面,借助抗战的机会,中共坐大待机,积蓄武力,借助国民党战后的腐败,共产主义凭借枪杆,支配了大陆。

作为现代魔咒,共产主义迷狂最充份的表演,还是在它与权力溶为一体之后。

一九四九年之后,“政教合一”,共产主义魔咒变成了中国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国教。

在这种国度,统治者掌权的合法性溯源于他是否这一魔咒的持有者(即是否马列主义者)。实质上,倘若垄断了魔咒的解释权,也就获得了统治的合法性。由此,我们很容易理解,何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切行动和言论都必须诉诸共产主义诸先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而且阐释上述先知的符咒有愈益简化的趋向。因为只有简单明了,诉诸情感的咒语,才可能造成广大范围的号召力,产生群体催眠的效应,陷入精神的迷幻。

魔咒的另一基本功能在于,它在人类的精神与外在现实之间筑起一道人为的屏障。这一魔障使人类无法直达现实,不能获得正常的判断力。中邪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被引导透过这一魔障去观察事物,从而使万物染色并变形,乃至脱离了常识。人们当记得,透过这一魔障,人们是如何虔诚地相信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以及老教授比工农更无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脱魔”也就是摧毁这一魔障,使人们重返实在人间。

当然,任何热狂都有退潮的时候,魔咒的催眠时间更不是无限的。毕竟,人类的基本感觉(吃、穿、住、行)是无法由魔障全面隔绝或消解的。当饿肠咕噜时,任有念念有词的精神魔咒也敌不过一顿美妙的晚餐。而共产魔咒的致命伤恰恰在于,它的实践证明它无法提供“美妙的晚餐”。

这就导致了它的衰亡。

共产党国家在经济上的溃败是二十世纪这一主要神话破产的基本原因。自然,它也是剥夺公民基本人权之后的逻辑后果。为了挽救这一魔咒消亡的命运,十几年来,共产世界兴起了一场场的教义改革运动,这些改革使共产主义诸位先知之间发生了分裂和格斗。最先被逐出局的,是斯大林这个先知,然后是先知毛泽东的神圣性被贬值,往后受到挑战的是恩格斯,目前轮到了列宁……。掌权者们节节后退,“回到马克思”一度成为部份念咒者的响亮诉求。于是,共产教义的原教旨主义应运而生,他们力图挽救共产神话被脱魔的历史命运。

然而,原教旨主义并未表明它在解决基本经济问题方面有任何特别高明之处,并且,根本的困难还在于,尽管节节败退,但是原教旨主义仍有一道基本底线不得逾越。他们以魔咒掌权,因此,尽管任何其它东西皆可变,但魔咒的称号不能变。原因在于,一旦放弃了这一名称,他们的统治合法性也就丧失了。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魔咒体系内的改革派们尽管咬紧牙关忍痛割爱了许多过去被视为神圣的内容,但最终仍然祭起了那最后的四道魔咒——四个坚持,绝不退让。这并非表明他们真心相信或欲竭力维护四个坚持的具体内容,因为那些内容(如:何谓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见仁见智,莫筹一是的。要害在于他们欲坚持的,是这些魔咒必须对人们享有支配权,以及他们自己必须享有对魔咒的垄断权和解释权。这是他们的四块通灵宝玉,权力基础,万万丢失不得的。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经过去年的历史性巨变之后,共产神话的世界性脱魔前景业已呼之欲出了,其终局,连瞎子也能看见;其丧钟,连聋子也能听到了。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较早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趋势,并耸人听闻地用“历史的终结”来为时代命名。我想,就将来相当一段时期的历史大势而言,福山是具有洞见力的。但是,“历史的终结”这一用语毕竟有哗众取宠的黑格尔主义之嫌。诚然,共产神话在世界史上的破产是无疑义的,然而,鉴于在科学昌明的时代竟有约一半左右的人类被这种乌托邦魔咒催眠达一世纪之久的事实,鉴于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的人类迷狂的周期性循环的事实,我们不能不对人性中的一些基本弱点和难于驾驭的本能怀有深深的警惕。试想,在若干年或若干世纪之后,当对手已消亡,当大部份人厌倦了平淡无奇的自由民主体制下的生活时,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能够担保人类不会再创立一套崭新的咒符并再次掀起世界性的乌托邦狂热?这类周期性的涨落在世界史是屡见不鲜的。

记得本世纪初叶,马克斯韦伯断然向世界宣布:“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理性化、智化,特别是脱魔化的时代,……”我注意到他演讲的时间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他何曾料到,就在此时,一种新的魔咒已经潜入并支配了俄罗斯大地,一场世界性的入魔迷狂已经开始酝酿了。

明慧如韦伯者尚且如此,福山凭借什么灵感来保证自己不重蹈韦伯覆辙呢?

没有任何东西能一劳永逸地保证自由的确立,唯有永恒的警惕和不懈地抗争。

共产主义神话在二十世纪的肆虐,给予人类最重要的教训之一或许是:凡是借助理想王国的美好诉求以批评现存秩序者,倘若这种理想世界是理想家构思设计出来的,并非自然生长演化起来的;假如它从未曾在现实世界试验过,那么,最稳妥可行的办法是如实地把它视为一种批判力量、净化力量和改革力量,从而促进现存社会的良性变迁。倘若把该理想王国当做某种必然归宿和正面目标来狂热追求,并不惜任何手段强制实施革命性总体动员,则对人类往往是一场血腥的悲剧。简言之,各式各样的乌托邦,作为批判性的因素是富有价值的,作为肯定性的目标是极其危险的;作为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它具有净化现实社会的作用,作为在现实人间强行施工的天堂蓝图,则这条通向天堂之路往往导致地狱。

这是人类从共产主义神话中获得的历史智慧,简单而朴素。但是,凝结在这个单纯的智慧背后的,却是七十多年间数亿人的生命、鲜血和热泪!

(发表于一九九零年五月)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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